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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垦荒田中，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原明藩王的田产，以及皇庄与勋戚庄田，清初统称“废藩”庄田。明初，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把他们封藩到全国各地或边疆之地，他们除享有朝廷优厚的俸禄，还分得数量不等的大片土地。他们世代承袭，而朱元璋之后，历朝皇帝又增封自己的诸子为王，各给藩地，各藩王占有的土地之多，实属惊人。如穆宗第四子潞王朱翊镠封藩卫辉（今属河南），其土地多达四万顷。神宗第三子福王朱常洵封藩洛阳，赐庄田四万顷，遭到诸臣反对，神宗只好减半，占尽“中州腴土”，还不足，又取山东、湖广之地，以补足二万顷之数。《明史·诸王传》，卷120，“诸王五”。明朝各王及皇室勋戚等显贵都是本地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其地皆称“庄田”或“藩产”，为其耕种的农民，既向藩王缴租，又向官府纳粮，生活十分困苦，很多人被迫离开藩庄，另谋生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把这些国中之国的藩王及其封藩大多给摧毁了，而明之，政权转移到了清朝统治者手中，他们的“天堂”不复存在，对大批庄田也失去了占有权。对这些数量可观的田产如何处置呢？康熙八年（1669年），圣祖采取如下对策：
第一，革除各藩王田产的所有权，给予原耕种的农民自由耕种；
第二，对无人耕种的剩余土地，“召民开垦”，此类田地称为“更名田”，其所有权转入民户，“永为世业”，与民田“一例输粮”。《清世祖实录》，卷28，15页。
据统计，这批田产约有二十多万顷，分布近十个省区内，多属肥沃之地引自王春霖、高桂兰：《康熙帝的治国艺术》，144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参见王毓铨：《明代的王府庄田》，中华书局，1964。，转为农民所有，因而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圣祖为加速垦荒，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不遗余力，千方百计鼓励甚至不惜重奖，严督各地方官，动员农民垦荒。在其总政策下，又因地制宜，针对全国各地不同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指导和落实垦荒的各项措施。大约从康熙十年，全国的垦荒始有起色，而从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后，逐渐形成热潮。大批流徙的农民陆续返籍，战争结束，裁减下大批士兵返回家乡垦荒务农，增加了农村的劳动力；无地的农民前往各地垦荒，如湖广民人前往四川开垦，而山东民人奔往“口外”耕种。《清朝文献通考》，卷2，“田赋考”。垦荒的热潮在全国兴起，展示出社会安定，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十月，圣祖说到边外垦荒的盛况。他说：“边外地广人稀，自古以来，从未开垦。朕数避暑塞外，令开垦种植，见禾苗有高七尺，穗长一尺五寸者。”由边外可以想见内地垦荒所带来的繁荣。《清圣祖实录》，卷231，8~9页。
垦荒成效如何，不妨用数字加以说明。据《清会典》所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国民田总数为549万余顷，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增至608万顷《清圣祖实录》，卷五载顺治十八年，全国土地数为526万余顷；卷123载：康熙二十四年为589万余顷。两项统计数字都低于《清会典》所载。今从《清会典》。今人多数论著皆以康熙二十四年的统计数字为例证，也是相沿成习，姑从之。，在24年间，土地增加了近60万顷，如扣除8年的三藩之乱，平均每年递增3．8万顷左右。其后，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到康熙后期，全国的土地数已接近或达到明万历初年的水平。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4）
前已论及，圈地是清入关后实行的弊政之一。满族贵族圈占大量土地和房屋，给当地百姓的生计带来了巨大损害。这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皆始于摄政王多尔衮。至顺治亲政，直至去世，圈地仍在继续。康熙初年，四辅臣辅政期间，又挑起了大规模圈换土地的事件，已如前叙。圣祖看到了圈地的严重危害，遂于康熙八年下令永远停止圈地。他说：“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尔部速行晓谕。”《清圣祖实录》，卷30，8页。令旨虽颁，圈地仍然时有发生。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圣祖再重申前旨，强调：“凡民间开垦田亩，若圈与旗下，恐致病民。嗣后永不许圈。如旗下有当拨给者，其以户部现存旗下余田给之。”《清圣祖实录》，卷120，19页。自此以后，圈地事基本杜绝，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满汉民族矛盾也随之缓和下来。与圈地相联系的“投充”，屡禁不止，但圈地永行停止，投充遂告终结，部分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为自耕农，为农业生产增添了活力。
