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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地主”的房产或地皮来源有两种：①多名家庭成员各自从以前的国营企业或者机关、事业单位分到了房子，并通过各种手段、方式最终拿到了居住房屋产权；②随着城区改造、商住小区的开发，商务大厦的兴建，市区内位置繁华的旧房屋不断被拆迁，一些居民拿到了相当数额的拆迁补偿。另外，在城乡结合部也存在类似的“新地主”。比如，城乡结合部农民土地被开发利用，得到一次性补偿。或者，随着市区的扩张，城乡结合部的乡村在地理上被纳入了市区，但仍然保留着土地集体所有的体制，大量集体土地和私人建筑被租出、甚至出卖。
相对于其他城市，北京市区的“城市新地主”数量更加庞大，家资更加丰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①北京的房产价格全国最高；②北京的外来人口数量巨大，带动了房屋租赁的需求，使得房屋租赁价格居高不下；③老城区改造涉及面广，大量市区的老住房被拆迁；④北京数量庞大的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以各种方式占有了许多土地和房产，其中的“内部人”成为直接的受益者，特别是那些拥有权力资源的“内部人”。在很多情况下，直接分得这些房产资源的“老人”现在已经退休，而真正享受这些成果的却是这些“老人”的后代。
坦白地说，本研究事先并没有意识到这部分特殊人群，所以在采访设计中并没有“城市新地主”的配额。但在访谈中，明确地感受到这部分人的存在与影响。特别是那些对北京情况比较熟悉的居民，对“新地主”感受更深。卫成（01）谈了他的感受：其实，北京真正有钱的是外地人（指非原住民），当地（原住民）比较有钱的主要是靠拆迁发起来的人，他们能拿到一两千万的也不少见。当然，还是几百万的多，一百多万的最多。他们一点都看不出来，穿着不光鲜，还拿着国家的低保，享受国家很多政策。自己的房子被拆迁了，就在外面一个月花八百块钱租房子。在街上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是富人，但是这些人特别有钱，有一、两百万的很多。沈智（11）是搞建筑的，所以对拆迁更敏感：……比如北京要修路，把这个地方占了，这个村就全发财了。有的一下子就能挣一百万，上千万。比如某某地区、某某建材城就是这样，都发财了。靠卖一块地，或者把店铺一租，一年十万，什么都不用干，很轻松。和北京原住民接触比较多的王慧（19）也对此有所感触：他们不工作，靠出租房子挣钱，平常打打麻将什么的，无所事事。他们一年出租房子收入十几万，和我们这些白领一年辛苦的收入差不多了。在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尤军（23）对基层也很了解：“原来在国资单位的人，现在做二地主的非常多，就是租房子。有些人在北京长大、工作，几代人慢慢积累了几套房子。”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融合、顺从与冲突（2）
无论哪一种具体的“城市新地主”群体，都不是靠个人能力与市场规则来赢得的，他们的房产资源来自于“天赋”的体制优势。我们也可以从做记者的严伟（16）的话里听出这样的意味：驻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的有多少，你想想？各个部委的机关，事业单位包括各种研究所、学校，各种大学，医疗机构，其他的文化团体，太多了。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是市场的主体，但是他们已经占据了各种资源，比如房子。北京很多房子都被这种（机关、事业单位的）大院给占了。他们已经占据了主要的资源。他们是体制内的。他们已经占据了北京大部分的资源。有的地方还可以分房。在北京这个地方，真正在市场上混的人还是少。
小结“双色蛋糕”理论〖1〗一体制与市场做律师的曹飞（09）在谈到阶层的划分时，对是否有国家的保障这一点似乎很敏感。并从这个依据出发，把社会分成相对立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和“公家饭”有联系起的，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普通公务员，甚至是国有企业的人员；另一个是和“私家饭”有联系的，无论是私营企业的老板，还是白领职员，甚至蓝领职员。前者是强势的，因为有国家的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后者是弱势的，因为在市场里没有保障，“生死有命、祸福在天”。他说：国家的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都是一类的，他们有国家的一个保障体系，来保障他们的生活，包括现在和以后，特别是等他们老了以后。国家公务人员可以分成高级的和低级的，不一样，但他们都有保障。虽然有的地方的机关也要裁人，但国家给这些人留好了后路了，比如去一些大的学校上研究生，或者其他很好的安排。对他们还是比较照顾的。他们的特点是生活压力不是那么大，或者我认为他们的压力不应该那么大。因为他们的权利和福利制度都是由国家来保障的。第二类就是私营企业这一块，有财大气粗的老板，也有一些做得不好的。白领也是，无论外资还是私企的白领。有些也有一定的保障，但和前面的那种保障不一样，他们是自己努力挣来的，不是国家给的。他们今天的努力才能保证以后的舒适程度。其他一些小私营企业的人员，更没有保障，整天为了生计奔波。比如那些小老板，做好了还行，做不好连基本保障都没有。他们和一般私营企业里的从业人员一样，都有生存的压力。弱势群体属于最没有保障的阶层。曹飞（09）所说的“保障”，并不是指有多少直接收入，而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国家体制的“庇护”。他的表述并不十分严谨，把社会依据体制保障的有无而截然两分也有些偏颇。但从思路上可以看出，城市人群确实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类型。中国正逐渐向市场转型，同时传统体制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
