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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朝廷大臣的许多奏疏中，都真实地描绘出陕西连年饥荒、人吃人的可怕景象。就在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延安所属府谷人王嘉胤公开号召，举行起义，饥民、叛卒、逃卒、难民、盗贼争先参加，迅速扩展，起义、暴动遍陕西，从而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天下大乱“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明季北略》，卷4，“钱文俊激变”。
据官方记载，崇祯元年以后，二年、四年、六年、七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共十年中，山西、陕西持续大旱，蝗虫遍地，地里颗粒无收，农民饥饿无食，疯狂地人吃人！与此同时，河南、山东、南京、北京地区、浙江、湖广（湖南）、宁夏等地也连续大旱，蝗虫猖獗，农民非死即逃。个别地方还闹水灾瘟疫、发生地震，死者累累，生计断绝。
崇祯时期闹饥荒，持续之久，波及之广，灾害之重，为历代所仅见！所谓“天降奇荒，所以资（李）自成也！”《明季北略》，卷5，“马懋才备陈大饥”。
陕西、山西等省的百姓为了活命，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向他省谋生，于是，便产生了数以千万计的“流民”，造成社会的巨大震荡。但全国遍闹饥荒，何处可以栖身饣胡口？在他们绝望后，便铤而走险，毅然加入起义，于死中求生！
经年的自然灾害正在摧毁明末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在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已呈崩溃状态。天灾就像恶魔一样，无情地吞噬着崇祯政权。
天灾伴着“人祸”，加速了明王朝的垮台。明末最严重的“人祸”，莫过于党争。所谓党争，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拉帮结伙，党同伐异，相互倾轧，自相残杀。始自明中叶，渐趋激烈，至万历、天启两朝达到了高潮。朱由俭即位初，惩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党争稍息。但很快党争复燃，愈演愈烈。身处最高统治地位的由俭为其蒙蔽，不辨是非，刚愎自用，辞退正直之士，滥杀无辜，朝政异常黑暗。党争仍然在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进行。
第一部分农民摧毁明朝（2）
历代所用太监，不过是照料帝后妃日常生活，洒扫庭院而已，足不出宫，各司其职。实际上，他们都是皇家的奴仆，是不可参与国家政事的。由俭一即位，就下令革除前朝重用太监于军政的弊病。不料，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便一改初衷，开始重新起任太监，担任国家军政与财政等各个方面的要职。据载，这一年，他命太监曹化淳提督南京织造、提督东厂，用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用太监冯元升下到户部发饷，命太监吕直劳军，以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崇祯四年（1631年），由俭进而把太监派到各边疆军事重地和前线，授给他们监督将帅和军事行动及粮饷的权力，还充当皇帝的“信使”，代表皇帝劳军、转运粮饷、侦探将帅言行，等等，名曰“监军”。他们成了皇帝的“钦差大臣”，将帅们的“太上皇”。经调整后，对他们作如下安排：
王应朝往关宁（指山海关、宁远）；
张朝元往蓟镇东协；
王之心往蓟镇中协；
邵希韶往蓟镇西协；
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
吴直监视登岛兵饷；
高起潜监视锦（州）、宁（远）；
王坤等分别监视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
