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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职务消费失范。有的同志反映，有的干部公车私用，各种招待费及健身、娱乐消费等失去监控，成为财政支出的一个漏斗和黑洞。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专栏
中央部委公务员流失情况摘编自王虎、蒋明倬：《公务员流失报告：中央部委3年流失人才千人》，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9月10日版。
离开中央国家机关1年以来，肖成的生活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上班时间推迟到了9点，但是不再有班车；大多数工作可
以自己做主，但是忙得每天时间都不够用。最重要的改变是，工资单上的数字比以前多了10倍。肖成现在是北京一家葡资公司的行政部主管，他的工作性质与过去差别很大，工作内容也多了不止10倍。
肖成说，促成他下决心离开的主要原因是，那时他已经晋升到副处长职位2年了，可是考察一下机关里的环境，至少5年之内变化不大。就他自己的背景来说，机会其实并不是太多。
近年来，像肖成一样选择离开的公务员，在中央国家机关越来越多了。根据人事部一份名为《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流失问题不容忽视》的调研报告统计，自从机构改革、人员定岗以来，从1998年到2002年，在人事部抽查的21个中央部委共流失本科学历以上公务员1039人，占同等学历公务员总数的88％。
人事部的统计情况表明，公务员流失在各方面都相当不平衡，外语、国际经济、国际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涉外审计等涉外专业的人才流失相对严重。例如，外交部流失人员共164人，其中外交业务类136人，占83％；文化部共流失22人，其中外语专业人才13人，占总数的59％。“这或许跟市场对外语专业需求大、外语人才更容易将专业优势转化成市场价值有关。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他们获取更高收入的机会显然多一些。”毛寿龙说。
相应地，跟这些专业相关的机关，成为流失最突出的部门，如原外经贸部、外交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等分别流失158、157、107和88人。而在一些对专业性要求比较严格的部门，如教育部、信息产业部、财政部、原经贸委、知识产权局、建设部、科技部等流失也比较严重。
在这些流失公务员中，35岁以下年轻公务员流失的情况尤
为严重。例如外交部的流失人员中，35岁以下的占了80％；原外经贸部从1999年到2001年的3年中，有123名青年公务员流失，占同期录用大学毕业生总数的728％。
这些年轻人员具有相当好的知识结构，其中很多都是高学历人才和业务骨干，有的刚走上领导岗位不久，有的甚至是某项工作或涉外谈判的核心成员。从发展趋势上看，处级公务员和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公务员流失的比例越来越大。例如原外经贸部在2001年流失的59人中，处级公务员就有19人；而原经贸委流失的51人中，就有5位博士、15位硕士。
从趋势上看，公务员流失数量在逐年上升。例如原外经贸部从1999年到2001年，流失人数以24、40、59人持续攀升。有专家称受近年来整个社会就业环境不佳所累，近一年来流失人数稍有下降；总体看来，这种公务员流失的趋势已经损害了公务员整体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脚踏两只船的“事业人”
庞大的群体在国际交流中，我们常常为“事业单位”的英文表述和解释感到为难，称得上与“干部身份”并列的中国特色。大量事业单位所承载的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与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员），是城市中间阶层的重要构成部分。为了方便，不妨称呼他们为“事业人”。当然，并非事业单位里所有的人都属于“事业人”，比如勤杂工人就属于社会基层。
国家统计部门给出了一个具有统计操作性的界定：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182页。专业技术人员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以及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且已在1983年以前评定了专业技术职称或在1984年以后聘任了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具体指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及实验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教学人员（含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中学、小学）、民用航空飞行技术人员、船舶技术人员、经济人员、会计人员、统计人员、翻译人员、图书资料、档案、文博人员、新闻、出版人员、律师、公证人员、广播电视播音人员、工艺美术人员、体育人员、艺术人员及政工人员。
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具体指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企业、事业单位下设的职能机构、企业的生产车间和辅助车间（或附属辅助生产单位）中从事生产、技术、经济管理和政治工作的人员。
