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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犹太人周时来华观点的还有俄国人维那格拉多夫。
上个世纪民国前后的学者江文汉在《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中认为，“犹太人”的称呼始于公元前6世纪，17世纪才出现于中国，所以不知道这一称呼的开封以色列人应该较早来到中国。江认为《旧约》前五章为公元前9世纪出现，所以这批开封人从江的逻辑看大概最应该属于“失散的以色列部落”了。
对于这一批人其他时间来华的也有许多论证。比如《古代中国的犹太人》的作者沙博里设想过他们是从波斯经印度搭船前来，时间为大约公元10世纪的福建港口城市泉州登陆，辗转从扬州到开封。他还推测其他犹太人也主要从印度和中东通过海路前来。
中国人对于没有证据的事情多以“不可信”而置之不理，是为“严谨”之美。对于“不可信”的历史事实，我倒认为应该持“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才是探索的精神。假如相反，则历史中的众多疑问都因“不可信”而置之不理，那么我们将失掉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关注一些被视为“不可信”的事情我认为更有意义，当然其目的在寻找最终的答案。假如怕“牵强附会”的恶名，过分攀附“严密”，实际上更像是一种趋炎附势的委琐学术态度，何美可谈？
现存罗马的碑文拓片言此犹太聚落自称早在先秦已来到中国，可以比对收集到的资料，我认为这批人为周人之遗族并非没有可能，当然也不排除后来有唐宋时期犹太人续入的可能。
犹太人是个特别注重自我民族传统的民族，据“开封犹太人于明末耶稣会士到来之前，一直未曾知晓‘犹太’一词而自称‘一赐乐业’（以色列）”，此外从其尚无庆祝“光明节”（亦称“圣殿节”）看，他们离开主流以色列人的时间很早，邸永君博士认为可能是滞留他国时间甚久，但更有可能他们离开主流后直接来到东亚。假如根据只知道“以色列”、不知道“犹太人”的时间看，他们离开中东的时间肯定为不足4000年，因为“以色列”生活于大约3900年前；又因为以色列的12支系之一的“犹太”家族的第一个王“大卫”统治以色列人的时间在公元前1030年，以往的犹太人由于没有母系的皇族血统所以不可能显赫到以“犹太人”的称呼取代“以色列”，所以可以判断这批人在犹太人显赫之前的3000年前离开中东。也就是说，根据这条微薄的证据可以初步判断他们很可能在商、周时期来到中国。
大约公元前1210年前后，约书亚统治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在迦南站稳之后12家族分地不均，约书亚曾经派人到世界各地寻访新的居住地，并让人画书（怀疑为《山海经》那样的书籍）以求开辟新的领土。可以怀疑开封这批人与这次开垦殖民地有关。这批人或许与周王朝有关，但周人的根源完全可以先不考虑他们，其中情形会比较复杂，因为还有其他以色列部落完全可以替代这批人，比如“但人”家族的出现。假如对应印度东北的那批藏缅人一起考虑，则来华上限应该在公元前1650年前后。
这批人从北宋时期才进入中国的说法似无成立的理由，他们连“光明节”的习俗都不知道，应该很早就来到中国。
另外，根据对其中一些开封犹太人的DNA鉴定，据说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犹太人有关联，并且与中亚爱美尼亚的犹太人之间也有关系。这似乎指出了一条通道，并且与传统的丝绸之路发生了密切的关联。但基因也显示开封犹太人已与汉族彻底融合了。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我也说说开封犹太人（3）
开封犹太人素来有“七家八姓”之说，今天剩余七姓为：石、高、艾、李、张、赵、金。有人认为：“列维①”改为“李”，“示巴”改为“石”，“亚当”改为“艾”……其中一名叫“俺三”（实为锦衣卫特务）的犹太人因为告发明成祖朱棣的弟弟朱橚谋反有功，被赐宋王室姓氏——“赵”。 据说他们一开始本来有17个大家族，“除了赵是宋朝皇帝赐姓之外，其他都是据原来的犹太姓氏转译的，例如李，就是利未的音译，而石和金，则是犹太姓氏的意译”。
记者安替在一篇报道里还说：“据张兴旺介绍，目前开封犹太后裔还有618人，其中的有些人已经离开了开封，散居到了乌鲁木齐、兰州、西安、成都、上海、南京、深圳等其他城市。”潘光旦先生则说，历史上“犹太人来到中国后散居在许多城市和地区；如西安、洛阳、敦煌、开封、广州、杭州、宁波、北京、泉州、扬州、宁夏、南京等地”。
碑文再透《圣经》信息
2002年《法国汉学》第6辑载文《从“老子化胡”到“西学中源”——“夷夏之辨”背景下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奇特经历》。作者刘钝说：
