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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黑暗、怀疑和烦燥动乱的世代带来安慰、冷静和喜乐，也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对伟大事物和生活的信心与希望。这信心和希望是已经通过你的助力而注入了我们的心怀。”
1924年1月22日，徐志摩在给恩厚之的信中说，1923年秋天他和他的朋友们一切都准备妥当又等泰戈尔的到来，可是泰戈尔来信说又要改变行程。那时他们已在城西租了一间有暖气和现代设备的私宅。要是泰戈尔先生不反对，徐志摩说他们还可以用那个地方的。他曾试借用故宫内对着三海的圆城，就是恩厚之参观过的那个地方，里面有那尊驰名远近的玉佛。可是他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政局不稳，一切事情也就难以确定了。如果泰戈尔属意传统中国式的房子，或者庙宇一类的住处，请尽早点通知他。徐志摩刚收到狄更生的消息，狄更生在信中抱怨恩厚之没有去看他。徐志摩还问恩厚之，是否收到他寄过去的小邮包，包内有一个印章和其他东西。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乘坐热田丸号轮船来到上海。那天清晨，徐志摩、瞿菊农、张君劢、郑振铎等早早来到汇山码头，恭候泰戈尔的到来。
上午11时，热田丸号朝着码头徐徐驶来，近了，更近了。只见年逾花甲的泰戈尔，身穿棕色长袍，头戴红色软帽，银白胡须微微拂动，面带笑容，向欢迎的人群双手合十致意。
船近岸了，欢迎者都向船上脱帽致敬，印度人排成一行，齐声唱起欢迎的歌曲。船停了，等候的人群簇拥而上，围住了他，热诚地把花圈戴到他的脖子上。下船后，泰戈尔一行去沧州旅馆休息。
下午5时，徐志摩陪泰戈尔游览了龙华古寺，在那里赏看桃花。大家印象不太好，因为桃花已衰败，破败的古寺里又驻扎着军队。
13日下午1时，上海的Sikhs教派的印度人在闸北一寺院开集会欢迎泰戈尔。集会结束时已是下午4时，徐志摩就陪泰戈尔由闸北赴慕尔鸣路37号张君劢家参加茶话会。参加茶话会的有100多人，或坐在花园的草地上，或坐在草地的椅上，泰戈尔则坐在大家当中。背后排列了许多高大的盆花，像一座围屏似的。茶话会搞得热闹而富有诗意。
14日清晨，徐志摩和瞿菊农陪泰戈尔一行前往杭州，游览了美丽的西湖，并在杭州的千年古刹灵隐寺讲演，讲题为《飞来峰》。
两天后，16日中午回到了上海。上海文学研究会、江苏教育会等二十多个团体在商务印书馆图书馆大厅举行欢迎会，场面极为热闹，一千多人到会场聆听了泰戈尔的演讲。讲演后，就在功德林举行宴会。
当晚，泰戈尔就离开了上海，在南京、济南两地稍作停留并作了两场演讲，反响都很热烈。23日到北京。火车进站时，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百里、林长民、陈源等学界、政界名流已守候在那里。泰戈尔穿青色长袍，戴绛色冠，苍髯满颊，令人肃然起敬。欢迎者群聚车旁，鼓掌欢呼，泰戈尔则举手为礼，下车后欢迎者群拥而行。
26日，梁启超、蒋百里等在北海静心斋设宴欢迎泰戈尔一行。北京文学界也为泰戈尔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泰戈尔访问的集会在北京天坛举行。梁启超首先致欢迎辞。接下来是由林徽因右扶、徐志摩左搀簇拥登上讲台的泰戈尔演讲。一时之间，关于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情事见于各个小报。徐志摩感情一时起伏不定，很想旧情复燃。不少学校和机构都请泰戈尔去讲演，泰戈尔在京二十多天就讲演了六次。
5月8日，是泰戈尔的64岁生日，国人对泰戈尔的热情和厚爱充分体现祝寿会上。祝寿会由徐志摩及北京学界朋友安排，让这位大诗人在中国度过一个不平凡的生日。
祝寿会由胡适主持，寿礼是十九张名画和一件名瓷。胡适说，友人们决定为诗人献赠一个中国名字。
由梁启超主持赠名典礼。梁启超说，泰戈尔名字拉宾德拉的意思是“太阳”与“雷”，如日之异，如雷之震，所以中文应当译为“震旦”，而“震旦”恰好又是古代印度称呼中国的名字。泰戈尔中文名为“震旦”，也就象征着中印文化悠久结合。再按照翻译规则名字前要加上姓氏。泰戈尔的中文名字前也要加上姓氏，印度古称天竺，因此诗人的中国名字，就应当为竺震旦。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泰戈尔当场获得了一颗刻有“竺震旦”的大印章。
祝寿会由以新月社的名义用英语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而走向高潮。
剧情是这样的：齐德拉是国王的独生女儿，父亲想把她当成儿子来传宗接代，因此她从小受到王子的训练，成为一个平定盗贼的女杰。但她生来不美。邻国有个王子叫阿俊那在一次苦行的山林中坐禅睡着了，被入山行猎的齐德拉唤醒。齐德拉对他一见钟情，她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缺憾是没有女性美。失望的齐德拉祈祷爱神，赐予她青春的美貌，哪怕只有一天。爱神被她感动了，给她一年的美丽。公主变成了如花似玉的美人，赢得了王子的心，并结为夫妇。可是她不甘冒充美人，恰好王子表示羡慕邻国的一位英雄公主，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就是那位公主。于是，齐德拉祈求爱神收回她的美貌，在丈夫面前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剧中，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张歆海饰王子阿俊那，徐志摩饰爱神，林长民饰春神。演员们动情的演出以及舞台上映出的“新月”影像，表达了新月社向《新月集》的作者致敬的意思。这一切使老人深受感动。而关于徐志摩与林徽因“金童玉女”的传说越来越盛。
