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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席了几次批判“右派分子”的座谈会后，沫若更在文章中公开提出：
据我的看法，文艺界的现况，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①
①《向中国人民解放看齐》，1957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于是沫若充当起“反右”的积极分子，在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小会议上，坚决向“资产阶级右派”发起猛烈的“反击”。
这样，郭沫若已经不仅是受到各国人民欢迎的“和平鸽”，而且成了一只总是高昂着头的“雄鸡”，由于形成了的条件反射，只要一见到“太阳”，他马上就引吭高歌，一遍又一遍地为它唱赞歌。不过，在沫若的心底里，却始终有一个愿望要当一头骆驼，沉默而坚强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骆驼，你沙漠的船，
你，有生命的山！
在黑暗中，
你昂头天外，
导引着旅行者
走向黎明的地平线。
暴风雨来时，
旅行者
紧紧依靠着你，
渡过了艰难。
高贵的赠品呵，
生命和信念，
忘不了的温暖。①
①《骆驼集·骆驼》
五十一
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的辉煌成就，吸引着沫若的心。听到武汉长江大桥即将提前两年建成并通车的消息，他多么想能飞到已经离别了有三十余年之久的黄鹤楼去先睹为快。这个机会总算来临了，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他陪同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飞抵武汉，连宾馆都不先去一下，就吩咐汽车司机迳直开往长江大桥。
站在宏伟的大桥上，沫若感到自己好象张着翅膀飞了起来，龟山、蛇山、凤凰山、鹦鹉洲都匍匐在自己的脚下，有了长江大桥这条“大龙”的陪伴，“凤凰和鹦鹉不想高飞。亿万年被隔断着的龟和蛇，紧紧地团结了起来，伸长着铁臂。”①回想当年北伐途中攻下了武汉，沫若曾多么渴念能横江写他一个大标语：“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这个美梦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已基本实现。
①《长春集·武汉长江大桥》
一股强劲的冲动撞击着浪漫主义诗人的心头，年过花甲的沫若在上桥半跑半走，一口气到达北端的桥头堡。虽然这时外宾已经从下桥参观回来了，但沫若却仍然遏制不住自己，赶紧快步走到下面的铁路桥去。对，跑！跑！就沿着这铁轨跑，就象乘着时代的列车，噙住社会主义的轨道飞驰。他突然觉得六十五岁的自己，饱览了祖国巧夺天工的现代化建设后，就象一个强壮的青年那样，浑身蕴藏着无限的力量，不但能跑，而且简直能飞。他先沿着铁轨后又转入右手的人行道，一口气跑到了南端的桥头堡，领略了一番风光之后，犹感不足。①第二天晚上，他又从广州乘飞机赶回武汉，重新俯瞰了万家灯火的三镇和通体明亮的“火龙”，他深信倘若李白站在今天的桥头，必然会写出一首又一首崭新的诗篇。
①《永远的纪念》，1957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八年的来临，给沫若带来了新的振奋与新的忙碌。元旦在开罗的亚非团结大会闭幕式上，他跟代表们一起讨论并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这才有空游览响往已久的埃及金字塔。日程安排得极为紧张，却更显得点滴光阴的可贵。沫若自己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又跟吴晗这样著名的学者同行，骑在他最敬重的骆驼身上，冉冉地行进在一望无际的金色的大沙漠中，去拜见人类历史上的稀珍奇迹，真有说不出的情趣。一月的天气，在北京该到处结满晶莹的冰花，而开罗却象是初秋，在这一年四季都相当炎热的地带，四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人是怎么把这一块块巨大的花岗石堆砌成奇妙的金字塔的呢？他们运用什么样的起重机械？这么严格的一个个几何图形，又是怎样计算和构筑的呢？胜似神话的奇迹，居然不可思议地由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出来，流传至今！在这巨大的狮身人面石像前，沫若越发感受到人类历史的长河气势雄伟，个人只是这长河中一个小小的泡沫，真是：“劳工信神圣，奇迹叹无双。”①
①《长春集·游埃及杂吟十二首（八）》
一星期后，沫若又从这接近热带的埃及赶到了天寒地冻的莫斯科，他的随行工作人员都在感叹这酷热、寒冬的急剧变化，令人难以适应，沫若却根本顾不上这些，他急匆匆地又与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会齐，忙着跟苏联商谈加强两国在科技研究方面的合作。
沫若的生活节奏总是这么紧张，他常以约里奥—居里的献身精神作为自己的榜样。因为身体受放射性物质的影响，约里奥—居里不能坐飞机，只得坐火车或汽车长途跋涉出席国际会议，在各种世界和平会议上，沫若最喜欢与他在一起。没想到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四日这位最尊敬的国际友人竟与世长辞，沫若异常悲痛，写了《献身精神的榜样》悼念这位“世界进步科学家的一面旗帜”和“世界和平运动的一面旗帜”的伟大和平战士，用自己的笔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这位真诚的友人。
