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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杰出传教士的功绩在于，他总是担心并躲避人们的赞扬，却热忱地为上帝谋求荣光并拯救灵魂，他犹如完全忘我的人那样度过了一生并视行善为人生惟一之幸福。我们讲述的他生平中的少许事迹足以让人看到，他把基督教修士和使徒的美德推向了何等高度。至于他在社交生活中的美德，我们就什么也不说了。他的温和、谦逊、慷慨和热心助人的精神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使他在帮助别人时会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
他把所有传教士都记挂在心，不管他们地位如何，他都理所当然地视其为教友，关注他们的成功，而且不等他们求助就会保护他们免遭迫害，努力助其摆脱非基督教徒给他们的虔诚设置的羁绊和障碍，当他们被囚禁时则恳求释放他们。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传教士汪达洪神父的信
（1775年10月15日于北京）先生：
主内平安。
您常常要我讲述关于中国的事情，您将得到的只是我这种方式的短消息，不过您也可以相信，我说的事情都是原原本本的，而且我的不足之处绝不会歪曲事实本身。下面是去年以来发生的一些最重要的事件。1774年发生在山东（Ｃｈａｎｇｔｏｎｇ）的叛乱不久就被平定了，即山东寿张人王伦的起义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被平定。——中译注参与叛乱的多数人已在抵抗中死去，余者被抓获后押解北京且被判了极刑。皇帝对金川苗子（Ｍｉａｏｔｓｅ）发动的战争也行将结束，官军把苗子赶到了他们最后的躲避处，在那里他们人已不多。经历了一场长达五六年的持久战后，人们期待着有朝一日听到苗子彻底失败的消息。任何一位别的皇帝或许都会厌倦和放弃这场战争了，因为其所有前任都在这一战争中遭到了失败，但当今皇上是我所知的性格最坚定、最顽强的皇帝。今年，他给了我们两个特殊的表示，说明他对我们的服务甚为满意。巨大的南堂（Ｎａｎｔａｎｇ）无可争议地是整个东方最漂亮的教堂，也是这个都城中兴建的第一座教堂。去年冬天，它却在大白天里被完全烧毁了，而且无从知道这件令人伤心的事故原因何在。当时，人们刚在那里做了最后一场弥撒，有人闻到了某种淡淡的气味，大家便到处查寻；因没有出现任何火和烟的痕迹，人们就以为这是来自教堂外的气味，因此放了心并关闭了教堂。刚过了半小时，教堂就四处着起火来，而且根本无法扑救：祭服、圣器、圣器室，所有一切均付诸一炬；所能做的只是确保相邻建筑物的安全。皇帝第二天得到了消息（发生重大火灾时人们照例要报告皇帝）。没等我们进行任何尝试，他立刻准许我们重建教堂，还借给传教士们一万两银子（等我们有能力时再归还）帮助教堂重建；教堂一旦完工，他还将亲笔题词悬挂于教堂之中。这可不是无关紧要的恩典，不过下面的恩典更大。
这些地区有一个称为白莲教（ＰｅｙＬｉｎｇＫｉａｏ）的宗派，它被指控参与了几乎所有叛乱活动。官员们常进行搜查以便发现其宗派信徒。我已讲过的最近一次搜查进行得格外严格。鞑靼地区几名基督教徒也被抓了起来。该地区是皇帝或曰满洲鞑靼人的故乡，不管康熙帝当初如何对宗教有好感，也从未准许过欧洲传教士去该地布道。当地最主要的官员审问这几名基督徒：在离北京如此遥远的地方怎么会有基督徒的？后者既怯懦又轻率地答道，北京那些欧洲人每年都派中国教士来讲授教理和教导他们，甚至还说出了其中六名（中国）教士的姓名和别号（这些教士确实都去过鞑靼地区，其中一人当时正巧就在该地；正如您想像的，他只得迅速躲藏起来）。地方官似乎不敢承担此等事件的责任，所以马上禀报了皇帝；后者不几天前刚刚离京前来鞑靼地区，他接到奏折后只在边上写了一个“览”（Lａｎ）字——意即“朕看过了”。这份奏折随之被送到刑部；后者从这个字中看出，皇帝的意图是让人别把此事当成一件大事。不过，一些下级官员及司法人员还是前往我们的两个教堂准备逮捕诉状中点名的中国传教士。那六名教士中只有一人当时在教堂里，大家让他马上逃走。为做做样子，官员们只抓了与被告同姓的两名新入教者和一名仆人将其下狱；在牢内，前者只是泛泛地对其审讯了一番，根本未及正题而且丝毫未为难他们。负责对该项起诉进行抗辩的欧洲人表示：不时来京的鞑靼地区的基督徒希望有人能到他们那里教他们宗教和祈祷，因为他们很容易忘记这些内容。鉴于欧洲人不能前往该地，便有几个真诚的中国人同意做这件善事，不过奏折中被点名的人当时无一人在教堂里。刑部就此向皇帝呈递了新的报告，后者批复了“免究”（ｍｉｅｎ Ｋｉｅｏｕ）两字，意思是：“朕赦免他们，而且不愿意人们另作追究。”