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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八月间，户科右给事中冯杰上奏，其中写道：“臣目击黎元疾苦，无如连年兵变，丁倒户绝，田地荒芜，久无人种。”《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232页。
山东经济状况同样严重，据“故鲁敬王妃何氏表文”所报：“连岁之凶荒，兼频年之兵火，丧亡既尽，丝粒靡存。”《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236页。又有“广东道监察御史刘今尹题本”称：“北直、山东逆寇焚掠殆尽，至于山西一省几无遗类”，连赋税都无法征收，杂差无人承担！《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242页。
北京附近的保定地区也是一派荒凉，保定巡抚王文奎奏道：“自定兴（河北定兴）而西，其道路荒凉，邮亭焚毁，人烟冷绝，车尘阙如，每抵州县，城郭尚有鹑衣马户环拥诉泣极称难支者”，除了“奉差员役贪惨成风”，滥行摊派，“更有流氛惨躏，搜劫无遗，较之曩时苦逾百倍”。《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244页。
据河南巡抚罗绣锦报告：“各省遭残流寇，无如河南更甚”，虽说“河北三府诸官寥无一人”，“军民流离”，但“河南五府城郭拆毁，竟成丘墟！”《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429页。可以想见，这些地方已成无人之区。
祸不单行，又有瘟疫加重了灾难。以天津为例。此地系“神京咽喉，水陆通衢，从来人民辏集，近被流贼毒害，地方凋残，人不聊生，困苦已极”，岂料“上天降灾瘟疫”，自顺治元年八月至九月中旬，瘟疫传染甚为猖獗，得此瘟疫，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合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去年（指明崇祯十七年）京师已遭到一场“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而今“津门复罹此惨”，由城内“转炽城外遍地”，但“城中尤甚，以至棺藁充途，哀号满路”。天津总督骆养性也发出哀号的声音：“卑职目击伤心”，真是“有耳所不忍闻，目所不忍见者。”他除了向朝廷请求“急行赈恤”，也是束手无策，只得“斋戒，步祷城隍庙、玉皇阁”，率所属向神灵“祈祷”了。《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439页。
以上所引档案，都是顺治元年入关后一年中来自地方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悲惨状况。至顺治七年，如山西省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巡抚刘弘遇痛诉地方困苦之状：“遍地伏莽，百姓杀戮过半，财物焚掠殆尽，庐舍丘墟，田荒芜”，又遭蝗灾，“食伤无遗”，故“地方之残，再莫残于晋省；百姓之苦，更莫苦于晋省百姓矣。”《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765~766页。
江南本属富庶地区，也因战乱和明末吏治败坏，社会经济也遭到严重破坏。在明崇祯17年中，农民军的军事活动，以及清军屡次入关骚扰，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北的地区，长江以南以半壁河山直至明亡，很少波及战火，未遭受战争的蹂躏，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生活在南京等各大都会的明王室宗亲、权贵、缙绅等依然花天酒地。尤其在南京城里，秦淮河上，那些公子王孙拥妓寻乐，却“不知亡国恨”！这种宁静的生活，直到清军南下才被打破，把他们从天堂打入地狱。江南终于也燃起了战火。
第二部分恢复封建经济（2）
从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初，摄政王多尔衮下达进军江南的命令，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冬，擒获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战争整整进行了15年。由于明宗室相继建立政权，各地将吏组织抵抗，还有农民军余部继续抗清，当地士民为保护本民族文化传统，拒绝接受满族的剃发易服的风俗，纷纷进行武装反抗，使清军在江南遇到了远比北方更广泛更激烈的抵抗，战争也更残酷。而且常有反复，即使得一城一地后，当地明将吏和百姓再度掀起抗清斗争，如四川，先经张献忠入蜀，已遭战乱；至清征剿，大军撤回，则有南明军队卷土重来，迫使清军三度进川，才最后平定。清军为报复固守不降的明军，不惜屠城，赶尽杀绝，如扬州、嘉定、江阴、广州等城，都是攻城两三个月后才解决问题的。清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进军中，清军也是一路杀戮，滥杀无辜，直到完全放下武器为止。战后，富饶美丽的江南已是面目皆非，满目荒凉。
清军下江南，南京首先归降。清军虽未屠城，但南京周围地区业已残破。先是明福王在此建弘光政权，即忙于“征兵措饷，民不聊生”，又有“地方棍徒四起，抢劫率以为常，民岌岌朝不谋夕”。在清军进驻南京后，已是“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百姓被迫“让己屋以居兵”，迁往他处；清军战马无处牧放，百姓被逼，“舍己田以牧马”，环南京城60里内“稻田俱尽”，变作牧马场！《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518页。
