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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自己治好了他的胃痛病。1936年他的党卫军医生（党卫军将军恩斯特一罗伯特·格劳维茨）曾给他的脆弱的胃系统开了一种德国专卖药“科斯特医生的防毒片”，在他的请求下，莫勒尔医生给了他一大堆这种药。希特勒吃了这种和六年前给他的那种无明显害处的黑药丸一样的药之后，他的病缓解了，他便开始定期服用此药，每天服用八至十六次，一直到1944年10月。当时一位来看病的医生检查了这些药，他读了小扁铝盒上的说明：“马前子浸膏，0．04克，颠茄浸膏0．04克，”他简直被吓坏了。这位医生说，这些药的主要成份是毒药马前子碱和颠茄碱，希特勒的用量常常达到几乎致命的剂量。只是在那时毒药手册上的有关条目才刚刚读给病情缓解了的元首。“颠茄碱首先是兴奋剂，然后是麻醉剂，作用于中枢神经。在人体中，它主要影响前脑，使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先。是处于想入非非的兴奋状态，然后是健谈、不安，产生视听幻觉以及可能出现一阵阵安详宁静，也可能是行为激烈狂乱的精神错乱。”另—方面，马钱子碱积聚在人体内，作用于神经系统，使感官过于敏锐。“大剂量服刚后，增强了的对光的感觉可能转变为明显的厌光：其他感官显示同样变化。听觉和触觉增强，嗅觉和味觉可能一度更为敏锐。”马前子碱能如此剧烈地增强神经系统的反应，以致普普通通无害刺激也能导致牙关紧闭症。希特勒于 1943年春天开始的自己进行的药疗法的严重后果不可低估。
于是，希特勒离开了“狼穴”，尽管比他原定计划多呆了很多天。他的汽车把他送到地方火车站，他的专列在那里等候，他的仆人们以及他的阿尔萨斯母狗布朗狄一上车，火车就开动了。在腊斯登堡的暗堡里过完了紧张的生活，他的卧铺车厢对于他又奢华又陌生——有为他的所有人员使用的柔软光滑的床单，擦得锃亮的木制品和铜灯，地板上铺着一条柔软的地毯。由私人官员围着，他在摆着红皮面椅子的餐车上吃了饭。在他的命令下，三位秘书和他一起吃饭——最高级的不露面的约翰纳·沃尔夫；直率的克里斯塔·施罗德（马马虎虎注：这位女士后来曾写过回忆录《他是我的首长》，中译名为《元首女秘书的回忆录》也是一本好书，一本真实的书！！推荐阅读！！），她曾跟鲍曼当了三年学徒，还有新来的特劳德尔·汉普斯。夏勃、赫维尔，鲍曼和莫勒尔也在座，莫勒尔这位肥胖的医生津津有味地吃着，清楚地听到他咀嚼的声音。希特勒吃了土豆泥，一个鸡蛋和一块淡味饼干就饱了。
特劳德尔，汉普斯后来写道：“这种不拘礼节的谈话使我吃了一惊。鲍曼最温和友好……元首讲话温柔，有节制。吃完饭他要求把天棚上的灯关掉。他喜欢柔和的光线，因为他的眼睛非常敏感。”送来一壶茶。“香啊，”希特勒喊道，他给大家喝，但是谁也没喝。火车不时地停下，而且收到电话消息。希特勒叫来一个男仆．“把布朗狄领出去散散步。”然后火车又开了，餐车轻轻地摆动着，莫勒尔轻轻地打着鼾声，那盏小小的台灯放出昏暗的光。
第二天上午在波美拉尼亚的卢根威尔德他呆了几个小时，视察了克鲁普的新大炮“长古斯塔夫”和正在进行射程试验的各种新坦克原型。斐迪南牌坦克终于在这里试验了，这是一种以两个柴油电机为动力的七十吨重的庞然大物，装着八英寸厚的装甲和令人生畏的88毫米大炮，简直是坚不可摧。等“城堡”行动开始，这些武器再加上虎式坦克肯定会打败俄国人。斯佩尔和他的有生气的纳粹代理人卡尔一奥托·索尔上了火车，来参加关于新武器计划的一次非正式会议，这次会一直开到柏林。希特勒对有名无实的俄国“军团”不放在心上。“我相信那些无赖非常虚弱……”速记员们听他这样说过，还听他说过“他们用来对付我们的全部家当，就是‘兵团’，可是……”（只有记录的片断还在，但这些片断似乎足以说明问题了。）他请斯佩尔和戈培尔在总理府吃饭，给他们看了英国最近一次空袭对慕尼黑的毁坏情况的调查报告，还谈到他对邓尼茨的潜艇战争所寄予的极大希望。戈培尔提议，德国空军应该轰炸伦敦的富豪权贵们的居住区而不是贫民区。当他把话题转到犹太人时，希特勒祝贺他已经把大多数犹太人撤离了柏林。戈培尔引述他的话说：“战争使我们能够处理在正常的时候永远不能处理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希特勒明显地觉得和这位宣传部长在一起没有意思，因为5月之前，戈培尔不肯拿出时间和他进行私人会面。于是，马丁·鲍曼对希特勒的影响增大了。
