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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进展是惊人的，胡适摹仿易卜生而试作的
《终身大事》，到现在还不过廿几年，但已经象有二百几十年那样。那种个人主义的儿戏老早走下了舞台，现在是集体力量反封建的时代了。我前二年读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有了这种感觉，虽然同在处理婚姻问题，而且也同在反封建，但两个时代是怎样相隔得天边呀！现在《小二黑结婚》由王逸先生改编为剧本，并将用粤语在香港演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故事虽出在北方，但中国的封建社会，无分南北，都是一样。我们倒希望南方的无数小芹，与小二黑都得凭集体的力量来获得人生的自由，欣欣向荣的永远的春天。①
①见1948年11月4日《华商报·茶亭》。
沫若尽力向香港读者推荐他所热爱的解放区人民文艺，希望书店多卖这类作品。他听说尖沙嘴区的智源书店是经售进步书刊的，便常去光顾，而且为该店题写了招牌。当时香港的《华商报》、《文艺生活》海外版等进步报刊，也都得到了沫若的热情支持，既经常为他们撰稿，又不断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几乎成了“社外总编”。
既非解放区也非国统区的香港，实际上是个标准的殖民地。沫若初来不久，就看到英国当局以卫生为名强行拆平九龙数百家中国民房，并派武装警察督拆居民临时搭的帐篷，居民奋起抵抗，竟被警察开枪打伤多人。广州民众闻讯后即举行示威活动，烧毁了沙面的英国总领事馆，国民党政府非但不采取妥善措施，反而下令镇压示威群众。沫若当即会同各民主党派领袖就此事发表意见，他怒斥香港英国当局“侵害中国主权”，警告一切帝国主义者“应该认清楚我们中国的真正的主人，认清楚我们中国人民磅礴的内在力量”，同时谴责南京政府的无能和无耻，呼吁“今天我们作为中国人民，最迫切的任务是加速使这个空前绝后的坏政府垮台，一切的国家权益才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①
①《对九龙城事件之意见》，1948年1月20日《华商报》。
“空前绝后的坏政府”正在疯狂地作着垂死挣扎，他们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地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结果惹得愤怒的烈火烧得更旺，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先后遍及国统区十多个城市。沫若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一、二月间，上海同济大学等校学生为争取民主权利而请愿，遭到国民党三千军警的武装干涉，受伤、失踪达二百余人。沫若与马叙伦、侯外庐、沈钧儒等五十七人联名发表宣言，声援学生们英勇的抗暴斗争，吁请海内外爱国人士同伸正义，制止独裁。
沫若的心一直向着代表中国人民希望的革命圣地延安。他知道，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一九四七年三月主动撤离延安，仅仅过了一年，一九四八年四月就又收复了它。可是被国民党蹂躏得遍体鳞伤的延安城需要重建，流离失所的陕北灾胞需要拯救，他怎能忍心坐视？于是由他和立群出面，串联茅盾、聂绀弩、黄药眠等五十名文化战士发起集体捐献，他带头捐款四十元，是最多的一个。他还代表大家执笔，登报表示“我们这一小群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我们现在仅以象征的捐献，作为恢复民主圣地的几片砖瓦”，希望广大爱国同胞“重新提起”抗战期间的两句口号：“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一同参加捐献。①
①见1948年5月7日《华商报》。
火花血涛迎五月，四方喁望盼天明，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沫若觉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快要到达结晶的阶段了，他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人一方面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坚决拥护这一伟大号召，确认当前筹备新政协会议“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另一方面又致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说，为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①没想到因交通阻隔，迟至八月初毛泽东才接到电报，即复电沫若等人，希望共同研讨新政协“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②
①见1948年5月6日《华商报》。
②见1948年8月5日《华商报》。
