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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首长和政治当局都是昏庸坏蛋，这是别有用心”。嗳呀，不得了，连古代的“黑暗”都不好轻易“暴露”了！一套二十五史，把一大半过往的当局都写成了昏庸坏蛋，岂不要烧掉一大半吗？呜呼！这叫沫若怎能不惊诧？
无论在沦陷沉，抑或大后方，历史剧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几年来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系列好作品，对此沫若不但有所闻，而且有的还是先睹为快的。一九四三年早春，剧本创作取得丰收的于伶从上海到达重庆，夏衍、胡绳等人为庆贺他三十七岁诞辰，联句作诗一首，请沫若为他们写成斗方。原诗是：“长夜行人三十七，如花溅泪几吞声！杏花春雨江南日，英烈传奇说大明。”每句都嵌一于伶所著剧本名，即《长夜行》、《花溅泪》、《杏花春雨江南》、《大明英烈传》。沫若写就后说：“稍觉情绪低沉了一些。”立即挥毫又写了一方：
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
春雨江南三七度，杏花溅泪发新枝。①
①见《沸羹集·人做诗与诗做人》。
诗的情趣一下子变了样，孕含一片新春发岁、希望葱笼之意，大家一致称妙。
当晚，沫若邀了于伶、夏衍等人去临江门吃四川特产“毛肚开堂”。于伶告诉他《大明英烈传》是“假历史剧”，剧中只有三个人名于史有据，所有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全部是杜撰的。沫若说：“这当然瞒不过我啰。你们，杏邨和你，身处上海租界孤岛，剧本上演必须逃过反动派的几道审查关。搞搞借历史讽日伪，励观众，有何不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武器嘛。我们在这里也一样在搞，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联想多于影射而已。为了战斗，不是为了历史而写历史剧，反正又不是历史教科书唦，管它则甚！”说完哈哈大笑。①山城江边，春寒料峭，浓重的花椒与辣子作为毛肚的佐料，吃得晚风飘着热气，额头汗水淋漓，话也愈吃愈多了。
①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特殊战场上确实需要进行特殊的战斗，“舞台作炮台，剧场作战场”，历史剧已被郭沫若、阳翰笙、于伶等人证明是有效的战斗武器。沫若想起了去年三月间，曾准备把明末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的事迹戏剧化，人物和分幕都已经约略拟定了，结果却足足停顿了一年，现在应该是完成它的时候了。他从三月半写到四月初，改而又改，写坏了百多张稿纸，才算比较满意。全剧以夏完淳被捕前后直至牺牲的一段史实为主要内容，着重歌颂他慷慨殉国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鞭挞洪承畴等人甘愿充当清廷走卒的卖国投降行径。鉴于坊间已有《夏完淳》剧本，沫若便以夏完淳的最后一个诗集《南冠草》为剧名。剧本先交《戏剧月报》，编辑部安排在第三期发表，可是送审时却被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扣留了下来，潘公展纠集御用学者逐字逐句挑剔，前后审查了两个多月，需修改处竟然开列了三、四十条。编辑部请示处理办法，沫若回信表示：为了争取发表，一部分可斟酌把对话改得隐晦一些，但有关题旨的决不能动，要据理力争。①
①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它》。
是的，剧本的生命在于发表和上演，否则等于废纸一迭。《南冠草》后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由中央青年剧社在重庆“一园”演出，洪深导演，马彦祥饰夏完淳，周伯勋饰洪承畴。演出时，洪深征得沫若同意，将剧名改成了《金风剪玉衣》。这次，沫若照样站在条幕旁，与他笔下的人物共悲欢。戏已演到尾声，剧中人杜九皋说出了大家心中想说的话：“端哥（夏完淳）的精神感召着我们，端哥的精神不灭！中国的锦绣山河是一定要光复的！”沫若回过头来瞥了一下台下的观众，从他们默然深思的神情测出了作品的感染力。特殊战场上又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他用诗记下了自己融和着血泪的现实感受：
金风增肃杀，君子化蓐收。
欲显神奸佞，来从地狱游。
现身存月旦，刻意铸春秋。
识得洪亨九，呼诛即报酬。①
①《汐集·看〈南冠草〉演出后》
三十九
沫若是把创作历史剧与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彼此交错进行，相辅相成。有时是为了写历史剧而去研究历史，待到搞清了史实、发掘出时代精神，就去写历史剧；有时是在研究某个历史专题的过程中，被一些历史人物的事迹所感动，诱发了他创作历史剧的兴趣。这样从文学到史学，从史学再到文学，每每循环往复，几经耕耘，两个枝头上都结出了硕果。就以屈原来说，沫若先后不知作过多少研究，成果除剧本《屈原》和专著《屈原研究》之外，在《蒲剑集》、《今昔集》、《羽书集》等文集中还收有十余篇论文。他还常常应邀作关于屈原的报告。一九四一年冬，曾两次往黄炎培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作题为《屈原考》的讲演，从驳斥胡适散布屈原是历史上子虚乌有的人物谈起，对屈原的生平、思想和艺术作了多方面的考证和论述，证实“屈原是确有其人，不是神话中人物；《离骚》是他的精心杰构，不是虚无缥渺的《仙真人诗》”。有人当场作了速记，漏夜整理寄给沫若，沫若加以订正后即将原稿退还记录者，并附信说：“你记得很完全，很好。……这是你的劳动成果，应当由你处理。”①
