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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脑袋，屠杀了大量降兵，据说这就是日后一部名为《投名状》的电影的创造灵感来源。尽管洋人们十分痛恨李鸿章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但中央相信，这的确十分有效地解决了苏州的后顾之忧。而在英国人阿思本率领舰队前来大清打工，还在和大清政府谈判指挥权时，李鸿章已经成功地从舰队中高薪挖走了一些骨干官兵，充实到自己的部队中，这令英国人大为恼火。
这样一个敢作敢为，同时也善作善为的人，终于成为恭亲王十分默契的政治搭档。自此，但凡中央征求改革意见，李鸿章总是积极响应，而且视野开阔、思路敏捷、态度坚决，将一些恭亲王不方便说、不能说，甚至没想到说的意思，都充分表达出来，既帮助恭亲王吸引了反对者们的炮火，又为恭亲王提供了与反对者们讨价还价的更大砝码。一个悄悄地点火，一个大声地放炮，默契和谐。李鸿章经常提交激进改革措施，并非其不了解中央的实际承受底线，而更是一种“求其上，得其中”的古老策略。
在建立海军的过程中，恭亲王和李鸿章已经确定了要发展远洋攻击型舰队，而非近海防御型舰队，需购买新式巡洋舰、铁甲舰，但却依然由李鸿章出面提出报告，为沿海各省统一采购小型舰艇。这些小型舰艇到位后，并不分配到各省，直接就截留在了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之手，这样，不仅扩大了北洋舰队的预算，将各省名下的防务经费变相地纳入北洋，而且悄悄地将各省的海防大权收归中央，避免了海军方面出现与陆军相同的尾大不掉的局面。
其他在诸如兴建铁路、开采煤矿、发展电报等各项改革事业中，李鸿章均积极建言献策，动则数千字的长篇奏折，洋洋洒洒，并对保守派们的意见痛加斥责。这些建言，总是在提交给总理衙门后，没有反响。李鸿章自己透露，负责总理衙门日常工作的文样，每次都是“且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而恭亲王有时也表示无奈，说即使“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后世史家常以此作为李鸿章发牢骚的证据，殊不知，这正是绝妙的政治双簧，没有李鸿章的屡次进言，恭亲王拿什么去敲打那些榆木疙瘩脑袋呢？而没有恭亲王的审时度势、待机而动，李鸿章又凭什么在官场上巍然不动，甚至不断进步呢？这是改革者的无奈之处，也是其在夹缝中求发展的政治技巧。文祥曾经明确告诉热心而着急的美国人，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必须小心谨慎地选择改革的步子、方向，否则，改革者自己将很快被牺牲，而改革则会被导向反面。
在大清的改革战车上，可以说，李鸿章负责踩油门、摁喇叭，而恭亲王负责看地图、踩刹车，不是为了减速，而是为了防止出轨。李鸿章有句名言，“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心中一段春”，这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他的涵养和胸怀。他心中的“一段春”，绝不是“百官气”能养出来的，而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定位就是吸引“敌人的火力”，让“百官气”向我开炮，所以才敢放手一搏，不惮成为众矢之的，以掩护恭亲王、掩护慈禧太后、掩护中央，心里有底如此，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自然春意盎然……
第三十章 号令不出中南海
【 恭亲王推行改革，目的之一就是重塑中央权威，但改革的结果却是权威
涣散，号令不出中南海，威仪只限紫禁城，中央失去了对地方财政、组织人事，
乃至军队的控制，这埋下了日后武昌城头一夫作乱而江山变色的祸根……】
天还没亮（“漏三下”），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訢及财政部长（“大学士管户部”）倭仁，带同财政部的官员们，就开始在宫门外递折，请求两宫太后召见。包括倭仁在内，户部官员们都是两眼通红，呵欠连天，他们已是连夜工作至今。
如此郑重其事，两宫太后立即接见。奕訢和倭仁呈上户部拟定的一份报告，太后看后称善，命即颁谕宣示中外。
当这份文件用快马递往远在江南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时，曾国藩派出的信使，也在向北京疾驰：他请求中央裁撤湘军，停解广东、江西厘金，自觉交出兵权和财权。
这是1864年8月14日（农历七月十三），离曾国藩的湘军打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仅一个月。
军费报销
办完此事，恭亲王的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轻松的心情丝毫不亚于一个月前得到光复南京的红旗捷报。根据时人李桓（李黻堂）的记载，这份中央文件一发布，“都中人士欢声如雷，各部书吏闻而大骇，有相向泣者”，有人甚至将此称为“同治朝旷典也”。
这是一份有关曾国藩军费报销的指示，涉及的费用高达上千万两。