小小的海岛上，由于有郭沫若、何香凝、沈钧儒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在谈论国家大事，关心时局的发展，显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些人与共产党戮力同心共存亡，为了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愿遵循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自己的行踪。正如沫若在《华商报》编辑部举行的“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所说：“举凡对于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为中共所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的就由我们说出来”，甚至还表示“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做尾巴，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①
①见1948年5月16日《华商报》。
他们大都是久经风霜的老人，正当花甲之年者就有好多位，人们尊称他们为“民主寿星”，党十分珍视他们。在欢欢喜喜迎接新中国的曙光的当儿，沫若与大家为“民主寿星”何香凝、沈钧儒、彭泽民、李任潮、马叙伦、谭平山、朱蕴山等集体祝寿，他撰写了寿序，赞誉他们为常生不老的青年，祝颂他们与民主自由同寿。
他们之中还有许多是诗人，如郭沫若、柳亚子、聂绀弩、黄药眠等。沫若忘不了自从一九四一年在重庆定下了诗人节，以后一年一度，每逢端午诗人集会，开展各种各样活动，好不热闹。如今诗人们荟萃于香港，又逢端午，心中不免又萌动过节的意念，他们商定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采取特殊的纪念方式，即由沫若领衔联名发表《我们的话》，向党和人民敬献忠心：欢呼“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就要到来，在亚洲大陆上，一个新的中国就要诞生”；表示“在这大风暴的日子，大解放的黎明，作为一个诗人，他不仅要带着他的歌唱来参加人民革命的行列，而且更要带着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点滴实际工作，来共同创造人民大解放的史诗”。①此时沫若心中憧憬着，明年到南京或北平去纪念诗人节，更有一番喜庆景象……
①见1948年6月11日《华商报》。
为了创造人民大解放的史诗，不管什么工作，只要需要，沫若都会愉快地去做。《华商报》副刊《茶亭》的主编夏衍约请他写《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他答应了。文章从八月二十五日开始在报上连载，沫若与《华商报》的忠实读者“每朝相对谈心者三个多月”，未曾料到远在日本的安娜竟由此获得了有关沫若的最新信息。这位坚强的女性，虽历经磨难，可没有忘记自己嫁了一个中国丈夫，自己也就是中国人，她要回到中国来，找孩子们的爸爸。她领着长子和夫与女儿淑子从日本出发，转道台湾来到香港。
当安娜和两个儿女突然出现在沫若眼前时，他着实吃了一惊。和儿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淑子也长成一个窈窕淑女了，而他们的母亲自然苍老了不少，却依然那么硬朗。想起这十年来，她为自己吃尽千辛万苦，将当父母的双重担子独个挑了起来，沫若的感激之情和内疚之心深矣！安娜望着日夜思念的丈夫，害怕这又一场梦和梦醒后的惆怅。她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当目光的余波扫及挨个象排队似的五个孩子和他们偎依着的母亲时，她明白自己日夜焦虑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眼下是多么尴尬的场面，怨愤一时塞满了她的胸膛。几天内，沫若、立群、安娜，连带着儿女们都如同在油锅里煎熬着，老朋友们也看不下去了，便由冯乃超出面找安娜恳谈，望她本着对沫若的爱心，尽快结束这种令人愁肠万断的局面。安娜原是一名基督教徒，经过前思后想，终于决定牺牲自己，不再把痛苦转嫁给心爱的丈夫和他所爱的人身上，年幼的孩子们更是无辜的，他们不能再失去父亲。不久她接受了组织的安排，跟她的儿女们一起到新解放区大连去定居了。
紧张的局势容不得沫若多在儿女情长之中徘徊。当他获悉华北人民政府已经宣告成立，精神大为振奋，自己想象中的未来全中国人民政府的雏型越来越明晰，恨不能飞赴北国饱赏这崭新的气象。喜讯频频传来，入冬以后，锦州、长春、沈阳和营口又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胜利结束了辽沈战役，已挥师发动淮海大战。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沫若应邀到南方学院去演讲。他站在以天台为会场的中央，山城的灯火象夜空的繁星一样朗照，天地显得格外开阔。同学们听他讲述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情绪激昂，热血沸腾。到后来，他完全象在朗诵诗篇一样：
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年轻人的肩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的祖国贡献力量。
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让我们举起双臂，欢呼新中国的春天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