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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纳姆在头5个月获得的共15 294美元的收入的三分之二就来自他的杂志提供的业务。莫里斯还跟卡帕一起构思了一个想法，准备对世界各地的家庭做一个比较报道，叫“人就是人”，并说服《妇女家庭杂志》来支持该项计划。《妇女家庭杂志》同意了一个共15 000美元的资助。契姆将报道法国和德国的一个家庭，罗杰将报道非洲、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家庭，而卡帕将在他与斯坦贝克在苏联的旅行途中拍摄苏联家庭的情况。
卡帕和斯坦贝克终于在1947年7月31日到达莫斯科。那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机会。肯定的，如果有哪位摄影家可以让自己的镜头在铁幕之下对错方向，那一定就是卡帕。为了这个目的，他带上了很多设备：多部不同相机，数百盒胶卷，极多的照明设备，结果，光行李超重费他就付了300美元。
在莫斯科机场，卡帕很快就想办法确保自己赶快拿到自己的10件行李。之后，等待来人接走他们的时候，他将行李锁在一个房间里，同时，卡帕告诉机场负责人说，他们应该以自己的生命看护好那些设备。斯坦贝克写道，“一般来说，卡帕心情轻松，很开心的样子，但是，涉及相机的事情时，他会成为一个暴君和讨人厌的家伙”。
官员们看护行李的时间远较卡帕预期的等待时间长。没有人到机场迎接两位记者，而事先却是安排好让《先驱论坛报》莫斯科站的记者艾德·加里莫来接他们的。结果是，加里莫因事离开莫斯科，因此，卡帕和斯坦贝克发现自己搁浅，而手头又没有钱——哪怕他们有必须的卢布，也没有出租车可以搭乘。
最后，一位抱同情态度的法国邮差带他们进了莫斯科。当时，外国人能够居住的惟一地方就是大都会饭店和萨伏伊饭店，但那里已经住满了。最后，他们拿到了去加里莫公寓的钥匙，在那里，他们喝了几轮杜松子酒，把他的威士忌喝个精光，让加里莫很是不高兴。第二天，负责他们行程的俄国情报机构在萨伏伊饭店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套间，这使他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套间里有很大的浴盆，这让每天早晨惯于仪式性泡澡的卡帕很开心，但在酒吧里，其他记者提醒他们说，离开莫斯科地区以后，除开找到过夜的地方有麻烦以外，他们还会碰到更大的麻烦。
10年以前，斯坦贝克到过莫斯科，当时，他看到的是一个混乱的首都。现在清洁多了，有了很多新建筑和斯大林纪念碑，但是，人们看上去面呈灰色，一脸阴沉。的确，他们都太累了，被战争、强制性集体化和斯大林主义的监视生活弄得精疲力竭。妇女出门都不化妆，那被认为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豪华奢侈品，大部分人的衣服都是廉价的，很俗气。许多人仍然穿着战争时期的军服，他们也只有这样一些衣服在《俄国日记》中，斯坦贝克没有提到，1946年11月，莫斯科的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因为受到斯大林的怀疑而不准加入苏联作家协会，斯坦贝克本人参加过这个协会的一次庆贺晚会。许多犹太作家都死在古拉格群岛，苏联的许多最优秀的科学家也在那里当奴隶，制造那个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
在他的报道中，斯坦贝克也没有提及普通人的生活。1946年8月，也就是他们到达苏联的头一年，斯大林命令尤里·兹达诺夫发动一场巨大的意识形态运动，以抵抗西方文化的影响。斯坦贝克有可能不知晓这个运动吗？也许——在麦卡锡反共活动期间，此人曾支持伊利亚·卡赞，而且，在他的整个一生，这个人一直都在进行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欺骗。在苏联，跟一名间谍谈话期间，斯坦贝克坚持认为，美国没有阶级差别。苏联间谍指出，苏联人是通过《愤怒的葡萄》这一类的书了解美国的阶级差别的，斯坦贝克“脸红了”，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否认“敌对阶级”的存在。
第五章远在苏联（2）
等待离开莫斯科的许可证时，斯坦贝克很快就看到了不同的一个卡帕，这是与他在不同酒吧和新闻报道团里认识的迷人的卡帕有很大不同的一个人。“正是在这里，我才发现了卡帕性格中令人极不愉快的一个方面，而且我觉得提出警告是正确的事情，以免某些妇女会听他关于婚姻的一些建议。他是一头浴室猪，而且是让人很好奇的一头浴室猪。”他带着某种程度的讥讽写道，可叹的是，卡帕仪式性的晨间泡澡活动终于结束了，因为旧浴盆十分毛糙，将他的屁股割得流血。