3月22日午夜之后半小时，希特勒的火车离开柏林，驶向慕尼黑。在刚过去的一天里，他是和特罗斯特夫人—起度过的，在奥斯特里亚吃的午饭，观看了最新绘画展览。晚上，爱娃·勃劳恩也上了火车，开始了去伯希特斯加登的短短的旅程；一长列曼赛德斯牌汽车把他们带到了山腰上的伯格霍夫，伯格霍夫“大厅”的窗子暗淡地映出月光和白雪，管家人梅特尔斯特劳瑟人人出来迎接这一对儿，希特勒的上衣和帽子挂在前厅后，他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以后几个星期里的会议和决议的记录幸存无几。由他的男仆们保存的一本关于他的活动情况详细备忘录日志表明，他通常是在午间起床，两、三点钟时吃午饭，很晚才睡，晚饭可从没有固定时间。除了“城堡”行动之外，我们知道希特勒在构思着夏天对列宁格勒展开进一步攻势。但是他也在寻找在西线重新获得主动的途径：“吉赛拉”——西班牙北部的纳粹占领区——算作途径之一；可是他已经重新考虑闪电式入侵冰岛的“伊卡鲁斯行动”了， 1940年雷德尔已经和他通过商谈，差不多消除了对此行动的分歧。墨索里尼没有按时来，—直拖到4月7日，在此之前希特勒只和他的较为信赖的同盟者之一鲍里斯国王进行一次不太引人注意的会见，这位国王保证一旦英国和土耳其入侵了巴尔干，保加利亚将站在希特勒一边共同战斗。这次会见没有作记录，会见是很随便的，甚至有—回希特勒的一个秘书大声地嚼一只苹果，操着—副网球拍，没有报告一声就走了进来。“别苦恼，”希特勒后来安慰她，“就是国王，也不过是个人。”
在伯格霍夫的这几个星期里，希特勒对他忽视已久的第三帝国的一些问题曾作过一般性过问。其他问题他故意回避了，但也有许多问题故意瞒着他。因此，党卫军最高长官希姆莱在3月30日来的时候，讨论的内容只是围绕着党卫军的军事事务（根据希姆莱的记录），没有涉及“黑教堂”丑闻，它即将暴露出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谍报局的不忠实行为。（慕尼黑谍报局的一个特务卷入了一宗肮脏的散播谣言的讹诈案，按惯例被捕，后来盖世太保曾发现了卡纳里斯的主要军官和梵蒂冈的交往中有叛国的证据。 1943年3月24日，希姆莱在柏林就“黑教堂联合体”的问题与盖世太保头子缪勒进行了电话交谈。4月5日，谍报局司令部遭到袭击，卡纳里斯的主要助手被捕，包括汉斯·冯·多那尼伊博土和汉斯·奥斯特将军。）卡纳里斯作为情报机关首领，搞到的准确情报却那么少，早该免除职务了。他的所有预言推断，事实证明都是错误的。最初他曾经预言英国和法国将要在慕尼黑会议期间进军，法国要在1939年9月中旬攻打德国。此外，他对1941年斯大林的大型坦克的生产，1942年英国入侵北非的计划，或是更近 一点的罗斯福——丘吉尔的卡萨布兰卡会议都一无所知。但是，只要凯特尔庇护他的下属卡纳里斯，希姆莱就不会在检举他有叛国罪上大作文章，以致自讨麻烦。卡纳里斯深知这一点——可能是他抓住了希姆莱的什么把柄。我们可以想象，在1941年卡纳里斯和这位情绪明显低落的陆军元帅促膝谈心之后，在他的记录中已把自己的轻蔑隐而不书。凯特尔曾（“逐字地”）向他吐露：“我亲爱的卡纳里斯，如果我的作战局没有象你这样的忠实朋友，我早就不干了。就是因为知道我有这么可靠的同志才使我得到安慰并使我干下去。”
希姆莱和希特勒于3月30日在山间作了两个小时的散步，他没对希特勒特别谈起处理“犹太问题”上的进展——希特勒戴着一顶柔软的有遮檐的帽子，以挡住阿尔卑斯山的强烈阳光，不让它射到眼睛上。早在1943年希姆莱曾呈给他一份关于同样题日的统计报告，一份关于白希特勒1939年10月下达书面命令以来，他所提倡的人口迁移情况的统计报告，这份报告是用特大号字的打字机打的，而且肯定到了元首手里。但是元首是否看到了这位党卫军最高长官同时炮制的关于“犹太人问题在欧洲的最后解决”的这份统计报告了呢？希姆莱的首席统计学家理查德·科勒尔博士曾用干巴巴的语调分析了世界上的大约一千七百万犹太人的命运：由于移民、较高的自然死亡率和1941年末随着移民禁令而开始的强迫“疏散”，1937年以来欧洲的一千万犹太人已经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五。使希姆莱恼怒的是，他在3月23日读到那份十六页的文件时，发现在第九页上清楚地写着从东方省份驱逐的一百四十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二人中有一百二十七万四千一百六十六人已经在总督辖区的集中营遭受“特殊处理”，剩余的十四万五千三百零一人在瓦尔特区得到同样的处理。希姆莱知道得很清楚，元首曾在1941年11月下令不要清洗犹太人。4月1日，他让人把这份报告编辑成为“呈给元首”的文件，几天以后生怕他没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又指示在给元首的那个副本中，他“不想在那里提及任何对‘犹太人的特殊处理”，根据新的正文，犹太人将“通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