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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孩子和她妈妈一样坦然，两眼平静地看着我，没有一点害羞的表情，可以说没有任何表情。我和沙贝如芒在背，赶紧拿了书向瘸子大学生道了谢，转身就跑走了。我想大概他们家从来没有客人来，所以她们没来得及准备任何衣服，也没来得及准备任何表情。
我明白了，董先生就是要让瘸子大学生有点儿收入。解放了，居然在我们大雅宝旁边就有这样穷的人，真是无法理解。这会儿我的脑仁子真的不够使了。
第四部分第十三章 京戏
他扮蓝脸单雄信，一出场把闪光的手铐上的链子一下甩得老远。他高亢的唱腔直穿云霄，你听得一股热气猛冲天灵盖。好家伙，真叫解恨。我记得到大雅宝来看我爸的老延安，最常来的是中国京剧院院长阿甲的太太方华，她好串门嗓门又大，妈妈说她为人豪爽，就是有点老三老四，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就大声叫我：干儿子！
我那时候就有点烦她这个，就从来没好好答应过她。但是我也不愿意让她伤心，因为她自己没有孩子，从小就叫我干儿子，一直对我很不错的，就是她嗓门实在太大了。
一来当年史沫特莱在延安就给她拍了《女红军》的头像，她似乎是个天生的女革命家的样子，在美国人写红军的书里一直英姿飒爽，呆了这么多年；二来，她每回到我们家来总是提着一个大西瓜，或者带点儿其他水果给我们吃，这也是我欢迎她的地方。来了以后她就和我妈轰轰烈烈天南海北地一通猛侃。
据说她在延安唱京戏，女角里就数她唱得最好，她的先生阿甲虽然是南方人，可是唱得比她还好。据说江青唱《打渔杀家》里的桂英的时候，阿甲就演她爹萧恩。江青当时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比方华阿姨漂亮多了，所以，让她来唱。要不唱这出戏，毛泽东都不一定就看上她了。当然，这都是小孩儿们事后的瞎猜。
我爸我妈都是戏迷，没事儿在家也唱几句。妈妈最常唱的是：
要不提来马力来么，倒也罢了。
要提起来马力来么，令人可恨。
想当年在扬子江边，我救了他的性命；
他言道要早啊烧香，晚啊点灯，
一天三次三天九次，
谢我救命之恩！
我听我妈唱得还跟真事儿似的，我就拼命忍住了笑。
妈妈真的很喜欢京戏，我们住在北池子北口草垛胡同十二号的时候，我也跟着喜欢。这是我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那时我们和阿甲伯伯、方华阿姨碰巧是邻居，都住在这个大院儿里。就是无巧不成书，他们在延安就是好朋友，现在居然在北京住得这么近。
那时候阿甲伯伯他们好像在弄京戏，要办一个中国京剧学校或者京剧院什么的。
那时候，我爸爸自己有一些人家送来的戏票，阿甲伯伯又给我们一些，所以，我就有机会经常和他们一起去吉祥剧场看京剧。那都是晚上，偶尔也要到前门外的民主剧场去看。白天我自己也可以去阿甲伯伯的那个楼里面的排练室，看演员们的彩排。
妈妈和寥寥（摄于五十年代）我那会儿最喜欢的是裘盛戎先生唱的《锁五龙》，他扮蓝脸单雄信，一出场把闪光的手铐上的链子一下甩得老远。他高亢的唱腔直穿云霄，你听得一股热气猛冲天灵盖。好家伙，真叫解恨。
有一次，我妈妈居然就一本正经地和方华阿姨商量，叫我去学戏。方华阿姨说没有问题，还请当时京剧院的顾问名票顾森伯来看看我。他叫我唱一段，我那会儿爱听可是不会唱。他老先生说，没关系的，你唱一支歌也可以。我就唱了一段《马赛曲》。他说，没有问题。你完全可以学戏，不过学戏很苦的啊？我当然说不怕。
方华告诉我妈妈，我可以学铜锤。我妈妈听了就不乐意，原来她希望我学的是小生。那时候我妈妈和我也很喜欢看叶盛兰先生的《罗成叫关》，我爸爸那时最喜欢的是程砚秋先生的《锁麟囊》。
总之，后来似乎我妈也不热心了，我爸坚决反对，我去学戏的梦就化为一股青烟了。
没想到，搬到大雅宝看到这里的这些大人也是一样，又是一群戏迷。
他们要唱两口，往往在夏日直到中秋那些不刮风的日子里，吃完晚饭乘凉聊天之后。
那会儿，黄叔叔在中院儿，多了一间工作室。就在邹佩珠阿姨工作室的隔壁，黄叔叔在李可染伯伯家的窗户下，搭起了一个葡萄架，还真的种上了一棵葡萄藤。据说，黄叔叔在吃完野猫以后，就把它们的遗骸在这里就地埋葬了，据说，这样葡萄就长得特好。
第一年中秋，这个葡萄架一夜之间，就长满了各种大粒的葡萄，有紫红色的玫瑰香，也有碧绿的马奶子葡萄。细心的人，会看到这些葡萄和藤子之间都有细细的红线绑着。原来这又是黄叔叔的一个花招儿，这些葡萄都是他自己买的，为的是请全院子的小孩儿都来参加中院儿的中秋“葡萄月饼晚会”。
等我们吃饱喝足了，也跟着黄叔叔的手风琴唱完歌了，我们都渐渐乏了，有的孩子去睡了，其他孩子也都四散去玩了，这时候，才是大人们开始娱乐的时光。李可染伯伯不知什么时候，拿出了自己的京胡，葡萄架下悠扬地飞出了紧凑的过门，这时候估计在中院儿也只剩下不多的戏迷了。