①见余湛邦：《巴山蜀水如在目》，1983年6月11日《团结报》。
研究历史并非随心所欲，沫若认为这是弘扬新史学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广泛团结学术界人士。国民党政府把文化工作委员会当作“花瓶”空摆着，沫若等人就利用这个机会，组织成员们学习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各门科学，好好充实自己。不同内容的学术讲演活动很快开展起来了，沫若带头主讲，从人体血型、甲骨文到中国通史，一连讲了许多次。
大官府七号楼下的会客厅里挂上了黑板，沫若在这里开讲甲骨文字学。他一边象画图案似的在黑板上描划，一边作着详细的生动的解释，一下子就把大家带到了三千年前，看我们的祖先在怎样卜吉凶、记狩猎、祭祖宗。他连续讲了三天，把三百多个甲骨文字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末了，他笑嘻嘻地鼓励大家说：“只要你们肯下三个月功夫，我保证你们全都弄懂弄通。”当时重庆甲骨文、金文图书资料极少，连市立图书馆都未收藏沫若在日本出版的几部重要著作，人们想见识见识《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沫若毫不犹豫地亲自从家中抱来供大家阅读。后来侯外庐撰写《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需要参考这几部著作，沫若也无私地借给他了。
接着，沫若又请了邓初民来讲政治经济学，请了侯外庐来讲哲学，请了翦伯赞、周谷城、吕振羽、杜国庠等人来讲中国通史和古代思想史。大家听了几位历史学家的报告后，发现他们的观点有相牴牾之处，有的与沫若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人便问沫若为什么不自己一个人讲下去，而要邀请这么多观点不尽相同的人来讲，沫若回答道：“我是有意识地请这些观点不完全一致的学者来讲的，这一方面是百家争鸣，另一方面能启发大家独立思考问题。我本人的历史观也是一家之言，你们大家可以互相比较，择善而从，学问就能深入了。”①这样做，也促使他自己对许多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他在重庆《学习生活》月刊上发表的《殷周是奴隶社会考》一文，就修正了自己以前所说殷代是原始公社制的末期、周代才是奴隶社会的观点，重新考定殷周是奴隶社会。
①钱运铎：《永恒的怀念》，《武汉文艺》1979年第4期。
对于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学者，沫若从来不抱成见。他主张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侯外庐在一些问题上与他的见解不一，尤其是对先秦诸子思想歧见更多，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屈原思想的秘密》，公开提出同他商榷。沫若随即也发表了《屈原思想》作答，丝毫不计较侯外庐的冲撞。特别是，关于儒家和墨家的评价，他与杜国庠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个尊儒反墨，一个则崇墨反儒，两人互相辩难，往往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国庠常批评沫若“袒护了儒家”，沫若总喜欢戏称他为“墨者杜老”，但并没因此影响他们成为莫逆之交。
当同行们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时，即使他们的观点与沫若不合，他也会由衷地表示祝贺。翦伯赞是西周封建论者，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显然跟他分道扬镳，可是当他听说伯赞的《中国史纲》即将完稿，竟高兴得忘了病痛。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在给翦伯赞的信中说：
您的《中国中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来时请同嫂氏一道来，朗读完毕之后，或者可同进城看《虎符》也。……我现在略略伤风，更加渴望您用《史纲》来疗治。①
①见《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在学术领域内，沫若十分注意奖掖后进，鼓励青年学者力争上游。复旦大学一位年仅二十六七岁的教授鲁实先（1914—1980），著书评述日本泷川龟太郎博士所著《史记会注考证》，无可辩驳地指出其体例未精、校刊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剽窃、去取不明，把这本“在彼邦诩为空前著作”的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