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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的正是大清国总理、39岁的恭亲王奕訢。他此行不是为了会见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前加州州长），而是为了拜访另一位更为重要的客人––刚刚卸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西华德。
雪中送炭
恭亲王一下轿，就走上前去，托住西华德的胳膊肘，拥抱了这位69岁的美国政治家。在旁担任翻译的大清国洋干部、美国人丁韪良向西华德解释说，这是满洲人接待朋友的礼节。随后，双方热烈握手，恭亲王表达了对客人“久仰大名、如雷贯耳”的仰慕之情，客套一番后入座。美国公使镂斐迪的夫人，则陪同女眷们进入内室。
这次会见，对大清国来说，意义非比寻常。此时的大清国，正而临着严重的外交危机和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
上一年（1869年），法国传教士在位于天津CBD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进行了大规模强制性拆迁，大量民房包括地标性建筑祟禧观、望海楼均被夷平，在天津结下了极大的民怨。到了这年的夏天，法国天主教堂内所收容的中国儿童，因瘟疫大批死亡，教堂没有妥善安葬，导致尸骸露野。此时，天津又接连发生拐卖儿童事件，被捕案犯随口供认说是受教堂指使。为此，天津知县刘杰于6月21日押解案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教堂则找来了法国领事丰大业保驾护航。丰大业居然当场向刘杰开枪，打伤了刘的随从，激起众怒，丰大业及其助手被当场打死，暴动民众随后杀死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天津教案”，西方称为“天津屠杀”。
教案发生后，法国联合了英、美、俄、普、比、西等共7国公使，联名发出了《致恭亲王及各大臣函》，向大清政府提出“抗议”，法国还派出了5艘军舰。在大沽口外进行军事威胁。恭亲王当时尚在病中，抱病参与善后，他主张一手软一手硬，一方面要坚决镇压骚乱，对为首者实行严打，另一方面对法国先礼后兵，法国真要打，中国就奉陪到底。在恭亲王主持下，中央先后派了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前往天津处理此案，最终双方相互妥协，中国处决了20多名“暴徒”，向遇难人员赔偿损失，派遣特使到法国道歉。
天津事件解决当天（10月18日），正是西华德到达上海的第一天。他在上海注意到，租界内的西方人极为恐慌，已经组织了民兵，发了武器弹药，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应对中国人的攻击。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他此时北上京城，认为太过危险。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正是西华德的侄子熙华德，在他坚持下，驻扎在上海的美军派出了大队人马，护送西华德北上。《纽约时报》在事后的报道中说，西华德所率的卫队人数，远远超出了条约中公使最多只能携带20名随从的规定，“但他并非公使，而是著名的政治家”。显然，在当时特别孤立的情况下，大清政府也不在乎西华德卫队的人数了，只要这位美国政治家能在北京露面，就是对中国最大的支持。
西华德的出访日记详细记载了在中国的每一次会见的细节，仅他和总理衙门的会谈，就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11月8日，总理衙门为他举行欢迎宴会，除恭亲王因病、文样因事之外，总理衙门其他大臣都出席了，这个宴会历时长达4个多小时，令西华德大为感叹中国的办事效率。第二次是总理衙门的二号人物文祥在11月11日到美国使馆拜访。文祥是当时国际公认的大清改革派代表，西华德认为中美能成功签订“蒲安臣条约”，与文祥的开放精神及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因此主动求见。当时文祥正在“丁忧守制”（父母去世，官员必须停职守制27个月），便以私人名义拜访了西华德。第三次就是恭亲王在11月20日的亲自回访。从这三次会谈的记录来看，丝毫没有涉及天津事件，可以说，宾主双方似乎刻意回避了这个敏感而痛苦的话题。对已经焦头烂额的恭亲王来说，美国人十分见机，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这种“体贴”无疑是暖在心头的。
美利坚帝国
恭亲王在与西华德的会谈中，感谢他在上一年对到访美国的首个中国代表团（即蒲安臣使团）给予的热情接待，和在业务上的“精心指导”。其实，中美双方签订的《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正是西华德的杰作。这份条约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与列强所签订的第一份平等条约，并且条约中明确规定了，美国支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等。这份条约及美国政府对使团的高规格接待，为使团此后在欧洲长达一年多的访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是中国在“睁眼看世界”后的第一次“伸手摸世界”，美国的态度令中国发现世界并非都是冰冷与可怕的。