湖南长沙、常德、衡州等重镇，以地处冲要而成为清与南明及农民军余部争夺的战场，故其破坏最重。顺治四年（1647）初，湖南巡按张懋熺受命赴湖南上任，各处巡视，据他所见，湖南七郡皆遭残毁，惟“岳州（今岳阳）之焚毁杀戮极惨，而巴陵为最惨”，其“人丁断绝”，“自壬午（1642年）以来，无岁不被焚杀，无地不为战场，加以今春奇荒，骼胔盈道，蓬蒿满城”。他从岳州至长沙，不得不自雇夫役，自带行粮，至夜，竟宿于草丛中，白天在树下吃饭，“村不见一庐舍，路不见一人”，真是“惨目骇心”！到了长沙，“城中房舍皆无，民皆弃家远遁。”衡州（衡阳）也是连年遭兵寇杀掠，上年又闹灾荒，“颗粒无收”，米价“腾涌”，百姓“饿死大半”！清军取湖南后，道、府官员都随之到任，然而，有人有地可治的只有四五个县！《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七本，608页。到顺治十三年（1656年），据报：岳阳、长沙、衡山等地区，还是“城无完堞，市遍蓬蒿，虽间有寥寥孑遗，尽皆结草而栖，苟安于颓垣败壁之余，即通衢古道驿舍萧条……其间沃壤鞠为茂草，荡为荒丘，举目皆然。”《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910页。破坏如此之重，难以在短期内恢复。
再看与湖南毗邻的江西省情形。据江西巡按董成学奉命巡视江西所报，自万安抵赣州二百余里，“沿途之庐舍俱付灰烬，人踪杳绝。第见田园鞠为茂草，郊原尽属丘墟”，而“鸡犬无闻，烟火寂然”。偌大个赣州，经他调查，保甲不足千人，检查仓库，“并无钱谷”，城内仅存“数宅茅房，小民难以安居”，虽说朝廷已设官，却“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他还核查过袁州等五府，旧存仓谷“皆因兵马残毁，焚掠一空，仓吏竟无一人，仓廒尽成瓦砾，已属不可问矣”。《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653页。到顺治七年（1650年），庐州所属州县皆经战乱，而英山县受害更重，据统计，该县原额人丁为11 135丁，至此时只实存542丁；原额田塘地共1145顷81亩8分，而今大多已抛荒，只存熟田26顷48亩6分地！《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783页。在许多地方，事实上已成为无人之区。
四川也是受害的重灾区之一。且不说明末地方吏员豪绅的盘剥，主要是这里成了农民军、清军与南明三方反复争夺的战场，先是张献忠进川，屠杀士绅，殃及百姓，尽人皆知。清军又两度大规模征剿四川；南明军两出两进，加之四川的军阀混战，为害尤重《吴三桂大传》，“略定四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据清四川巡抚李国英报：顺治三年，他随军西征，时任总兵，已见“成都城舍丘墟，孑遗饿莩，百里无烟，寇党纵横，”他仅有兵千人，却无颗粒粮！《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666页。顺治七年，他已任巡抚，所见“蜀地赤野荒残，哀鸿寥落”，他不禁哀叹：“臣恸其百里寒烟，招徕无术。”《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749页。
地处辽远的云贵原为南明永历小朝廷的根据地，苦心经营了十余年，同清军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至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被吴三桂统率的大军逐出云南。战争基本结束。在经历了长期战乱之后，云贵无处不凋残，百姓尤为困苦。云南开发甚晚，至明清之际，还行“刀耕火种”之俗，本来“山多田少，民鲜盖藏，官无余积”，每年军饷的供给都依赖朝廷拨给和外省“协济”。吴三桂率大军进入云南时，百姓已无点滴余资，不能向清军提供斗米之用！《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7、4610、4614页。这种情况，持续了十余年，尚未见明显改善。贵州也以山地居多，可耕地甚少。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屡经劫掠焚烧，省内“寥寥孑遗，披草为衣，掘菜为食，饥寒交迫，寄命无所。……枵腹坐以待毙”。《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958页。延至康熙四年（1665年）时，巡抚罗绘锦还诉苦：“黔省以新造之地，哀鸿初集，田多荒废，粮无由办。”《清圣祖实录》，卷15，4—5页。次年三月，所属平远镇清兵突然发生兵变，纷纷叛逃。查问原因是，因兵士缺饷六个月，无法生活，被逼而走险。《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706—710页。根本问题，就在于本省无钱支饷，而外省也以困难至极，自顾不暇，也无法执行朝廷的指令，把饷银借给贵州。其艰难困苦可以想见。
第二部分恢复封建经济（3）
广西也是长期战乱的地区。顺治十三年初，据两广总督李率泰报告，广西“处处凋零，荆榛满望，瓦砾徒存，村落丘墟，人烟寥寂，仅存鸠形鹄面之人。”《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712页。
上面未提到的省份或地区，其艰难困苦大同小异，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