从明代中叶开始，开封的犹太人就以清真后人自称，其会堂（Synagogue） 也被称为清真寺。现在尚存的三块开封犹太会堂的碑文分别是弘治二年（1489年）《重建清真寺》碑、正德七年（1512年）《尊崇道经寺记》碑和康熙二年（1663年）《重建清真寺记》碑。
其中弘治碑称：“夫一赐乐业立教祖师阿无罗汉，乃盘古阿耽十九代孙也。自开辟天地，祖师相传授受，不塑于形象，不谄于神鬼，不信于邪术。”
“一赐乐业”即“以色列”（Israel），“阿无罗汉”即亚伯拉罕（Abraham），“阿耽”即亚当（Adam）①。另，其“不谄于神鬼，不信于邪术”和语出《论语》的“不语怪力乱神”的儒教精神何其相似乃尔！
正德碑称：“道经相传，有自宋矣。自开辟以来，祖师阿耽，传之女娲，女娲传之阿无罗汉，罗汉传之以思哈各，哈各传之雅阿厥勿，厥勿传之十二宗派……”
从以上的序列中非常准确地破解了这个历史之谜：“女娲”即“挪亚”（Noah）。我在前几本书中也有类似的推测，并且也有其他人做过这个推测，这里得到了“确认”。有关请参考《向东向东，再向东》一书以及《锁定红海》（231页）。“女娲”何时成为“女人”将是有趣的学术问题。
碑文中的“以思哈各”即圣家族中的“以撒”（Isaac），为“阿无罗汉”（即亚伯拉罕）之子，“雅阿厥勿”推测即“雅各”（Jacob，又名“以色列”），“十二宗派”即雅各的12个儿子或以色列12支派。以上人物皆为《圣经》中犹太人的祖先。
最后一块康熙二年（1663年）的《重建清真寺记》碑再次强调了“女娲”的位置：“夫一赐乐业之立教也，其由来远矣。始于阿耽，为盘古氏十九世孙。继之女娲，继之阿无罗汉。罗汉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源，知天道无声无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顺其序。”
弘治碑言“盘古阿耽”，将《圣经》中人类始祖亚当冠以中国神话中开天辟地的盘古之名；而在正德碑中，“自开辟以来，祖师阿耽”的句式，似乎又把盘古与亚当分开了。由于这些碑刻的时间在明清期间，所以盘古作为“第一代祖先”的代名词用在这里并无实际的意义，与“亚当”的互相替代不可当真。
我觉得这些“天人合一”、“天道无声无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顺其序”之语也可以进行哲学根源的探究。到底是这些犹太人借鉴了中国人的思想源泉还是犹太文化就是中国思想的本源呢？这一切都是疑问。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说说长征（1）
说说长征——读《红军长征追踪》
一位做编辑的朋友给我提起20年前经济日报社记者罗开富徒步走长征的事迹，我觉得那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她还说这位记者把沿途的日记结集，不过现在书卖完了。我恰好在那之后到一个旧货市场，在旧书摊上看到一套《红军长征追踪》①，翻了一下正是她说的那套书，于是买了下来。
“长征”是一个已经发生的历史奇迹，不管是军事还是政治方面，都有极大的研究价值，这个事件可以永远研究下去。西方有许多研究长征的组织与个人，甚至有西方人亲自来到中国重走长征路。我研究长征完全出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
接触这件事如此偶然，了解的不是很全面，似乎罗开富在考察的途中每天有一个报告登在《经济日报》头版上，事后很快就结集出版了。而《红军长征追踪》这本书是一份相对私人化的“日记”。通过认真阅读这份“日记”，我感觉到，长征确实是个奇迹，它是普通人难以做到的一件事情。
罗开富全程严格按照当年红军的长征路线徒步完成，而且每天按照当初的时间行动，即红军当年哪天进入哪个村镇他就按照哪个时间。不幸的是刚一开始他就摔折了小腿，所以他是在病痛中坚持下来的；中途由于每天住不同的人家，还染上了疥疮；到“草地”又患上了肝炎。唯一与历史不同的是，他及时得到了沿途各个县镇的医院救助，并且基本上都能找到向导帮助。长征开始时他体重68公斤，结束时体重减为56公斤；每天睡觉时间为3…4小时，除了一天要走100里左右的路程之外，还要顶着病痛与困倦写日记，并且雷打不动地给报社提供“日报”。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经历，让人难以置信。用那个编辑的话说，能做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值了”。
借鉴与考察“长征”对“同源”说是有意义的。他们都是长途跋涉，皆为纯原始的长途征伐，没有任何机械化工具的帮助，并且沿途到处面临未知的凶险，但绝无退路可寻。在这样情况下人们的忍耐程度、心理过程如何，大批人马跨越高山雪原有什么特殊安排，人员的折损程度如何，沿途渡河方法与准备是什么，以及风雨疾病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