其他人，像我和我娘娘都早早躺在床上，一面轻轻地开合着手中的蒲扇，一面远远地欣赏着他们的清唱。
邹佩珠阿姨喜欢反串须生，她拿手的是《搜孤救孤》，常浚先生唱的是《碰碑》，黄叔叔回忆他还听过李苦禅伯伯的《夜奔》。这我没有印象了，可能我那时已经在这些美妙的音韵中渐渐睡去了。我在朦胧中还看见他老人家，正在虎虎生风地耍弄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忽而又化为金钱豹的钢叉。
第四部分第十四章 晚会（1）
想起当年的情景，每个人都会止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渐渐笑出了泪花，似乎在昨天，似乎在上辈子。这会儿的人很少开晚会了，因为那种群体娱乐的方式似乎被这个时代淘汰了。如今都已经变成了卡拉ＯＫ，变成了三两知己的小型活动，或者在中央电视台搞个全民大联欢的春节晚会。
五十年代，八路军进城以后，带来了一个解放区流行的晚会模式。几乎每个单位、每个集体、每个节假日、每次运动都一定有晚会，都有演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晚会就逐渐淡出了。如今人们没有那个心气儿了，没那个心境了。
富有中国特色的晚会和其他国家的晚会完全不同，我们刚到海外的时候，经常说：外国人真不会玩儿，他们那晚会算什么啊？没想到现在中国也是一样，你再开那种古老的晚会，很少人会来，就是勉强组织，也没有那种热烈的气氛了。要不怎么说穷欢乐呢？那时候穷，还不准发财，大家就趁机搞些欢乐晚会解闷儿。现在，要么忙着去发财，要么忙着去升官，要么忙着准备这些。没人有工夫了，就没有这种晚会了。
我们大雅宝那时候，大人小孩儿都是晚会迷。
每逢节假日，我们都四处乱窜，参加各种各样的晚会。我最喜欢的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晚会，那里面的节目表演者都是职业演员，他们的节目精彩绝伦。有时候以假乱真，把我都搞糊涂了。像吴雪波伯伯、雷平阿姨等等都是从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来的，都是我爸我妈的熟人。姐姐那会儿就在那里的儿童工作队当演员，晚会上她就扮成个公主什么的。因为她奔儿头、窝窝眼，化妆成鬼子容易。我爸当年也在延安那个剧院演出过，他演的就是苏联的名剧《第四十一个》里面的那个“蓝蓝眼睛”的白俄军官。所以，那里是我们晚会的根据地。
中国文联的晚会，又是别具一格。我喜欢去是因为可以见到老舍、赵树理等我最喜欢的幽默作家，还可以看到他们本人表演的节目。虽然在那儿可以见到许多当时最有名的作家，但是，他们的作品都没这两位的好玩，可不是嘛，小孩就喜欢有趣的东西。
不过，我记得最后的那一次，好容易盼到老舍先生出场，他高高兴兴地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好像是在歌颂北京的春天什么的。我本以为他要说段单口相声或者唱段儿鼓词，那才会精彩。听他念这种不像他写的诗，这一直是郭沫若老先生的活儿啊？所以有点失望。他是真心希望和大家一起高兴，不知怎么回事儿，总觉得不知什么地方有点儿拧着。
赵树理倒是自己打鼓，老舍先生还唱了段山西梆子，真是土得掉渣，但是非常有味儿。和他写的李有才差不离。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晚会，也是不错的。你可以看见郁风阿姨在那里翩翩起舞，她在舞场上绝对是个高手，难怪她是郁达夫的侄女。在《东北画报》当过编辑的赵域叔叔，在东北就喜欢我，这会儿他是北京艺术学院的校长，娶了当时最漂亮的油画家邵晶坤。在那时的晚会上，她就相当地打眼，光芒四射，吸引来四面的目光。
而吸引我们孩子的还是去猜灯谜，一来可以练练手，二来可以得到很多奖品。
对我们来说，中央美术学院的晚会，我们是每次必到的。那时候，中央美院的学生正是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岁数，他们的节目虽然不如“青艺”的那么专业，表演者也没有“文联”的名气那么大，但是他们的想象力却使你无法忘记。
我忘不了那个晚会上演出的雕塑剧《世界美术全集》。油画系的学生爸爸和郁风、黄苗子、林风眠（摄于八十年代初）
们自己化装成国外油画名作里的人物，然后用灯光一打，简直就是这些油画放大的立体版本。
当然，俄国画家列宾的《蜻蜓姑娘》一画，比较简单，因为只有一个女孩子，但是他们设计得非常认真。那灯光下的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