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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代友人答舅氏劝阻留学之作》，见《郭沫若少年诗稿》。
从朝鲜渡海登临瀛洲，已是一九一四年初。开贞对这块陌生的国土，处处感到新奇和狐疑。在码头上，他曾误把满街的木屐声当作杂沓的马蹄声，想来不禁失笑。他暂时寄居于东京郊区小石川大冢，一面入神田日本语学校补习日语，一面突击基础科学知识，全身心都扑在学业上的郭开贞，青春的活力有了发挥的正当场所，因此连往昔苦闷期间引以为友的烟酒都戒绝了，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二日，他在给父母亲的信中说：
不苦不勤，不能成业。男前在国中，毫未尝尝辛苦，致怠惰成性，几有不可救药之概；男自今以后，当痛自刷新，力求实际学业成就，虽苦犹甘，……所矢志盟心日夕自励者也。①
功夫毕竟不负有心人，经过五个月的勤苦学习，郭开贞在日本语学校顺利结业，并于七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预备班，名列第七。凭他的天资和努力，在我国留日学生中创造了一个神速考取官费的奇迹。那时的留日学生，规定必须先入高等学校读一年预科，再读三年本科，然后才能升入大学。至于此时开贞之所以“立志学医，无复他顾”，那是因为他意识到“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②，将来学成归国，“做一个跑道医生，背着药囊，走遍全国的乡村，专门替贫苦的人们作义务的治疗”③，那该多好！
①《樱花书简》第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
②《樱花书简》第33页。
③《沸羹集·赞天地之化育》
有了官费，欣喜之余，便与同乡、高年级学生吴鹿苹等人相约，同往房州海岸避暑。房州的镜浦常常风平浪静，开贞畅游于异国的海水中，每每觉得仿佛在家乡的茶溪里凫水。有时独自一人赤身裸体躺在沙滩上，一边静听细诉大海身世的潮声，一边观赏对岸从云端里探出头来的富士山，免不了由它的秀姿联想到峨眉山的倩影。他被大海迷住了，只要一看见海水的跃动，激情就会波逐浪涌。其实这时他还不怎么会游泳，可是他一点也不惧怕大海，大海的波涛在他看来就象母亲的胸膛，因此居然有一天，他一个人向大海深处游去，差点儿淹死，幸亏被一位好心的日本人救上岸来，并送回寓所。他似乎深信“母亲”绝不会淹死她的儿子，不过他心里仍然十分感谢那位救他的日本人。想想自己来到这个岛国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是碰到的象这样对中国留学生表示友好的日本人并不少。当然，也有一些异样的日本人，他们不无恶意地叫中国留学生为“支那人”，当他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说“那”字的时候又要存心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听起来真令人反感。
海边生活煞是新鲜、舒畅，然而也更容易牵动情思，生发遐想。清晨在海滨散步，有时会从远方朦胧的海雾中发现一座座黑色的山头，这就是夜来停泊的军舰。而此时此地在开贞的眼中，房州海岸却与渤海湾复合了，他好象又看到了日本陈兵祖国东大门的情景，胸中迸发的爱国反日情绪忽而凝结为如下的诗篇：
飞来何处峰海上布艨艟
地形同渤海心事系辽东①
①见《自然底追怀》，1934年3月4日《时事新报·星期学灯》第70期。
为了集中精力准备“习一技，长一艺”，藉以“报效国家”①，开贞不得不暂时遏制着如潮水般涌出的诗情。他觉得一切必须有利于当前的学习。鉴于大冢离校太远，他特地与吴鹿苹等人在本乡区真砂町合租了一间房子，集体开伙，生活极为简朴。在一高医科预备班，他仍把重点放在攻读日语上，同时对于其他各科亦不偏废，因此不但很快就能用日语会话和作文，而且连向来感到棘手的数学，这时也已冠于全班之首。同学们称赞他聪颖好学，戏呼之为“郭大头”。
①《樱花书简》第97页。
“大头大头，落雨不愁，……”入冬以后，每当同学们在教室里围炉谈天之际，总有人喜欢摸摸他的头顶跟他开玩笑。其实开贞何尝不愁，东京郊区的冬天并不好过，天寒雨多风沙猛，冻得他把已小缩得不能扣结的卫生衣都绷上了身。不过这还好熬，最难受的是听见那些“水旱灾异频繁”、“袁世凯加紧复活帝制”、“中日交涉险恶”之类的新闻。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1859—1916）复辟帝制为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为了强迫北洋军阀政府无条件接受条款，五月七日日本竟然下了最后通牒，限于二十四小时内答复。
“祖国危亡，至堪悬念”，郭开贞闻讯后热血沸腾，义愤填膺，觉得国家积弱到这等地步，还有什么脸面在这个欺侮“母亲”的国度里读书，随即决定与同寓友人吴鹿苹等连夜回国抗议。行前折卖了书籍以及锅碗等用具，甚至还作好了参军的准备，只要中、日一宣战，他将立即投笔从戎。为此，愤然写下了一首七律：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①