（皇帝）批复下达后，关在牢里的三个人被安全无恙地放了出来，事件也完全结束了。中国传教士们重新返回，一切都恢复了常态。我们起初还不相信事件会这样结局；当初我们见到起诉状，但还不知道皇帝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曾将其视为很久以来最可怕的一件事，而且将招致最有害的后果。感谢掌握着君主的心灵并将其任意摆布的上帝！以上是惟一能让您感兴趣的消息。请为这个可怜的传教会祈祷吧，并请相信我真诚的敬意……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致某先生的信（1）
（1777年于北京）先生，我以（讲述）我们亲爱的传教会的现状来开始我这封信，这是惟一应当占据我们全部思想的事情。去年被刑部追究的我们教会中在南方和东部地区的中国神父们已经恢复了职务。皇帝一句话平息了一切。最大的那些衙门在他面前都是小小不然的。
我们教堂的刘保禄神父（ｐèｒｅ Ｐａｕｌ Ｌｉｏｕ）从他最喜爱的传教地乌拉哈塔（Ｏｕｌａｈａｔａ）回来了。他回来时，我听说了一件颇为特别的事，它使人看到上帝的权威丝毫没有缩小，而且信仰仍是无所不能的。旱灾当时正折磨着农村，若再有几天不下雨，庄稼就要绝收；异教徒们祈求偶像已有多时却毫无用处。当地一位善良的基督徒对他们道：“你们在浪费时间，你们的偶像是聋子，只有真正的上帝才会倾听崇拜者们的心愿，我将向它祈求并指望仁慈的主满足我的愿望。”他立刻带着全家前往一座高山，在那里他们当众跪了下来，简短祈祷过一次后，这位善良的老人起身以其方式准备圣水，也就是说在一个水壶上划了个十字，随之拿起水壶一面祈祷，一面向左右洒水，这一虔诚的仪式他重复了三次，他在做第三次时就下起了雨。令人震惊而又能充分表明偶像崇拜者们愚蠢的是，他们不是向施恩者表示感谢，而是要他与之一起因为下了雨而感谢他们的偶像，或是让他至少要出资为他们办节和演戏。这位基督徒以刚刚明显体验过上天庇护者之身份对他们作了回答。
去年，乌拉哈塔地区察哈尔（Ｔｈｅａｒ）的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中的长者，不顾年高和寒冷决定来京虔诚地过圣诞节。他的一个年仅二十岁的侄子与其一起登程。走了四五天，这个年轻人得了急病，持续高烧使他片刻不得安宁。他变得如此衰弱，以致必须两侧各有一人扶住方能让他骑在马上。大家催他回家，他怎么也不愿意。作为理由，他说道，如果注定要死于这一疾病，他将非常乐意死在教堂里，还说接受临终圣事，尤其是领受他尚未有幸领受的圣体对他将是最甜蜜的慰藉。他的伯父被感动了，因此尽管他觉得有危险，还是准许侄儿继续赶路。又走了十二或十五天，他们到了北京。我立刻去找传教会的医生，后者说病人已没救了。年轻人以令人敬佩的虔诚准备赴死，他领受了所有圣事，三天后在十分虔敬的心情中死去。
这个季节很热，几乎让人无法写信，我原本真想结束这封因炎热而使我大加节略的信了。然而我至少应当对你说几句事关许多世纪以来已在中国发生的那些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的话：我指的是苗子被全部消灭的事。这些独立的山民自以为所向无敌，因为他们从未被打败过；将近两千年来，他们始终藐视皇权。他们常常经由几乎无法通行的岩石裂缝从悬崖峭壁上下来，迅速地大举扑向那些戍边以防备他们进犯的中国军队，掳得大量财物后便退回峡谷或他们的悬崖峭壁上面。
我在这里不是说那些分散在帝国许多省份的小股苗子，如在福建、贵州、云南及湖广的苗子：这些苗子因数量不多，没有首领而且服从中国官员，所以国家是不过问他们的。我这封信中所指的苗子在四川和贵州边界组成了差不多有洛林法国地区名。——中译注（Ｌｏｒｒａｉｎｅ）和葡萄牙那样大小的两个小国，一个叫小金川（ＳｉａＫｉnｔｃｈｕｅｎ），另一个叫大金川（ＴａＫｉｎｔｃｈｕｅｎ）：两者各有其国王或曰独立的大王。
约二十五年前，他们对帝国辖地造成了某些破坏，人们便武装起来防御他们。前去讨伐他们的第一位将军不配获得成功，何况他还是我们圣教疯狂的反对者。皇帝将其斩首。另一位比他机智些的将军与苗子达成了妥协：他送去了厚礼，苗子带着礼品回到了山里。人们小心翼翼地禀报皇帝，称苗子已经臣服且承认皇帝是其主宰。但五六年后冲突重新再起，皇帝大怒：可能从那时起他就决心将其根除了。他令三支部队包围他们的山区，每支部队约四万士兵。
温福温福，时为副将军，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率师征大小金川，三十八年战死。——中译注（Ｏｕｅｎｆｏｕ）将军奉命攀登这些可怕的山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