根据大清国的军费报销规定，一切军费开支必须造册报销，详细罗列开支的细节，然后由户部进行审计。但是，战区物价飞涨，尤其是粮食蔬菜等给养，价格往往难以与户部规定的参考价吻合，而士兵战死、失踪、新补频繁，加上各级军官们或者无暇做账、或者猛做假账，军费报销往往难过审计大关，一耗数年，“自帅臣以逮末僚，凡厕身行间，匀摊追赔，无一漏脱。存者及身，死者子孙，久迫追呼，非呈报家产尽绝，由地方官验明加结具文咨部，不能完案”。因此，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是，带兵统帅在报销时向户部官员们私下进贡一笔“部费”，他们就会对账目进行技术处理，保证能过关。曾国藩的湘军还在南京城头浴血奋战时，户部的书吏们就看到“复城之不远也，报销之难缓也”，“约同兵、工两部蠹吏”，密遣亲信到战区各省，秘密地“与各该省佐杂微员中狙诈狡黠、向与部书串通又能为管库大吏关说者，商议报销部费”，“部费”的盘口也都开出了。
当时担任户部郎中的王文韶，向中央提交了《请免册报私议》，建议中央免除册报，以免各地借报销的名义“徒滋扰累”。兼管户部的倭仁十分赞赏，就拉着王文韶，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报销方案，将繁琐的“造册报销”改革为简便的“开单报销”，即带兵将帅只要提供一份开支清单即可。主持中央工作的恭亲王对此也深表赞许。
恭亲王所顾虑的，也和倭仁、工文韶及前线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们一致：按照老制度报销军费，不可为、不能为、不敢为。军事行动旷日持久，长达数年，账日难以核查，此为“不可为”；镇压太平天国，中央基本不提供军费，都靠各支部队自行就地解决，从情理上说，如今要他们报账似乎过于刻薄，此为“不能为”；而面对百战余生后的骄兵悍将，要层层追查他们的经济账目，弄不好就会激出兵变，此为“不敢为”。
恭亲王和两宫太后都是明智的，在那份“都中人十欢声如雷”的中央文件中，同意“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务米经报销之案，准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
对于简化军费报销程序，曾国落在家书中说：“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他请求裁军的奏折，与中央宣布新的报销制度同日发出，这种巧合，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和谐和默契。
大清肾亏
恭亲王和两官太后虽然成功地化解了湘军尾大不掉带来的高风险，但是，在战争中已经放手给地方的权力，已经很难收回。站在胜利的废墟之上，大清中央低头自省后发现：自己其实成了庙里的菩萨、宫中的太监，几乎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在“耶稣的弟弟”（洪秀全）下凡折腾之前，大清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无论军权，还是财权、人事权，都归中央统一调度，一切行动都听从和服从中央的召唤。比如在财政上，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户部统辖全国的开支，既是财政部，也是国家税务总局，同时还行使着国家审计总署的职能。各省布政使司以及盐运道、粮储道等，都是户部派出的人马，由户部垂直领导，独立于地方督抚，负责监督和落实国家财政、税收等工作。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而当太平天国将半个中国拖入战火，尤其是攻占了税赋重镇江南之后，大清的中央财政，如同其国名一般，迅速成了两袖“清”风。面对困境，中央只好动用最后一种资源：权力资源，下放权力“特殊政策”，同意地方截留税收，就地筹款，“按年定数指拨解部”。从此，在欲望勃勃的“地税”挤压下，，早已是黄脸婆的“国税”只好偏居偏房。
地方督抚们，尤其是前线将帅兼任地方督抚后，几乎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皇帝”。如曾国藩，其麾下大军实际上已成其私家军队，而并非之前的“国军”，“兵归国有”成了“兵为将有”，开创了近代军队“私营化”的先河。曾国藩本人还统管财政、人事乃至辖区内的外交事务，“凡湖广、两粤、闽浙等省大吏之黜陟（zhi4）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权势之大，直逼清初的吴三桂及年羹尧。在曾国藩的示范效应下，各地督抚纷纷借机扩大手中权力，在他们的不断要求下，甚至连司法上的死刑终审权，都下放给了省里，中央放弃了作为国家机器重要象征的“生杀大权”。唐代末年的藩镇割据局面，日渐成型，中央则逐渐被边缘化，成为一种象征工具而已。
雄起艰难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有人游说曾国藩，更上一层楼，乃至干脆夺了江山自己称帝。出于各种考量，曾国藩并没有付诸行动，并月在战后率先交出兵权。
幸运的是，中央与诸侯当时都是人才济济，没有那种一根筋的二杆子，响鼓不用重锤，彼此心照不宣，花花轿子人抬人，才算从危机中平安地实现了软着陆。曾、左、李等“中兴名臣”顺利交出枪杆子和印把子，由此奠定了“同光中兴”的基础，为大清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