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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学校里当上了差事。
第二点，正像前一节里讲过的那样，在宗学这一方面也是无法解决〃汉化〃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顺治朝初设宗学的第三年，皇帝就谕宗人府说：〃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著永停其习汉字诸书。〃他认为，学生们只要通过翻译文字，就可以来看〃各项汉书〃。这个天真的想法当然是行不通的。雍正朝的宗学是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在学的子弟，或清书，或汉书，〃随其志愿，分别教授〃。但是当时规定却形成清书教习一共只设二人、汉书教习每十名学生即设一人的悬殊比例。这种规定（当然是由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本身就反映了问题和矛盾。雍正十一年又增入翰林官二人，分教两翼，〃分日入学，讲解经义，指授文法〃，这当然也是汉文的事情。乾隆三年，设总稽宗学官，又定两翼各增汉教习二人。但到七年，便又下了一道〃上谕〃，说：〃我朝崇尚本务，原以弓马清文为重，而宗室谊属天潢，尤为切近；向来宗室子弟俱讲究清文、精通骑射，诚恐学习汉文，不免流于汉人浮靡之习，是以世祖章皇帝（顺治）谕停其习汉字诸书，所以敦本实而黜浮华也。……嗣后宗室子弟或有不能学习汉文者，应听其专精武艺。……与其徒务章句虚文，转致荒废本业，不如娴习武艺之崇实黜浮、储为国家有用之器也。〃这中间，对宗室子弟许否应乡会试的问题，也在八年和十七年出尔反尔，既准又停。二十一年便裁撤汉教习九人，改为翻译教习，并每翼各增骑射教习一人。二十七年裁觉罗学里每旗汉教习一人，改为满教习。一乾隆朝大致的政策趋势，是很明显的。
然而到乾隆三十七年召见宗室公（爵）宁升额，宁升额竟不能说满语，皇帝因此命令宗人府，加强学生对满语的学习和考试稽察，不许〃仍似从前塞责〃。这就暴露了以前满语教学完全是敷衍应酬的事实真相，也说明了满洲族人的汉化简直是封建统治者主观意志所无能为力的历史进展。
扼要地叙明了这些事势，是因为要想理解曹雪芹这一阶段的生活，必须向这方面参考研究，寻求消息。上述两点，对曹雪芹在宗学里的地位、遭遇都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曹雪芹究竟在宗学里所任何职？这一问题目前还不能作出肯定答复。
据传说，曹雪芹作的是宗学教习（注：张永海说。）。如果事实确是这样，那么结合上述种种，就可以看出更多的意义来。
不过这个传说也有一点不好解释。
传说中的〃教习〃的原语是〃瑟夫〃（注：据黄波拉、吴恩裕两位的调查记录。黄文发表于《羊城晚报》1963年4月27日…5月1日。），传说者解为教师之义。这个解说倒是对头的，因为清代官书也写作〃塞傅〃，是满人称呼教习的用语。但是雪芹的好友之一、宗学学生敦诚，在诗句里提到他和雪芹在宗学时的交谊的时候，说出了〃接■倒著容君傲〃（注：此用李白《襄阳歌》典故。（向来解〃倒著接■〃为倒戴帽子，实则接■乃古代鹭羽编制之簑，即鹤氅类。我另有考，此不备及。））的话。这语式语气，绝不像是学生对老师的关系。有人认为这应该从学生敦诚是皇室贵族而老师曹雪芹是包衣奴隶的身份来解释。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在乾隆时代，还像以前的各姓封建朝代一样，对作老师的，不管是私家延聘还是公家指派的，礼数都特别尊重，受到特殊的厚遇（例如官中教职，品位极卑，却只长揖以见公卿，不行跪拜；到晚清总督大员当书院开学典礼时，还要亲率诸生，先向教师行跪拜礼；皇帝皇子对师傅也要施以殊礼，绝不能和一般臣僚同样对待（注：如《晚睛簃诗汇》卷二对乾隆帝诗的案语所说：〃感旧之什，盖于诸旧臣中择其尤者始著于篇；师傅称先生，字而不名，尤致敬礼。〃乾隆诗云：〃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最是佳证。《天咫偶闻》卷一：〃国朝自太宗以后不立太子，皇子之幼与诸王世子共学于上书房，选词臣有学行者，训迪加严，与民间延师无异。〃又卷十叙旗家家法子弟礼节最严，而〃其敬师也亦然〃。）），师生的关系和感情，是极鲜明的东西，它虽不能完全〃解除〃其他身份差别，但满可以部分〃抵消〃或具体〃压倒〃之。康、雍时代的权相太傅马齐（注：此人是傅恒伯父，明义、明琳等人的伯 祖；是康、雍两朝与皇室内部矛盾和内务府人员关系都很密切的人物。马齐与弟马武，威权倾一时，有〃二马吃尽天下草〃的谚语。），不甚识字，因为所请的馆师常常不按时守职，他竟然和门下诸人说：〃所雇先生终不惬人意，他日当买一先生，定当差胜此也。〃当时传为笑谈。敦诚却不是这样〃保持〃着〃旧俗醇风〃的满洲人，他在怀念他的几位师长如孙灏、李情、徐培等人的诗篇中，就有〃鹿洞亲依徽国席，龙门曾御李君车；自为桃李公门后，不向春风更著花〃〃依稀尚记南州客，于鹄曾经受业来〃〃三年膏火西黉夜，一帐凄凉东馆风〃等句子。试拿这些和〃接■倒著容君傲〃的口吻来比较，那差别就极分明了；我们很难想象他对一位老师可以说出〃容君傲〃的话来。
