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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和他的同事回到汉口过复活节，他们现在已经对蒋夫人产生了深深的怨恨心理，对她派来的大批监视和间谍人员也很反感。4月29日，伊文斯和费恩豪特离开汉口前往中国西北地区，卡帕保证两天后出发。火车开出几小时后，日本飞机展开狂轰滥炸，以纪念裕仁天皇的生日。轰炸造成一千多平民死亡，在燃烧的街道上，在被焚毁的大楼里，卡帕看到跟在马德里看到的同样的情景。他再次把焦点集中在平民百姓的恐怖感上面：一位父亲紧紧抓住他的小孩子，正在朝防空壕的方向飞奔。一名妇女掩面不让相机拍到脸上的泪水；一名男子用扫帚无望地扑打着熊熊大火。
这次轰炸也扑灭了他心中对这次中国之行所抱的最后一丝热情。他成为“破酒吧”的常客，那里有一大批联系紧密的西方记者聚会，包括美国作家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和爱德加·斯诺，他们在那里大喝杜松子酒和廉价的威士忌。“我们原来的看法似乎都消失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一切不再抱任何希望，”史沫特莱回忆说，“没有人知道是否还有明天。我们都像一条船上的过客，我们在狂风暴雨的海上漂浮，我们刚刚找回一点人性……在战争的严酷气氛里，哪怕诗、歌曲和机智也在我们中间流行起来，一道魔术般的光芒在我们的友谊之上闪烁。”
7月初，卡帕终于脱离了“破酒吧”里进行的马拉松式双骰子游戏，前往拍摄黄河泛滥的情景，这次黄河决口是人为的，目的是要阻挡日军进攻。大堤决口造成惊人的效果，但日军的进攻仅仅停顿了几个星期，然而，数百万中国人却因此而无家可归。卡帕的照片显示满身污泥的中国农民正拼命朝干爽的陆上爬行，他们的家园被混浊的泥浆围住了。卡帕于4日回到汉口，到汉口几小时后就与伊文斯和费恩豪特一起参加了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样的会议以前从来不向媒体开放的，结果，卡帕拍摄的“蒋介石”的相片在世界各地转载。
7月19日，日本人第一次故意朝汉口的平民区开火。卡帕在正午的烈日下四处奔走，看着满目荒凉的情景，烈火包围了整座城市。在某些地方，滚滚热浪让一些人面目浮肿。空气弥漫着灰烬的气息。成片的家园现在变成了余烬未灭的骨架。
8月初，中午的气温仍然在华氏100度以上，伊文斯和费恩豪特前往纽约。不久之后，卡帕遇到中美关系中相当重要的一位人物，即“醋人乔”史迪威，他是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指挥官。史迪威的诨名完全是正当名份的，在针对中国人的种种假定上面，人人都知道他喜欢挖苦讽刺，是典型的西方式天真浪漫。卡帕在南昌郊外的一个军营里遇到他。南昌离汉口约150英里，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指挥官希望评估一下敌对双方的相对实力。对史迪威和卡帕双方来说，情形都是相当糟糕的：日本人离汉口本身只需要几天的时间了。
9月7日早晨，史迪威和其他一批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官员准备到前线去，卡帕跟他们一起去。史迪威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卡帕“是相当勇敢的一个小伙子”。另有一处记着：“晚上出发，路很难走，警卫队也走错了路。畜力驮运，苦力，精疲力竭的人蜷起身体等死……日本飞机在200英尺的空中用机关枪扫射……热得跟地狱似的。”
在巴黎，吉约吉·马尔科斯和苏茜·马奎看到了卡帕寄来的照片。马奎知道，只有照片继续寄来的时候，才知道他并没有死掉。马奎猜想，他希望让全世界看到让他失去了格尔达的那种恐怖情景。那些图片是他看到的最让人寝食难安的一种：“儿童的肚子鼓胀着；躺在血污中的孕妇；在日本士兵的监督下为自己挖掘坟墓的中国人；日本士兵拿中国活人当作练刺刀的靶子。”卡帕是在那里搜寻死亡，他总结说，但是，他并没有找到：“至少目前还没有找到。”
卡帕跟其他一些记者一起等在酷热难挡的汉口，目击这座城市的沦陷，他们称自己是“最后的挖沟人”。这期间，他自问，当一名自由投稿摄影人是否意味着他将以此方式度过自己的余生。在一封致共产党友人彼德·柯斯特的信中，他谈起了组成一个由年轻摄影师构成的通讯社的想法，这样就可以掌握他们自己的工作。柯斯特是他原来在戴弗特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9月底，由于汉口尚且没有陷落，他就离开汉口前往巴黎去了。永久性地离开中国的前几天，他第一次利用柯达35毫米胶卷拍摄到了后来第一次以彩色刊出的照片。《生活》杂志10月17日一期用两个页面登载他拍摄的另一次汉口空袭后的惨景。图片文字是：“作为中国撤退政府的首府汉口，其贫民窟里火焰万丈，日军飞机轰炸后，到处都是滚滚浓烟……一名穿蓝衬衫的女苦力一脸沧桑，无望地守护着家中的杂物，而正午的汉口正在炽热的空气中燃烧。”
