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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罕汗国，中亚地区的封建国家（1710～1876年）。核心地区在包括浩罕、安集延、马尔古兰、纳曼干等城的费尔干纳盆地。19世纪上半叶，经济生活和文化建设出现高潮。与附近牧区、中国、俄国等的贸易关系密切。
1876年初俄国吞并浩罕。｝
第二十八章 蝴蝶飞飞曾国藩
【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那只名叫曾国藩的蝴蝶，
面对帝位这一带刺的玫瑰，终于选择了回避，平安降落在历史的荆棘丛中……】
快马送来红旗捷报，令恭王府、紫禁城，乃至整个北京城陷入了狂欢的喜悦之中：4天前（1854年7月19日），曾国荃所部湘军终于攻人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燎原大火，基本被扑灭。
但大清中央核心的“二驾马车”––31岁的恭亲王、29岁的慈禧太后和27岁的慈安太后，似乎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消除另一个更大的隐患：手握湘淮百战雄兵、脚踏东南膏腴之地的53岁的曾国藩。
逐鹿问鼎
千里之外，南京大屠杀刚刚退潮。长江航道上拥满了开往湖南的各色船只，据说那都是运载“战利品”的。
曾国藩则忙于处置刚刚于昨天（7月22日）捕获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这位太平军中最天才‘的将领，随后在大牢中写下了洋洋数万字的“亲历”，痛切地分析了太平天国的兴亡。但恭亲王及世人看到的“亲历”，却是个被曾国落删改了的“洁本”––据说李秀成在“亲历”中劝曾国藩自己称帝，恢复汉家天下。
权力的本质就是影响力。曾国藩其时已经成为大清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同时也成为吸纳各种资源的天然磁场。除了李秀成之外，还有很多人希望曾国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些在野史中，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的“劝进”故事，还有好儿个版本：
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帐下大将彭玉麟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迎接曾国藩时，塞了个小纸条：“东南半壁无主，老帅岂有意乎？”曾国藩阅而变色，急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字）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然后把信团起吞下肚去。
攻陷天京后，曾国荃和湘军其他将领们，欲效仿陈桥兵变，制造第二个赵匡胤，给曾国藩来个黄袍加身。曾国藩听说后，“仿徨无措，踟蹰徘徊于室中者通宵达旦”，第二天他告诉老弟说：“人家待我们还好，何忍出此？”
曾家子孙们也有类似的记载。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说，老家湘乡的工匠唱民歌，歌颂她老爸，有两句就是：“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
应曾国荃邀请，为湘军撰写英雄事迹《湘军志》的湖南狂生王辏г耍菟狄踩霸识χ性Ｔ裁炊济凰担允种刚翰杷诓杓干闲戳硕喔觥懊弊郑缓笞呖猛蹶＇运自己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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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曾国藩坐大，这几乎是朝野上下一个公开的秘密。1854年，曾国藩率军攻占武昌，咸丰皇帝欣喜异常，要任命曾国藩担任湖北省代省长（署理巡抚）。委任状刚发出，军机大臣祁隽藻就劝阻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闻之心惊，立即追发一道圣旨，收回了前面的委任状，改授曾国藩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的虚衔。
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曾国藩在前线的处境一度十分艰难和尴尬。“无土无财，无位无民”，“武不能补千把外委之实，文不能辖府厅州县之官”，更为头疼的是，因为没有地方官的头衔。筹粮筹晌十分困难，备受掣肘。后来，干脆借奔丧为名，撂了挑子在老家静观局势。直到局势日益糜烂，中央不得不同意赋予其地方实权，他才出来工作。
激流勇退
在曾国藩最有可能问鼎中原、逐鹿天下的巅峰时刻，他踩下了紧急刹车。
8月1日，曾国藩获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获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先后获封的，除了湘军系的人马外，还有恭亲王、文祥等中央大员，李鸿章、官文等其他前线将领，充分体现荣誉属于集体的原则。14天后，曾国藩上奏，请求中央同意裁撤湘军，并且要求停解广东、江西厘金，这等于是自觉交出了兵权和财权。
两个月后（10月4日），年仅40岁的曾国荃“病”了，由其大哥曾国藩代奏，请求提前“病退”。曾国荃的“病”，来得很及时，很讲政治。