按照公务员管理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不统计为专业技术人员。我们这里理解的“事业人”和上述统计意义上的界定大致类似，不过将企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排除在外。另外，传统上依附于事业单位的许多专业人员已经走向市场，我们宁可将这部分人看做企业白领，甚至律师也是如此，如本研究中的曹飞（09）。
毫无疑问，这种“事业人”在作为整个国家文化中心的北京市人数最为众多，2003年底的统计数字是147万人，分属于75万个事业单位，其绝对数和相对数都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在中国，事业单位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数量超过120万，而从业者已经超过了3000万。《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47页。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左右逢源的幸福生活
“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事业人”的收入水平现在已经大幅提高。但如果横向比较的话，相对于进入市场化组织里的他们的同行、同学，“事业人”工资单上的数目看起来并不高，好像“事业人”在经济上还算不上中间阶层。但我们这里之所以仍然把“事业人”作为中间阶层，就是因为他们的资源获得并不仅仅来自单纯的工资收入。下面所描述的是采访中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工程师夫妇的家庭，是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市场转型中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的一个形象化缩影：钱民（13）和孙敏（14）都在某科研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又都留到了科研院里。单位在人事管理上还沿袭了原来的体制，在经费与人事工资上仍然有相关部门的财政拨款，也仍然承担着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和研究生培养的任务。但这些只是单位职能的一部分，它保证了科研单位的基本运行，保持了事业单位的基本身份。如个人一样，不光要求生存，还要求生存得有声有色，这是每个组织的基本冲动。如果仅仅靠财政拨款，不要说活得有声有色，有时连生存都是问题。所以，单位将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放在了对外承揽工程项目与开发产品上。在体制上，单位挂靠了一些公司的名头，许多科研院里的专业人员兼有科研院工程技术员和公司职员的身份。在分配上，相应地采取了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加效益工资的做法。实际上，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成为收入的主要部分，并且在员工之间拉开了相当的差距。钱民（13）和孙敏（14）刚结婚时，住在院里的筒子楼里，后来小夫妻分到了单位的福利房，价格只有商品房的三分之一。房子是新的，三室一厅，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对于小家庭来讲已经绰绰有余了。装修不豪华，但布置得整洁精致。房子离单位不远，平时走路就可以过去。所在的小区虽然不大，但很干净、优雅，设施很齐全。两个人的收入还不能让他们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孩子出生后更成了家庭主要支出，暂时会紧张些，但房子为他们节省了很大经济压力，经济上可以保证家庭的良性运转。因为两个人都要上班，所以家里还请来一个知根知底的保姆，帮着看孩子、收拾家务。生活节奏不紧不满，祥和平安。从上述钱民（13）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事业人”的资源优势在于，他们在享有传统体制福利资源的同时，已经将另一只脚踏到了市场化的资源分配体系中，并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充分利用了体制优势、特别是体制垄断优势。“事业人”在享有体制资源上，不如公务员；在享有市场成果时，不如完全进入市场的企业白领，但“事业人”将两种资源途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凭借综合资源优势，并不逊色于公务员和企业白领，从而跻身于中间阶层的行列。这种结合有时候是微妙的，需要同时深刻理解传统体制长时间仍得以延续和市场转型不可逆转两方面的特征，熟练地掌握一些“左右逢源”的技巧。
钱民（13）说，他在刚开始工作的一段时间，心理上并不平静。单位工资不高，看着同学、朋友在外企里面风风光光，也想从单位跳出去算了。特别是在结婚后住在筒子楼里的那段时间，心里很不是滋味，觉着好坏算夫妻两个硕士，为什么非要憋在这个地方？但后来还是没有跳出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听说单位正在盖房子，以他和太太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单位和都是硕士学历的条件，应该可以分到一套很不错的住房。如果在外面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买同样的房子的话，除了要交首期，每个月大约要付四千多块钱。算了算，在外企里工作和在科研院工作，从收入上来讲的话其实差不多。而且，随着单位越来越活，科研院有企业化的趋势。凭借着体制内的资源，单位比外面的公司效益还好，收入也逐渐涨了上来。另外，在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