曹飞（09）看到了社会结构在体制上的分立，却并没有更进一步意识到这种分立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冲突。中国二十几年来阶层分化的大背景，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并和传统体制相互冲突和相互补充的过程。这一点在中间阶层身上体现得尤为深刻。
如果体制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达到极致，不是从经济层面上来划分社会结构，而是从政治层面上来划分，就可以看做一种社会结构的“政治分层”。“政治分层”中“政治”的含义是有明确限定的，它是指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将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社会体。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前这种政治分层的主导性，学者们能够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但对于政治分层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作用，却在理解上存在争执。有学者直接质疑了政治分层在中国的继续存在。米加宁：《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标准——与李强讨论两种社会分层标准》，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而另外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同在的二元模式。参见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9页。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分层。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差距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但这并不表示政治分层已经从社会生活中消失，而是在现实中依然显而易见。比如，政府机关在选择求职大学生时仍然重视党员身份，组织部门在选拔干部时还是重视政治态度等政治标准。这样，与其说当前的社会分层已经完全“去政治化”，不如说形成了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分层模式。
美国学者维克多·尼从20世纪80年代市场转型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社会分化问题，建立了中国阶层分化的“市场转型理论”，从权力的角度论证了政治不平等的弱化。在对中国农村的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必然引起社会分层机制的根本变化，以往以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将转化为以市场作为社会分层的新机制，从而提出了“权力”贬值的假设。维克多·尼：《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到市场》，载《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
但维克多的理论存在很多受质疑之处。首先，他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20世纪80年代后的农村确实出现过一段明显的“权力贬值”现象，但这种权力贬值现象随着地方党政部门对农村控制的重新加强而不再那么明显。而且，农村的现象不可以推而广之，城市并不一定存在如此的权力贬值。其次，现实的发展恰恰反驳了权力贬值的理论，曾经的价格双轨制给权力影响资源分配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间，造就了一大批经济上的社会上层。
实际上，政治分层的本质是“体制权力”强力介入政治资源分配、并依此来主导社会分层。强调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远去，“体制权力”逐渐从分配政治资源中退了出来，使政治分层的作用发生了弱化，甚至有政治分层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趋势。
但“体制权力”的这种强力影响不但可以体现在政治领域，同样可以体现在经济领域。在市场经济转型中，“体制权力”的重心随之转移，不再集中在对政治资源的分配上，而是逐渐转到对经济资源分配的影响。“体制权力”强力介入经济生活，与市场的力量一起来主导经济资源的分配。也就说，政治分层弱化了，但“体制权力”自身并没有相应弱化，更不会消失，而是将它的影响方向进行了调整。
这样，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再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分立，而是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