曾家兄弟自释兵权之后，中央也给足了他们面子。曾国荃曾经谎报说，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在南京城陷时被杀，实际上突围而走，最后左宗棠将其抓获，中央下令就地处决，不必押赴北京献俘，避免了曾家兄弟的难堪。
曾国藩对政治站队向来敏感，信奉“君子不群”的原则，不主动拉帮结派。早在三年前（1861年），即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发动辛酉政变那一年，曾国藩就很明智地拒绝了王辏г说挠嗡担愎怀〈竽选８萃蹶＇运之子王代功编撰的《湘绮府君年谱》记载，当时，恭亲王、两宫太后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微妙格局，同在热河的肃顺与两宫太后已经多次发生正面冲突。作为肃顺一手提拔和扶持起来的干部，外人都坚信曾国藩与其关系密切。王辏г说笔焙芪嗨乘郎停葱鸥ㄒ樗炀氤纤嗨秤牍淄酰种铺蟮拇沽碧扒祝ㄖ腹淄酰┫停ㄖ杆嗨常┎⒂茫愿ㄓ字鳌薄Ｔ幌脎徴饣胨暗檬椴槐ā薄２痪茫淄跤胩竺鞘迳┝郑虻顾嗨常蹶＇运失却政治前途，对曾国藩“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在政变后查抄的肃顺文件中，曾国藩除了公文往来外，别无私信沟通，因此被恭亲王认为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得免纳人“肃党”之列，躲过了一次政治大清洗。
恭亲王和两宫太后上台后，实行“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并行。这个年轻的领导核心，在行政方面奉行“不折腾”的稳妥原则，对肃顺执政时推行的大多数政策，包括引起很多满族干部不满的重用汉人，基本维持不动。
令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政变后18天，新的中央核心就发布上谕，命令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掌管浙江全省军务，还命令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以一个汉人总督而节制四省，并且明确驻防将军只能做副手，这一放权力度之大，创下大清国历史纪录。
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新的领导集体评价道：“京师十月以来，新政大有更张。皇太后垂帘听政……中外悚肃。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而对“可悚可畏”的局面，曾国藩十分“识趣”：多次奏请中央派出工作组，到前线监军；多次辞谢中央的奖励，表示不打下南京，无颜受赏；甚至主动表示，组织人事任免大权应仍归于中央统掌握，地方大员不应越位；等等。
在曾国藩与中央的大量往来公文中，充斥了互相表自、肝胆相照的信息。中国历代的权臣，多数在起初并无不臣之心，但却疏于或懒于沟通，不注意及时向中央、向领袖汇报思想动态，造成信息不对称，难免令人起疑心。上下一旦有了疑惧乃至防范之心，这种隔阂便不断扩大，恶性循环，最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善终者寥寥。
征战十年，曾国藩的湘军成为全国最大的一个派系：在同治二年（1863年），全国8位总督中，3人是湘军将领；全国15位巡抚中，9人是湘军将领，“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这种势力和实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曾国藩的功绩成果，也是曾国藩的“大戾”源头，他在家书中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带刺的玫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把算盘。对于恭亲王和两宫太后来说，既希望能将曾国藩手里的枪杆子缴械，又希望曾国藩能继续发挥“余热”，至少不能立即退休，以免给人造成中央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不良印象。
自觉裁军后的曾国藩，依然受命带兵围剿捻军，直到四年后调任直隶总督。直隶总督为疆臣之首，位极人臣，如此安排曾国藩，恭亲王一方面明显是为了酬功，另一方面也为了他能在中央身边工作，利用他在第一线所积累的多年经验，为自己正在积极推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出谋划策，保驾护航。
但也该他倒霉，一场“天津教案”，开创了晚清教案的典型，夹杂在愚昧的百姓、蛮横的洋人和颟顸的官员之间，曾国藩处境艰难，“诟【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竞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湖南会馆甚至将他的官爵匾额“悉数击毁”，并开除其“名籍”（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甚至“谤讥纷纷，举国欲杀”。幸亏此时江南出了个“刺马案”（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电影《投名状》之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