第二部分 一个信仰感情的人第19节 无言的别离
泰戈尔来华后，既有热烈的欢迎，更有激烈的批评。许多青年尤其是左翼人士有意冷遇泰戈尔，甚至言辞激烈地批评他。一家报纸攻击他，说他是过时人物。有些青年学生认为泰戈尔所代表的印度宗教文化，是落后和不科学的。最让他们反感的是，泰戈尔这个英国殖民地来的老头，竟那么热情地赞扬中国传统文化，而这正是他们近年来竭力反对并要消灭的。5月12日，泰戈尔在真光剧院讲演后，就再也没有讲演。他感觉到了不受欢迎，心里很不愉快，就托病取消了最后三场讲演。
就在真光剧院这场讲演开讲之前，深感失望的徐志摩专门做了解释，让大家理解这位老人。这就是5月19日写的《泰戈尔》，他一如既往地抬高泰戈尔，或许徐志摩是个特别注重人的优点的人，并婉转地指责了那些批评泰戈尔的人。
徐志摩说，泰戈尔快要离开中国了，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了，也许永远不能再来了。他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又有病在身。因此他要到中国来，他的家属、亲戚朋友、医生都不想让他冒险。就是他欧洲的朋友，如法国的罗曼·罗兰等，也都写信劝阻他。他自己也犹豫了好久，他想他到中国来，能给中国人带来些什么，中国人有他们的诗人、思想家。而泰戈尔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诗人，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没有科学家的实效，或工程师的建设才能，中国人需要他吗？他自己又为什么要去，他用什么去满足他们的盼望。因此，他延迟了自己的行期。但到了春风吹动时，他感到了一种急迫的冲动。同时也收到了徐志摩等催请的信，盼望的诚意与热心唤起了老人的勇气。他立即决定东来。他说趁自己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他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就不能错过这最后惟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他幼年时就有心要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中后悔，不如利用这夕阳的光芒了却心愿。
因此，徐志摩说他，“他所以决意的东来，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医生的警告，不顾自身的高年与病体，他也撇开了在本国一切的任务，跋涉了万里的海程，他来到了中国。”
自登岸后，旅行的劳顿不必说，单就公开的演讲以及较小集会时的谈话，至少也有三四十次。他的讲演，不是教授们的讲义或教士们的讲道，他的心灵不是堆积货品的栈房，他的辞令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流出；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里，不停地啸响；他是百灵的歌声，在无际的晴空弥漫着他那欢欣、愤慨、响亮的声音。但他倦了。终夜的狂歌已经耗尽了子规的精力，东方的曙色也照出他点点的心血染红了蔷薇枝上的白露。
老人是疲乏了。他睡眠时也不得安宁，他已经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感到了风尘的厌倦。他时常想念他少年时在恒河边的清福，他想着椰树的清阴与曼果的甜蜜。但他不仅是身体的疲惫，他也感觉心境的不舒畅。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这个老人，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旅行的辛苦，他为的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为中印中断了千余年的文明。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现代的文明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颠覆了人性的平衡。芜秽的心里只有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没有收成的希冀。在这个荒惨的境地里，难得有人不怕艰难险阻，肩上扛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装满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只是努力地工作，同时唱着嘹亮的歌，鼓舞在黑暗中破土而出的萌芽。泰戈尔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我们亲眼见过他慈祥的阳春似的表情，亲耳听过他从心灵底里迸裂出的声音，徐志摩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抹杀，谁都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