看来，在宗学里的曹雪芹不会是一位塞傅老师；而可能是一种较为高一等的杂役人员，比如抄写、助理文墨等事的〃下手〃。我们可能想到，如果他是举、贡一流的身份，岂不正合作教习的资格，宗学里何至于把他用为杂役之流？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曹雪芹家是获罪抄没并且又经过其他巨变的，这种家族的子弟因为被罪惩斥而沦为杂项人员，在学校里当当冷差，勉维生活，倒是很自然的事。
曹雪芹在宗学任职，起讫年月，都不可考。往上推，似乎可以早到乾隆九年（1744）左右，即敦诚初入宗学的年代，但也许比这要晚一些；往下看，恐怕不会迟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后，因为这时他已经移居到西郊山村去了。
周汝昌
十七 交 契
在我们所知于雪芹生平事迹的极有限的点滴之中，宗学的关系毕竟要算比较重要的一点。今姑照〃宗学任职〃说略加论析。
曹雪芹虽然是正白旗人，而其当差所在的宗学却不是北京东城（白旗属左翼，居东城）金鱼胡同（后移史家胡同）的左翼宗学，而是在西城西单牌楼以北的右翼宗学。这是因为他在宗学只是做事，并不必像学生要按本旗该属的哪一翼来入学。然而他之所以进入右翼宗学，也必然有其引绪。大概不是因为介绍他去的那个在宗学管事的人本来是住在西城或本属右翼四旗的，便是曹雪芹本人此时住家已在西城：两项原因应居其一，或是兼而有之。
右翼宗学从一设立，就在瞻云坊（俗称西单牌楼）以北的大街路东的第四条巷子：石虎胡同。那所房子来历很久远：在明朝先为常州会馆，后为太师周延儒的故府；入清以后成为吴三桂之子额驸（即俗称驸马）吴应熊的赐第；康熙十三年四月，吴三桂起兵叛清，因此应熊不久〃赐死〃，此府当即撤废，后来沦为右翼官房；到雍正二年，就在这里设立了右翼宗学。大约到乾隆二十一年或略前，右翼宗学迁往瞻云坊以南的绒线胡同，原来的旧址成为裘曰修的赐第，那就已是后话了（注：参看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裘文达文集·行状》、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四《题裘漫士少宰苑东寓直图》（丙子诗）第四首及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石虎胡同〃条；又后者〃宣武门大街〃条云：〃右翼宗学，旧在瞻云坊北，今移绒线胡同。〃按瞻云坊北，即指西单牌楼以北的石虎胡同。）。
曹雪芹因在宗学，便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最重要的要数敦敏、敦诚兄弟二人，只因他们两个，我们才得以知道了雪芹中年以后的一些概况。
敦敏，字子明，号懋斋，生于雍正七年（1729），比曹雪芹只小了五岁；卒于嘉庆元年（1796）以后。敦诚，字敬亭，号松堂，别号慵闲子，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比曹雪芹小了十岁；卒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两人本是胞兄弟，父亲名瑚玐（1710…1760），但敦诚在十五岁时出继给叔叔宁仁为嗣了。他们是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的第五世孙。
为了更好地了解曹雪芹，必须对他这两位宗室朋友加以了解，而为了了解这两位宗室，又必须了解一些其他的事故，所以我们这里要提起一些老事和〃旧账〃。
原来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兄弟五人，三弟名舒尔哈齐，最为重要，在明朝人的口里曾和努尔哈赤并称为建州都督，朝鲜史料中也并称，而以〃老哈赤〃〃小哈赤〃别之。可是努尔哈赤与弟不和，疑其有二心，竟先杀其两子，复禁锢其本身，最后终于杀死了完事（后来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又以十六款罪状杀了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努尔哈赤自己有十六个儿子，最喜爱的是〃大福晋（忽刺温之嫡裔乌喇贝勒之女）〃所生的三个：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努尔哈赤属意于第十四子多尔衮，想传位于他，不想后来第八子皇太极谋得了皇位，逼死了那位乌喇母妃殉葬他父亲。皇太极既死，以多尔衮和舒尔哈齐的第六子济尔哈朗同为摄政，〃扶保〃他的幼子福临（顺治）为帝。入关前后，多尔衮弟兄三人功劳最大，也威权最盛，不但导致了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系派之间的磨擦冲突，而且也引起了皇太极系的疑嫉，因此福临亲政之后，就假手于济尔哈朗，伺隙向多尔衮及其弟兄系进攻。阿济格本来就不忿皇太极抢得皇位的事，因此当皇太极一死，他就和多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