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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克里特岛的面具如出一辙地展现了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克里特岛与埃及文明之间的继承关系已经不可置疑地得到确认。
据说地中海北岸关于人物塑像的“真实主义”归因于意大利北部伊特鲁里亚人的祖先崇拜。罗马人也是这一起源的怀疑对象之一，他们都有为祖先塑像的传统，是世袭贵族的特权。“大家族保留着每一位逝去先辈的面具”，“当一位声名显赫的亲人过世的时候，在葬礼上人们手持面具排成一长列；接着，身材和外表酷似死者的人将面具戴在脸上，他们身穿白袍、红袍或镶金长袍，分别依死者的身份而定（如果死者生前曾经当过执政官、监察官或者打了胜仗）”（280页）。这些地中海的面具应该是蜡面具，按照死者的脸型浇铸，后来被逼真的石刻或青铜半身像所替代。假如我们不考究细节，可以说殷墟与三星堆中都有类似的面具，并且尤其殷商的面具体现了“真实主义”。这些资料为三星堆的诸多不同人面头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他们相当于祖先牌位，是祖先的塑像。不过，现在还不能说中国地区与意大利半岛有直接联系，只能说有一个文明源泉同时浇灌了东西两个世界，花开两枝了，具体根源在哪里，还是一个探讨的问题，或许与埃及有关，或许与两河有关，或与安纳托里亚有关。不过我认为这个源泉与腓尼基这样流动的商业人群有着莫大的关系。
四轮车于公元前4000年出现时，拉车的牲畜是牛；用马匹拉车在公元前2000年定居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亚美尼亚人中开始出现；骑马始于公元前14世纪（121页）。大约3300年前的殷墟遗址出土了中国的马拉车，在此之前暂无考古发现。现在中国考古界已经逐渐接受中国马车来自西方的结论。既然马车是来自西方的，那么自然其他方面也不会不受影响。
桃树和杏树于公元1世纪传入意大利。“桃树有可能源自中国，途径小亚细亚；杏树源自突厥斯坦。”（273页）我对于这些植物传播的兴趣在于解决杏树与桃树的某些混乱，比如《圣经》中神圣的杏树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在中国换为有“辟邪”作用的桃树，其间一定发生了一些我们尚不知道的故事，这需要植物学家的介入。
在历史时期，由西向东的传播趋势依然不改，许多东亚地区的“文明”实际上由通常被看做荒蛮的游牧民传进内地，比如家具革命。从远古到大约2000年前，东亚地区的人们生活重心都很低，人们基本上睡不用床、坐不用凳，通常多坐卧于席上，作为桌子使用的几一般高30cm…50cm，一直到魏晋基本上还维持这个状态。但是在“五胡乱华”之后，中原人借鉴了西北胡人使用的“马扎”，然后有了交椅、罗圈椅，随之桌子出现。大约自唐起，中国人开始从地上“站”起来，到宋、明逐渐发展完善，到清朝完全定型，到今天为止我们使用的家具尺寸都是明时的规矩。这是中国的发展轨迹。仅只从家具方面看，东亚国家在古代的文明传播序列中朝鲜半岛与日本其实受西方的影响要慢一些，因为他们距离西方更为遥远，他们依然有跪坐习惯。相比之下中国就西化得快一些，今天已经全面舍弃了跪坐习惯。除了家具，东亚人看看我们今天穿的、住的、行的，哪些是东方文明？所以现在来证明以及承认“西来”说是可笑的，因为这是浅显的事实。研究为什么如此以及怎么阻止以后继续被动接受西方文明才是明智的。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青铜与金属冶炼
青铜与金属冶炼带动商业传播文明
腓尼基人被作者特别提出来加以论述，某些结论和我第五本书《难以置信》中的讨论相当接近，当然不是指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作者着重强调了是青铜冶炼为腓尼基人的远航提供了动力，称他们并非漫无目的地到处乱逛，而是为了寻找矿业四处奔忙。这个行为还带动了文明的传播，使腓尼基人到处开辟商业殖民地。
这一观点运用宏观视点更容易看到中国文明与腓尼基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因为恰好就在中国商朝前后突然出现了大规模的青铜文明，并且车马文化同时进入中国的黄河流域。这些绝非偶然。四川的三星堆、江西的大洋洲、黄河流域的殷商——这几处的根源说起来全部都与海洋或大河有关。“三代”的文明源头几乎昭然若揭。