1938年10月25日，汉口终于落入日本人之手。在那之前，卡帕已经回到西班牙，在那里报道他职业生涯里最痛心的故事：共和党人最后的失败。
第二章最后的失败（1）
“一些国家不仅仅靠胜利来维系自身，还要看其人民树立的典范，看他们在悲剧时代是如何隐忍的。”
胡安·内格林， 1939年
卡帕离开中国才刚几天，英国和法国就签署了慕尼黑条约：那是对越来越好斗的希特勒可耻的投降书。9月30日，内维尔·张伯伦摇晃着那份条约宣布：“我相信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斯大林很快加入了张伯伦的队伍，立即向希特勒叩头，他命令立即从国际旅撤回6 000苏联人。多个欧洲强国也同意撤回大部分属于国际旅的志愿人员。共和党人被抛弃了，他们被迫与弗朗哥及其盟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单打独斗。
卡帕于10月初到达巴塞罗那，他知道，那场“激情战争”很快就要失败了。在皇后旅馆酒吧的新一批“最后挖掘者”当中，他碰到了恩内斯特·海明威。“老爸”搂着一位极漂亮的金发美女记者，是《柯利尔》杂志的记者，她有一口布里恩莫尔口音，头脑极灵活——玛莎·格尔霍恩。格尔霍恩模样优雅，很好玩，也很有同情心，她可不是轻量级的人物。她已经出版过一本小说，还有很多短篇小说，在德国度过很多年，因此跟卡帕一样痛恨纳粹。
格尔霍恩后来把卡帕当兄弟看，是极少数能够理解她的矛盾和喜好的人。当年秋天，他们为政治上的事情争吵，他无情地指出她在因果关系上的天真，而且彼此嘲笑，但是，他们总还是带着喜好的感情这么做的。有一天，他穿一身有很大翻领和珍珠扣子的新骆驼毛外衣到了宾馆里。她觉得那件外衣“在巴塞罗那穿太扎眼了”。他真诚地对她说，“如果我给干掉了，我真希望死在自己的马球服里。”格尔霍尔的中篇小说《到死才分手》中对他的描述，远远超出他遇到过的许多男性作家，她的描述有很深的洞见。她称他为巴拉，“他有特别的吉卜赛天赋，极其活跃，女人爱他，男人喜欢他，他给人活力，这样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人们都喜欢跟他称兄道弟，人们会编造一些故事来编排他，人们会引用他说的话，让人看见跟他在一起是一件荣耀之事，很高兴能为他所用”。她称自己为玛鲁什卡，巴拉说，“这姑娘应该是俄国人，因为她的内心属于苏维埃之前的俄国，那么热情，那么没有逻辑，那么兴味盎然，那么荒唐。”
10月25日，卡帕到达蒙特布兰卡，西班牙首相胡安·内格林计划在这里向国际旅做告别演讲。卡帕的照片显示数以百计的男子涕泪纵横，但是，听完他的演讲后，人们还是打起精神来，他们在空中挥舞着拳头。他们靠味道极差的干骡子肉和干羊肉度过了两个严冬，现在，他们的战斗差不多就玩完了。
四天之后，卡帕很早就起来了。整个早晨他都在发脾气，他担心，自己的莱卡相机不知道怎么回事出了点问题。最后，有消息传来，说国际旅的告别游行将于4点半开始，最后确切的游行时间是保密的，以防遇到大规模空袭。当卡帕到达巴塞罗那中心著名的“长方形”广场时，他发现上万情绪激动的加泰罗尼亚人等在那里准备说再见，他们双手捧着鲜花。
第一批志愿者到达时，人们的眼泪开始流下来：共和党的战士和海员组成的荣誉卫队高声唱起来。之后，第一批国际旅出现了——是第十一旅的德国人，八人一个并列前进。妇女朝他们跑去，把鲜花送给他们。花瓣很快在他们已经走样的皮靴下形成一条花毯。之后，天空飞起纸带，从上面的窗户扔下来的。小孩子们加入了行列，被那些疲惫的男子举到了肩上。
最后，来自美国阿伯拉罕林肯旅的200名美国人到达。鲜花使他们的脚步慢下来，某些地方的鲜花都有脚踝那么厚。走在队列前面的是他们个子高大、英俊漂亮的指挥官米尔顿·沃尔夫，他希望自己“不太成熟的反法西斯战士”跟其他的外国人比较起来多一些精神气。卡帕以前就认识沃尔夫，曾拍过他和海明威的照片，那是1938年初他们投入阿布里尔前线的战斗前的事情。沃尔夫到今天仍然赞叹他面对不幸发出微笑的能力。他总能够让身边的人精神振奋。“没有伤心的话，那个匈牙利疯子！他们都喜欢他的照片，也欣赏他的胆识。从他在西班牙拍摄的照片你可以看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在离前线很近的地方。他想办法跟军官们混熟，因此能够冲到前线很近的地方。”
所有的国际志愿人员齐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