沫若在从事国际和平运动和国内文教、科技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乘空隙于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间率领北京第一批“走马观花”体验生活的文艺家，以文联参观团的名义去张家口地区深入生活。他们先后在怀来县花园乡、涿鹿县、张家口市等参观、访问、劳动了半个月，沫若“受到各地大跃进气势所启发，曾写诗若干首”①，以《遍地皆诗写不赢》为总题辑录在一起，以后又写了《跨上火箭篇》、《长春行》等。这些诗从手稿到交新华社发稿，常常要几次更改数字，因为他所报道的数字往往跟不上所看到、所听到的“跃进”数字的变化，于是诗中出现了：什么蕃薯“争取亩产一万斤”，什么“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什么“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究竟是写诗还是写童话？沫若自己也犯糊涂了，这大概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吧？
①《长春集·遍地皆诗写不赢》
在那所谓“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里，沫若仿佛觉得到处都是新鲜事物，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画，因而他在为新民歌集《大跃进之歌》所作的序中，赞叹道：“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象火山爆发一样，气势磅礴，空前未有。”他赞美工人农民的歌谣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结合”。其实一时他也辨别不了哪是人民的革命激情，哪是某些人的浮夸风，在他看来这里蕴藏着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
近来沫若一直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即毛泽东于五月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他读了毛泽东发表的《蝶恋花》等十九首诗词，认为这些作品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的结合”。而且，毛泽东也很欣赏新民歌中洋溢着的浪漫主义精神。本来沫若就觉得文艺活动的本质应该是浪漫主义的，现在他终于旗帜鲜明地宣称：
在我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的，是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①
①《雄鸡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正是从这种心情出发，他在接见《剧本》记者，谈戏剧创作问题时，才敢于毫无顾忌地总结自己如何运用革命浪漫主义来处理历史题材方面的经验。
至于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创作方法本身，沫若也化了不少功夫进行深入的探讨，先后撰写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等论文，阐明“文艺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有时是很难分别的”，“古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是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从而进一步指出了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意义，说：
主席提出这个创作方法，纠正了过去对浪漫主义偏颇的看法。我们是既承认革命的现实主义，又承认革命的浪漫主义，同时希望两者能够更好的结合。这样，就使得艺术大解放，作家的思想大解放，破除很多清规戒律，避免可能发生的流弊和偏向。这样，就大大的有利作家的创作活动。①
①《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人民文学》1959年第1期。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促使他重新总结了大半辈子以来作文和做人的经验。恰好这年的十一月，沫若接待北京师范学院六位同学的来访，回答他们所提出的有关现代文学史和他本人文学活动的几个问题，他尽可能系统地发表了对自己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等问题的看法。可是在谈到创造社后期时，却说：“不久，我出国了，他们结果把鲁迅、蒋光慈也当成批评的对象”，到此戛然而止了。人们不禁要问：作为当事人之一，他本人当时虽在日本，但也曾化名杜荃发表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类谩骂鲁迅的文章，他为什么绝口不提呢？而且后来冯乃超为这篇文章还几次询问他，他的回答都是“我记不清了”，这又当作何解释？
令沫若感到特别兴奋的是，就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他与李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