以作者看来，铜及合金最早出现于“北方”（指小亚细亚以及伊朗），时间大约为公元前4000年。然后他们南下，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时间为公元前2800年，出现在埃及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一文明的南下转移与当时的气候逐渐转冷有关。东亚同期也经受了这一南下转移，仰韶与红山文化逐渐消亡，中原以及长江的文明突起。青铜技术似乎是很“快”就到达了中国，比一般的文明传播节律快了一拍。不知道是否作者这里提供的时间有误，中国在接近公元前2000年前这个阶段也出现了青铜，竟然与埃及的时间差不多，这很令人吃惊。不过，这个文明传播的“加速度”很可能也说明了另外一个背景的意义，比如交通工具突然在这个时期获得飞跃，马匹、车轮、船舶就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一场革命，是它们从本质上加速了传播速度。实际上我以前在其他书籍已经提到过，人类文明在新石器前后有几个飞跃，比较近的一次是大约2500前的哲学与科学革命，再远的一次就是大约4000年前的全球文明跃进——这一次跃进激发了中国的“三代”或曰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些规律性的传播反过来再一次显示了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并非独立，而是世界文明的一道波纹效应。
一项中国人很熟悉的古代金银丝嵌花术（将金丝线镶嵌于铜或银上，乌银镶嵌黄金），其发源地是今天的黎巴嫩一带（比布鲁斯），时间有可能为3000年－4000年前（85页）。这项技术在距今2500年左右的中国东周非常发达，现今在许多北方的博物馆里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文物，比如地处河北省的中山国就有类似物品，想必他们也是腓尼基商人带来的技艺。
青铜与海洋交通、远途贸易紧紧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神秘的紧张关系。青铜带动的远途商业交流时间为4000年前，其人群为西亚一些商业大家族，甚至有皇族参与，这些活动直接延伸进中国的“三代”。此时阅读这段话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些长距离的交流表明城市与城市、国家与国家之间配合默契。在美索不达米亚，货物在城市间的流通就如同一场组织缜密的比赛当中的橄榄球。例如，从亚速到卡内什（灰山），浩浩荡荡的黑驴商队运送布匹（购于南美索不达米亚）和锡矿，返回时又从安纳托里亚满载铜矿。在行进途中，他们从未受到拦截或阻碍。这一时期（公元前2000年初）巴比伦的一份文献中曾提及或许付钱才可获得的‘皇室流通许可’，路上设有驿站和‘小旅馆’。路途依然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以至于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出发之前要向太阳神沙玛什祈求庇护……”（86页）
“碳钢（硬铁）很长一段时间曾经只是赫梯帝国的专利。”似乎是赫梯帝国的分裂导致了这项技术的迅速传播，这是大约公元前1200年。中国铁器的规模性出现在东周，起码晚500年。
焊接技术是铁器进入武器行列的关键技术，发源于爱琴海的科斯岛。布氏那个时代发现的世界上第一块有焊接工艺的铁器出现于公元前1350年图特哈门墓中的一块铁枕，地点当然应该在埃及。
中东以及外围的文明共振关系
人类第一次商业贸易规模达到鼎盛时期的4000年前，似乎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是两大商贸中心，而他们皆有与中国来往的可能。假如放胆假设，可以约略说，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以北的中东地区可能偏于和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人们交流，埃及方面则更多通过海路与中国南方或长江流域的人们交易，当然这个“公式”不能绝对。串联起东亚与这两大商贸中心的职业商队的很可能是富于商业经验而又资源匮乏的地中海东岸的人们，包括腓尼基人、希伯来人以及叙利亚人——他们可以统称为“迦南人”，实际上就是“西奈人（Sinai）”，就是“秦”。这些商人居住在南北两个巨型贸易点的中间，这个地理位置首先促成了他们在两点之间的短途贸易，然后发展出对远东和欧洲的长途贸易。
由于中国地区的贸易殖民点与中东这些国家可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复杂关系，所以他们之间的共振关系成为必然。有关这方面我已在前两本书中列表对比过（如《锁定红海》88页等），布氏给出了一个表格以比较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的共振关系，我这里则附加上东亚的“三代”联系，并且还附加了《圣经》中的以色列历史以对照周朝：
布氏认为，埃及从“第一中间期”的公元前2280年到公元前12世纪发生了强烈的动荡，其间埃及经历了三次漫长的危机。众所周知，无论是战争还是其他类型的动荡都是文明向四周扩展的大好时机，一些弱势政治群体会寻觅落后地区继续发展。中国的“三代”恰好就产生于这个时期。中国“三代”与埃及帝国的兴衰可能有一定关联，因为埃及的形势确实也波及其他国家与地区，但是否到达中国还是个课题。假如从商业消费大区来考虑，这个连动影响就会很明显。埃及的第一次危机是“国家内部生活自深层迸发而出的文化革命，伴随着亚洲的入侵，以及与比布鲁斯①和黄金国度两方面间贸易往来的彻底中断”。第二次危机应该是喜西克索斯人的统治。第三次则仿佛是“世界的末日”。其后埃及不再是光荣的埃及。他们与“三代”的对应比较明显。
在有记载的“丝绸之路”发展时期，据说丝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