席间，恭亲王好奇地问起西华德的遇刺情况。作为林肯政府的第一要员，西华德在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当晚，也在家中遇刺，当时因病戴着颌骨夹板，结果逃得一命。被刺客们看做是与林肯同样重要的目标，这完全是因为西华德在林肯政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西华德曾经是党内总统提名的第一人选，但最后败给了林肯。林肯当选后，西华德应邀出任国务卿。
即使在内战的艰难环境中，西华德还是继续在外交方面大展宏图，将自己早在担任联邦参议员时提出的将美国建立成为“太平洋商业帝国”的计划付诸实践。
西华德早在1850年代就提出，美国的竞争对手不在别处，而“在东方那些大陆和海洋上”。“太平洋和它的海岸岛屿以及海外的）“大土地”，正是“这个世界更伟大末来的主要舞台”。当时的大清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与现代美国从中国输入纺织品相反，1853年时中国就消费了美国纺织品出口总额的40％，美国当年输出到中国的纺织品，占其对华出口总额的87％。
酉华德坚信，“政治霸权随着商业优势而来”，“太平洋上的贸易和商业就是世界的贸易和商业”，因此，美国只有占领亚洲市场，才能“比迄今为止的任何国家都更加伟大”，而“战舰决不是能被派往国外的最成功的使节”，美国应当通过商业扩张来进军太平洋和远东地区。
美式黑猫白猫
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之下，西华德实行了一连串基于实用主义的举措，而丝毫不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对关国周边地区表现出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同时，西华德对于中国这个被他看做是有待拯救和改革的帝国，却表现出十足的耐心和友好。他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最终在“蒲安臣条约”中得到体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一次被写入国际公约，这成为西华德与恭亲王在各自国内实现的巨大政绩。西华德的政策成为今后一个世纪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旋律。
在对华友好，甚至对清政府的腐朽、腐败予以容忍的同时，西华德对日本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炮舰政策。作为中美之间航线上的重要枢纽，一个闭关保守的日本，是美国绝对无法容忍的。早在1853年佩里率领美国舰队打开日本大门的时候，西华德就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他在回答参议院的质询时，慷慨激昂地提出：“应该质询的，不是为什么要派遣远征军，而是为什么迟至现在才开始派遣远征军。”
西华德为他心目中的“美利坚帝国”贡献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在1867年，成功地以720万美元（相当于2005年的9500万美元）从俄罗斯手中收购了152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相当于每英亩2美分。这一举措被反对者们嘲讽为“西华德的蠢事”，阿拉斯加则被称为“西华德的冰窟”或“北极熊花园”，阿拉斯加并入美国版图，使美国在太平洋获得和英国在大西洋一样完整的商业和海上霸权。西华德自己认为这是“向亚洲伸出了一只友谊之手”，美国与中日两国成了相距咫尺的邻居。
在同一时期，西华德还主导美国获得了中途岛，从丹麦手里买下了西印度群岛，并积极进军夏威夷，矛头直指西班牙控制的菲律宾（最终通过美西战争获得对菲律宾的控制），而在家门口则从哥伦比亚手中获得建造巴拿马运河的权利，将联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捷径控制在自己手里。
在这一连串开创了美利坚帝国万世基业的行动后，中美关系在西华德的战略中就摆上了议事日程。1869年，当他协助朋友格兰特将军赢得总统大选后，便引退下来，开始了为期14个月的环球旅行（1869年7月～1871年的9月）。尽管这次旅行号称是私人访问，但实际上，关国政府将此当做了奉行扩张主义之后的一次国际巡回演出，尤其是西华德的中国之行，几乎成为一次准官方访问，美国军队不仅为其提供了政府首脑规格的保护，美国驻华外交机构实际上也成为他的助手。
也正是因此，恭亲王即使抱病在身，也坚持面访西华德。
鼓励中国走向世界
在恭亲王与西华德的会谈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应当派遣外交官常驻西方各国。恭亲王明确地表示，他将全力推动派出常任使节，并坚信这将有利于增进中外了解和沟通。而在此前西华德与总理衙门的会谈中，总理衙门的其他大臣对此不敢明确表态。在西华德与文祥的私下会谈中，作为激进改革派的文祥，也无奈地表示：中国的事情不能着急，改革必须稳步推进，否则会适得其反。
对于大清帝国的腐朽，西华德在这次访问中有了切身的体会。10月18日他在上海登陆时，就有幸看到了中国官员的招摇过市，鸣锣开道，随从如云，还奇怪地“举着各种颜色的伞”。西华德当场就对助手们评论道：“这就是帝国腐败的证据……一个国家，就如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