举凡一代政权，都需要足够的财力维持其统治。其财力来源于征收赋税，即取自社会各阶层的生产者。取之有道，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须以建章定制的形式，颁行全国，以保持社会有序的运转。历代之乱，往往因赋税混乱而繁重，最终酿成乱阶。明万历中期，额外滥收矿税、盐税、珠税等，而使天下骚动。至明末在正常赋税之外，又加派“三饷”，百姓不胜其负担，便铤而走险，纷纷揭竿起义，向明朝展开了进攻，终将明朝推翻。
清入关后，明朝的赋税制度被废弃，急需建立新的制度，整顿混乱不堪的经济秩序，使经济生产和百姓的生活恢复正常，保持稳定。从顺治元年开始，责成中央各部衙门，及在外的抚按官员，共同拟定赋税制度。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反复评核，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制定出一套赋税规则，取名曰《赋役全书》，颁布全国，百姓遵其规则缴纳赋税。同时，又编造地亩册，也称“鱼鳞册”或“丈量册”；建黄册即户口册，每年登记户口，由国家掌握准确的全国丁口，是征收赋税收入的根本保证。丈量册与黄册，是《赋役全书》的表和里《清史稿·食货二》，卷121，3528页。，互为印证。征收办法，也从便民、利民出发，较之前朝大有改进。举其主要，一为“易知由单”制，此为官府向当地各户百姓征收钱粮通知单，单内填注纳税户姓名及应交钱粮之数，以杜滥派。“由单”之式，各州县开列本地田土上中下三等，及正、杂、本折钱粮与米、豆、麦、芥、麻等诸项，最后编定总数，再将各户应承担的数额填入单内。刊成定式，每年于开征前一月发给纳户。一为“自封投柜”，此为税户自行纳税之法。具体实施办法也很有趣：各州县皆置木柜，排列衙署前，由纳税户按“易知由单”填入的税额，亲自将银、钱投进柜中，以户部统一制定的度量称兑，如不足数当堂认补，足数则勾销，即完成当年应缴赋税。此法就称为“自封投柜”，颁行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以上两法，看起来简单，其实却是费尽心机想出来的，不失为一妙法。一个根本目的，就是防各州县私自加派，更严防贪官从中克扣。以往，由各州县官私自称兑钱粮，给克扣、贪污以可乘之机，而行“自封投柜”，当纳税户之面称兑，其度量衡标准由户部统一制定，便堵塞了漏洞，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否则，农民一手劳动所得，为当地贪官克扣，是难以富足起来的。此外，还相继制赤历册、奏销册、循环册、粮册等，都是管理和征收赋税的有效办法，构成赋役制度的较为完备的体制。
康熙初，在顺治朝整顿赋税、初建税制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不断改进，制度趋于严密而易行。顺治元年规定：各省解送京师的各项钱粮，总归于户部；七年时，又改为各部寺分管催收，造成名目繁多，民户负担加重，滋生出诸多弊端。康熙二年（1663年）决定，从下年度开始，总括各类杂项税收，统称地丁钱粮，作十分考成。每年正月扣拨兵饷外，其余都解送户部。各省皆将本省所收赋税，造一简明赋役册，送户部核查。颁给民户的易知由单，删除地丁两项以外的杂项名目，使之简化为“易知”。至于各部衙门所需钱粮，于每年底具题数目，次年由户部支给，至年终核报。《清圣祖实录》，卷9，9~10页。赋税规则删繁就简，去杂项各目，统称地丁钱粮，由户部统收，变革明以来至清顺治时征税多门之弊，臻于合理。
顺治时所行“易知由单”，内列项目繁多而杂，实行起来颇多麻烦。康熙六年（1667年），加以简化，单内只开列各纳税户土地等级（指好坏地分上中下三等）及应征收的实数。顺治时所制“序册”（地方官府向中央奏报钱粮之册簿）、“会计册”（各州县所造记载本地正项及本折钱粮、起解至户部年月日、纳户姓名之名细册簿）、“赤历册”（开列户口、钱粮，由百姓自填应纳税额的册簿）等，以靡费无益，分别于康熙四年、七年、十八年渐次废除，原定“黄册”（各州县钱粮报销及朝审、秋审之册簿，以其封面为黄色，故名）每十年编造，也一律停造。以上详见《清史稿》，卷121，“食货二”，参见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纪赋册粮票”。赋役制度进一步简化，删除重复、不合理的部分，既易于实行，也方便了农民。
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土地与人口均有显著增长，如按户增徭、地增加赋，条目过于繁杂，易于淆混。圣祖指示户部等部门重新修订《赋役全书》。经议，全书只载“起运、存留、漕项、河工等切要款目”，税额“删去丝秒以下尾数”。改定后，名曰《简明赋役全书》。《清史稿》，卷121，“食货二”。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5）
康熙初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