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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丰也在此时提出了挑战：“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出现这种局面，只是当初遵义会议期间，因战事紧，蒋介石趁着红军在遵义休整，重新部署了追堵红军的计划，要把红军剿灭在遵义地区。“柏公馆”的主人——柏章辉师已逼近遵义城，由谁接替博古的问题就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谁知，这一搁置，历史却发生了变化。
张闻天对博古迟迟不交权，颇为不满，在土城战役之后，他公开提出要变换领导。周恩来曾十分清楚地谈起这件事：
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博古得知毛泽东要让张闻天接替他的职务时，他也断然决定立即“交权”。因为在他看来，自己下台已成定局，张闻天毕竟与他有过深交，也毕竟是从莫斯科走出来的，并曾经为他摇旗呐喊过，把权力交给他比交给毛泽东要好得多。
当凯丰得知博古准备“交权”时，一再向他说：“不能把中央的权交出去！”
博古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
所以，在土城战役之后的第七天，也就是2月5日，张闻天便接替了博古。当时，土城战役失利后，红军的处境极为不利，但交权的问题却在急速地进行着。周恩来回忆说：
我们赶快转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就这样，在一间小茅草屋里，博古把跟随他三年多时间的象征“权”的那几副装有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
话又说回来，当时尽管毛泽东首战失利，但他的主张是被党和红军所接受了的，只要毛泽东点一下头，他仍然可以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但毛泽东却没有点这个头，并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这有他的考虑。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更换领导人，需经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尽管不服王明、博古等人曾以“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这类言辞对他的攻击，但他此时又不得不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毛泽东出自“山沟沟”，从未去过苏联，共产国际缺乏对他的直接了解。而张闻天是王明、博古的密友，共产国际信得过。更何况，自从张闻天从“左”的阵营中杀出来之后，跟毛泽东紧密合作。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站出来作反报告，立了头功，毛泽东看出他“是不争权的”，容易与别人合作，也能团结别的同志一起共事。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同博古、李德进行坚决斗争，根本目的不是要去坐那个“宝座”，而是为了挽救党和红军，在他看来，只要路线正确了，只要有人有能力来执行这条路线，领导党和红军摆脱目前的困境，无论是谁掌权都是一样的，不能非我不可。
当然，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两条原因，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充满了自信，因为他的思想和主张在党和红军中占据了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之所以产生历史性影响的关键所在，不在乎是否真正当上那个“头头”。
那个鸡鸣三省的地方，不知道它是否刻下了这一幕，反正是张闻天接替了博古。
让张闻天接替博古任中央总负责，这是毛泽东的高明，想想看，当时共产国际是中共的顶头上司，权力很大，过去它让谁当第一把手谁就当，在这种情况下，把共产国际信赖的人轰下台来，让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靠边站，这样大的事情如果没有共产国际信赖的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话，那是很难办到的。
当时，博古把那个象征权力的挑子交给张闻天的那一刻，毛泽东坐在一旁，注视着那平淡而不平凡的场面，心里百感交集，这是多少红军战士的鲜血才换来了这一刻！这是多少次挫折和失败才换来了这一刻！
毛泽东特别注意了博古的表情，他发现此时的博古和从前的博古不是一个人了，好像在一夜之间，他变得成熟了。过去，他因怕失去手中的权力而整日显得有些惶惶不安，而此刻，他反而没有失去权力的那种失落，没有失去权力的那种痛苦，没有失去权力的那种孤独。他细心地向张闻天交接每一份文件，耐心地交待注意事项，诚恳地介绍当总负责的一些体会。开始张闻天还显得有些不自在，后来也就忘记了这是在交权，两人便谈笑风生，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毛泽东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然而，土城之败的阴影并没有散去，毛泽东在常委中的角色还没有定下来。
究竟能给毛泽东定个什么角色？实在难以预料。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在“鸡鸣三省”刚开过常委会，翌日行军到云南省东北部、赤水河上游的一个镇——扎西（后成为威信县政府的所在地），又接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有两项，一项是讨论遵义会议决议，一项是讨论常委分工问题。
遵义会议决议究竟怎么写，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现在党的总负责是张闻天，理应由他来全面把握，但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能在党和红军中牢牢占据领导地位，他不仅要从眼下的得失去考虑，还要从更长远的得失去考虑。
焦点还是要不要触及政治路线问题。
在遵义会议上只讨论军事路线问题，不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是正确的。而形成会议决议，就不能不触及政治路线问题，但如果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否定中共中央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不合适的，更何况12名政治局委员只有六名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
怎么办？毛泽东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正因为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就可以避而不谈了。这样既触及了政治路线问题，又只谈军事路线问题；既达到了通过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显示他们下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目的，也达到了以否定错误的军事路线去否定王明“左”倾政治路线的目的。所以，这次会议顺利地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
正当毛泽东为他自己的这一高明策略而感到心里踏实的时候，常委的分工却出乎他的意料。
会议正式决定：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显然，土城之败，使毛泽东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危机之中。
此时的毛泽东，并不像后来人们说的那样，当了党和红军的“头头”，在党内只是一个常委而已，在军事指挥上，他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
尽管毛泽东被土城失利的阴云笼罩着，但他仍然充满着自信。
不过，还有更严峻的挑战在等待着毛泽东。
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风云突变
作出决定，是为了打破和超越决定本身。
当扎西会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时候，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充满自信和责任感的毛泽东，他绝不会把自己的天才般的谋略和军事指挥艺术，锁在自己的脑子里不用。
其他人又将怎样对待他呢？
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闪电般的罢官与复职
作为高明战略家的毛泽东，他走出遵义城后的首战失利，绝不是他天才般的谋略出现了问题。出问题的恰恰是人们对这次失利原因的错误判断。
毕竟毛泽东的谋略要高人一筹，别人抓不住的东西，他能抓住，别人想不出的智谋，他能想得出，别人看不透的迷雾，他能看得透。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在事实上成为党和红军的主帅。
当然，这是后来人的普遍看法。其实，在当时还有一些人并不这么看待毛泽东，甚至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许多人对他的谋略存有疑虑。
193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负责人会议，研究红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与会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没有取得一致看法，甚至发生了激烈争论。
“现在，红军应该回兵黔北，因为黔军易打，且黔北空虚。”毛泽东最后发言，提出了眼下红军的行动方针，立刻被大家所接受。
于是，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红军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这一仗，总共歼敌2个师又8个团，成为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
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一起，追赶落日，登上娄山关。举目远眺，那天边的晚霞正红，红得似火，红得似血，把整个娄山关的一半抛入金色的海洋，另一半抛入暮色之中。
这里静极了，山间没有了一点儿声响，也许是刚才激烈的枪声、炮声、厮杀声夺走了这里的一切声音。
“好一座铁关啊，终于被我们敲开了。”半晌，周恩来兴奋的声音才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这样的雄关隘口，能攻下来，不容易！不容易！”朱德顾盼四周险峻的峰峦，以军事家的口吻叹道。
毛泽东面对此情此景，心潮涌动，百感交集，诗兴大发，吟出《忆秦娥·娄山关》新词一首：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