在莫斯科待了一个星期后，卡帕仍然没有得到在街道上公开拍摄照片的许可，他请求苏联新闻官员允许他拍照。那名官员保证加快办理的速度。卡帕参加了一次联欢会，希望能够忘记自己的挫折感，结果却使自己对旅行的前程更加忧心了。跟他一起参加联欢会的其他客人，还包括其他国家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们的妻子，一个个满眼悲伤的样子。苏联当权人不允许这些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与丈夫团聚，哪怕英国首相克利门特·阿特利要求给予她们出境签证。如果苏联人在如此简单的人道要求上决不妥协，那么，拍摄自己想要拍摄到的内容还有什么机会呢？
卡帕终于得到了许可证，并冒险到街头去拍摄莫斯科的八百周年庆祝活动的准备情况。但是，他所去的每一个地方，警察都阻止他拍摄照片，并一再要求他出示证明文件。经过几天类似的待遇之后，卡帕决定尽快离开莫斯科。他希望，离开首都这个偏执狂地区以后，将来可以当一个自由的新闻记者。他总有办法绕开政府的规定，得到有价值的照片。他很自信，一定能够再次表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但是，这意味着他必须在比赛中胜出才能摆脱监视他的人，至少要胜出几个小时在乌克兰和莫斯科的苏维埃档案资料显示，卡帕和斯坦贝克到苏联后，他们就处在严密的监视中，他们两个不晓得在苏联期间，苏联政府怎样精心策划地跟踪他们。
为了把整个苏联扫视一遍，卡帕和斯坦贝克只好坐飞机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他们被告知战后道路还未修复。在两个城市间，即便相距几百英里，他们也不得不从莫斯科取道。理所当然地，这种情形便于让苏联特工监视他们的行动。。他一点也不知道，早已经有计划防止他进行类似的尝试。基辅的一名乌文会特工写的一份秘密报告总结出苏联人心里的意思：“乌文会给我们交待的任务主要是，国家经济和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文化珍宝如何在战争中被毁坏，我们的人民如何花费巨大的努力加以恢复，并重建了这个国家。”
到他们离开莫斯科前往第一个目的地——乌克兰——的时候，斯坦贝克和卡帕的关系已经出现了紧张的迹象。卡帕有偷书的习惯，这在斯坦贝克看来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只要是英语写的东西，无论什么他都偷：《马克西姆·高尔基笔记》，一本《名利场》，甚至是美国农业部1927年的破旧报告。从艾德·加里莫的书架上，他拿走了一本新的艾勒里·奎恩的侦探小说，在1947年的苏联，那是相当罕见的珍奇之物。斯坦贝克挖苦地写道，他还偷女人和香烟，但是，这些罪行比较而言容易原谅得多。
他们终于在滚滚热浪中到达斯大林格勒，并穿过一处接一处的废墟，在斯大林格勒市中心找到一处“国际旅行社”。他们的房间正对着一处广场，二次大战期间，希特勒第六军的司令官、陆军元帅冯保卢斯经过著名的长期包围后，终于在这里向苏联红军投降。
卡帕1945年曾见证过柏林，哪怕如此，斯大林格勒的破坏情形仍然让他震惊。1939年，乌克兰4 500万平民当中的15％在战争中死亡，而斯大林格勒一地就死了数万人。城市里没有一处建筑不是被损坏的。因为斯大林格勒是苏维埃巨大的胜利，卡帕获准在街上随便拍摄看到的一切1943年，苏联的胜利极大地扭转了战争的局面，使局势有利于盟军。
他发现，有很多人仍然像老鼠一样生活在隧道和他们原来的家里留下的地窖里，这使卡帕稍感宽慰。但之后，让他极度失望的事情是，人们拒绝让他拍摄一家坦克厂，在1942～1943年间的冬季，德国人和红军在那里有过一场最艰苦的战斗卡帕和斯坦贝克在乌克兰的时候，他们听说过关于斯大林格勒包围期间的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有一天晚上，他们坐着听轻音乐，看着伏尔加河在他们脚下流过。他们的房东谈到1942年冬季乌克兰让人无法想象的寒冷。房东说，在向法西斯开枪之前，一些人必须先用刚刚死去的战友的热血暖一暖手。。苏联人准许他们两个下去进行正式的参观，但相机必须留在旅游车上——对于他这样有声望的摄影记者来说，这是一个让人感到羞辱的时刻。
他气极了。斯坦贝克是可以记笔记的，在他看来，卡帕就像在参加葬礼。他们在工厂里四处走动，看到人们把毁坏的德国装甲车变成拖拉机。卡帕看到四处都是惊人的情景，都是“对比、角度和照片，都具有超过其自身的多重意义”。“在这里，只需要两张照片，”他对斯坦贝克抱怨说，“我就可以说明数千字才能说清楚的事情。”
可笑的是，当时正有一个苏联电影拍摄组在斯大林格勒，他们要再现这个城市的包围战，作宣传片用。但是，因为“一个接一个的事故”，如斯坦贝克所言，卡帕甚至都拿不到正在拍摄的那部电影的拍摄内容——这又是一个报道上的损失，在西方来说是有很大的商业价值的。但是，他想办法拍到了余下的一些德国战俘。那些人仍然穿着军服，上街的时候有卫兵看守着，他们是1944年投降的那几十万德国士兵中的幸存者斯坦贝克观察到，在街上碰到这些战俘的时候，人们都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