然而待他们抵达上海，获悉袁世凯已经屈从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开贞一方面感到“国家之损失实属不少”，另一方面又觉得“至是数百年积弱之敝有致”，“欲归罪政府，思图破坏，殊属尖当”②。对时局存在的糊涂观念，对祖国命运的无穷忧虑，就象那又咸又涩的泪水浸渍着他心头的创伤：愿为“母亲”抛洒热血的孩儿，在祖国看到的却是一张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面孔，他仿佛感到了被“母亲”拒之于门外的浪子的悲哀。独踽在上海街头的他，一时不知何去何从，最后还是于同月十一日重又返回日本。
①见《创造十年》。
②《樱花书简》第65页。
国内如此多灾多难，欧战又正烽火连天，开贞惴惴不安，时在家书中谈及此事，还特意将此间新闻杂志所载时事插图寄归父母亲浏览，并希望在乡邻间广为传阅，以开通风气。连开贞自己也没有想到，返回东京后竟又如此思念家国，海外游子的心情，他算是体验够了。
一九一五年七月，郭开贞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预备班毕业，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该校第二部学工的成仿吾（名灏，1897—1984）初次相识。两人都“抱着富国强兵的志向，幻想科学救国”，“又都有着对文学的狂热”，这些共同的志趣使得他们一见如故，便相携“住在一起，一块到六高上学，一块登操山，一块到旭川划船，还一块儿游了日本四国的栗林园和濑户内海”，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①仿吾为人真挚朴讷，颇得沫若好评。平日他俩常于课余去学校附近的后乐园散步，每当看到园中翩翩起舞的丹顶鹤，总要伫步细细观看，喜不自禁。走累了就躺在草坪上聊天，少不了谈论中、日关系问题。在开贞看来，日本不久一定会对中国发动战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几度对仿吾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只能通过战争解决。”他很讨厌学校向学生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断然拒绝参加军事训练。②
“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开贞知道，既然踏上了学医的道路，就得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坚定不移地往前走，为此他特地抄录了曾子的这段话，并取字“毅夫”以自勉。③不幸的是，由于为国事愁肠盘结，学习上又急躁冒进，以致忧劳成疾，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头昏脑胀，心悸胸痛，少睡眠多噩梦，记忆力几乎丧失，真是苦不堪言，“因此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④，“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⑤，结果是王阳明拯救了他。在东京的一爿旧书店里，他偶然买到了一部《王文成公全集》，知道王阳明是讲究“静坐”功夫的，于是萌起了静坐的念头，立即上街买回一本《冈田式静坐法》，由此入门，每天早晚坚持静坐半小时，同时每天翻阅《王文成公全集》十页，不到两周时间，开贞的身体就渐渐复元了。
①成仿吾：《怀念郭沫若》，1982年11月24日《文汇报》。
②黑田寿男：《六高时代和郭先生》，见日本雄浑社版《郭沫若选集》第1卷。
③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同学录》，见1916年6月《中华留日大高同学会报》第2号。
④《文艺论集·王阳明礼赞》
⑤《文艺论集·太戈儿来华的我见》
读王阳明的书，还使开贞在思想上受到了这位古代哲人的熏陶。他把王阳明的“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与庄子的“恬淡无为而无不为”和泰戈尔的“梵我如一”观熔于一炉，进行玄而又玄的探讨，从而“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①他时常问自己：“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他那颗被对国事的忧虑、客居异邦的孤寂以及失意婚姻的苦恼所齿啮的心，似乎一时得到了抚慰。
①《文艺论集·王阳明礼赞》
郭开贞在孤寂和痛苦中对王阳明、庄子等人生发出来的顶礼膜拜，“差一步便可以跨过疯狂的门阈”，幸好在他即将迈开这一步时，爱神突如其来为他治愈了伤痛得近乎癫狂的心灵。一九一六年八月初，郭开贞往圣路加病院为一位刚去世的朋友料理后事，与佐藤富子（生于1894年10月3日）邂逅相遇。佐藤富子出身于日本仙台藩士族（旧时武士的子孙），父亲是位牧师。她的祖先早在五六百年前就和中国有来往，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