在京中也用太监监督各部门，如，用张彝宪总理户部、工部事务，用唐文征亲督京营军队，等等。《明朝纪事本末》，卷74，“宦侍误国”。
太监本不懂政治、军事，更无理财的才干，但他们借皇帝名义，狐假虎威，高踞各地方督、抚、将帅之上，指手画脚，稍不如意，便向皇帝报告，被告者不是被革职，便被捉拿治罪。逼得督、抚或将帅不得不曲意奉承，极力巴结，甚至双方勾结，蒙蔽皇帝和朝廷。
太监凭借特权，搜刮民财，千方百计巧取宫中财物，索取贿赂，暴敛财富，个个富有。“有明之富不在官，不在民，而皆在诸宦寺及藩邸。”《讠叟闻续笔》，卷3。这就是说，太监与封藩各地的朱姓诸王是明朝社会最富有的人！还有，由俭不断地给予赏赐，晋级加冠，也是他们增加财富的一个来源。据估计，明末“太监家私何止数百万”，大概并非是夸张之语。《明清史料》丙编，33页。
太监专横，违法乱纪，打击和迫害不合己意的朝中或边疆大员已引起正直大臣们的愤怒，他们纷纷上奏章反对太监干政，指斥太监的妄行，于是，又引发出一场持续不断的党争。
崇祯五年（1632年），工部右侍郎高弘图上疏说：“臣所在工部有公署，中则有尚书，旁列侍郎，这是制度所规定的。但是，让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高踞尚书之上，这不是有辱朝廷而亵渎国家体制吗！”
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上疏，不胜感叹地说：“内臣用易而去难，此从来之通患。”
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对太监作威作福，指令各级官员见面先朝拜他们十分不满，上奏章诉说心中不平：诸臣还没觐见天子，先拜太监，还让士大夫有廉耻吗？当初魏忠贤势力嚣张时，认他为义父的义子在夜里趴在地上朝拜，都还感到耻辱，如今光天化日之下，竟向太监朝拜，反倒不感到奇怪！国家自有觐见制度，二百余年未听说有这样的事。所以，我为此叹息。他参劾的是太监张彝宪等人，张不服，也向由俭申辩。袁继咸又上疏再辩：“知府见巡抚、总督行下属礼，这是典制，地方大员见太监行下属礼，这也是典制吗？地方司员至京，先向吏部报到，这是典制，而先拜谒太监，这也是典制吗？太祖高皇帝（指朱元璋）立法，太监不得参与外事。如果一定用太监约束各级官吏，这是以往所不曾有过的事！”
崇祯九年（1636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向由俭发出呼吁：“今天下缺乏人才，还不至于尽出太监担当重任，他们的实权和地位等于总督，那么，将置地方总督于何地呢？而且小人与太监每每相互标榜，势必造成党争。”《明史记事本末》，卷74，“宦侍误国”。
类似这样的奏疏，书不胜书，诸臣劾太监，太监劾诸臣，把朝政搅得混混沌沌，难见清明，但结果总是太监得胜。因为太监得到皇帝的偏袒，百般保护，而劝止重用太监的大臣，特别是揭露太监劣迹的人，都受到皇帝的惩罚，轻则训斥，重则降级或罢官。像前边提到的高弘图因与太监不能共事，连上七道奏疏，请求退休，由俭一怒之下，将他削籍为民。周镳刚直不阿，揭了太监的短处，含蓄批评皇帝袒护太监也遭到同样的下场文秉：《烈皇小识》，卷3。。袁继咸批评太监劣迹，被皇帝痛斥一顿。即使揭发是实，由俭也“不听”、“不问”，听之任之。相反，还极力为其辩解。崇祯九年（1636年），由俭任命太监提督天寿山，当天接到命令，当时就出发了。他抓住这种类似的小事，对阁臣们说：“内臣（指太监）即日就道，而侍郎接到命令三日未出，为什么还责怪朕用太监呢？”只要太监想整哪个官员，由俭很快就批准，予以惩治。由俭初政时，改变先朝用太监的政策，不幸的是，他又重蹈覆辙！
第一部分农民摧毁明朝（3）
明末党争，同时也在朝廷官员之间进行，他们各立门户，各聚集同伙，相互攻击。兵部员外郎痛切指陈党争之祸，说：“当事者借皇上（指崇祯）刚毅，而佐以舞文击断之术；借皇上综核，而弛其讼逋握算之能……皇上图治之圣心，为诸臣斗治之捷。”文秉：《烈皇小识》，卷3。
政治混浊，文武不和，言官攻讦，太监专横，监察失察，崇祯朝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在农民军与清军的内外夹攻下，由俭“用法益峻，功罪不假贷”《明史·郑崇俭传》，卷260，731页，见《二十五史》，上海书店，1985（下同）。，许多封疆大吏，朝廷要员都成了政治败坏的牺牲品，冤死在屠刀之下。据统计，崇祯朝处死的总督大员达七人赵翼：《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