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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猫们相比，洋猫们的吃相要优雅得多，开口法制，闭口契约。但面对着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洋猫也一样是逐利的动物，在坚船利炮的“豪夺”己经不再时尚后，吸引中国官员占干股等“巧取”方式，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游戏。美国总统胡佛，早年是一名矿业工程师，他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帮助英商“巧取”中国的国有开平煤矿。他们设计将开平的老总张翼拉下水后，不花分文，就获得了丰厚的开平资产。胡总统的这桶金，日后成为其政治上的一大麻烦，时不时被反对党拎出来示众。而另一家更为著名的“福公司”，披“洋”皮，挂“洋”头，骨子里则是中外官商合营：马建忠（招商局总办）倡议，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跑腿，李鸿章护航，意大利首相的儿子挂名，成功地绕过了外资不准进人矿业的禁令，以一个空壳皮包公司而获得山西、河南的煤矿开发权，然后将股份出售给西方大财团，经手人均获利丰厚。
丛林世界
在这场猫儿嘉年华中，“撬边模子”（沪语，类似京腔的“托儿，’）也没闲着。著名的媒体《申报》，在大清国股市黑幕中，紧密配合庄家，以忽悠起来的理论武装人，以包装出来的舆论引导人，不露声色地当了回股市“黑嘴”，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良心守望者”的市场化。
无论当权者，还是在野者；无论保皇者，还是造反者；无论遗老遗少，还是潮流青年，大清国晚年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了“一切向钱看”的特点，金银成为一切领域通行的硬通货，“金本位”、“银本位”成为全社会的本位。即使身负“道德城管”重任的纪检监察系统（谏台），也毫不犹豫地投身到“猫儿捕鼠”的运动中来，那些义正词严的弹劾及雷厉风行的查办，也都无非是更为稀缺、更为昂贵的商品而已；待价而沽。
做猫还是做老鼠？这在晚清并不是哈姆雷特式的选择题。做不了猫，就只能做被猫吞噬的老鼠，这是摆在每一个人而前的唯一道路。因此，更为准确地说，那并不是一个猫儿的乐园，而更像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第三十三章 华商不爱黄龙旗
【 大清王朝根本无法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
只有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民营工商业才能得到喘息和发
展。买办们之所以能积累起巨额财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中国最早
的一批不受国内腐败官僚控制的商人。】
1877年3月2日，一个令大清国人民备感振奋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大清国资企业轮船招商局于昨日正式兼并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所属的7艘海轮，9艘江轮，大量的趸船、驳船，共27艘，及码头、栈房、船坞、铁厂等，都降下了星条旗，升起了鲜艳的黄龙旗。
这是在以恭亲王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大清国––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吞掉了一家大型外资企业。一贯喜欢嘲讽政府的《申报》，在这一天一反常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从此中国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
最早提请中央考虑兼并旗昌轮船公司的太常寺卿陈兰彬（之后他出任l 中国首任驻美公使），甚至将其上升到“中外大局一关键”的高度。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国似乎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扬眉吐气了，举国上下太需要这个“利好”消息的刺激了。但是，却有一群华人似乎并不为黄龙旗迎风飘扬而自豪，他们就是旗昌轮船公司的华人股东们。这些人不仅抗拒回到“祖国怀抱”，而且公然另组一家“宁波轮船公司”，并注册为美国公司，继续扛起星条旗。他们低调得几乎没在历史上留下多少印迹，弄得好像为了刻意躲避大清愤青们上纲上线的口水战似的。
其实，旗昌轮船公司从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资企业，而只是披着一身“洋皮”的民营企业而已。在公司100万两的开办资本中，华商的股份，居然占到了60万～70万两。
华商在外企中普遍参股，甚至占到大股，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仅在航运业中，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第一批1650股，华商占了935股，其中，唐廷枢一人就占了400股；北清轮船公司，华商股份占到三分之一。大童的华商散户们集资购船后，更是纷纷挂靠在外企名下。滚滚长江东逝水，却只载着两艘船：一艘姓“外”，一艘姓“公”。
有学者统计，当时华商参股的外资企业，至少有62家之多，资本金在4000万两以上，以保守估计华商占股额1/4计算，则这些以披着“洋皮”的中资高达1000万两以上。
中资大量涌入外企，这当然是资本的趋利因素造成的。
对于外商来说，进人中国市场后，出于拓展业务和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的考量，对资金总是处于饥渴的地步。而相比从境外募集并引人资金，本地资金更加便捷、廉价。而且，尽管外商在坚船利炮和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在大清国享有超国民待遇，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在日常的经营和管理中，面对商场和和官场上充斥着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潜规则、显规则，普遍晕菜，不胜负荷，只能依赖以买办为主的中国合作方，而在股权上结为利益共同体，无疑是增强凝聚力的最好办法。
而对于中资，尤其是刚刚崛起的民营资本来说，穿上一套“西装”，就等于撑起一把维权的“洋伞”；在一个公权对私权无度猎杀的环境下，一身“洋皮”就等于是一层恺甲，可以远离绝大多数的“大盖帽”的盘剥。对于挂靠在自己旗下的中国小弟们，洋大哥总是很讲义气，甚至不惜动用外交乃至军事压力，维护自己的小弟。大清国那几乎是工商业天敌的公权力，在“洋皮”面前，立即疲软萎谢。
在“避险”的同时，华商也发现，“洋皮”还能获利。大清国给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首先就体现在税收上。面对内地的层层关一卜，缴纳了海关税的外企货物，便能一路畅行，而民营企业就必须见庙烧香，逢山拜佛，留下重重买路钱。这样的“政策利差”，令外企们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财源：提供挂靠，然后从民资节省下来的税费中抽成，坐享其成；而且，还能动用这些不请自来的廉价资本实行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研究表明，当时儿乎每家外企后头都有一大串挂靠在他们旗下的民企，“强龙”与“地头蛇”郎情妾意、惺惺相惜。
到了1870年代之后，大量涌入中国的小洋行，多是皮包公司，他们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当地的资本，而其自身的唯一资源，就是一身如假包换的“洋皮”而已。衡量各洋行买办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其在本土的融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谓的西方外来经济势力中，其实儿乎没有血统纯粹的外资企业，更多的是“中外合资企业”，或者干脆是披着“洋皮”的纯粹民营企业。
有研究者将中日两国同时期的企业发展做了对比，发现日本的企业家似乎更“爱国”，更有长远眼光，也更能忍受一时的损失，而晚清的商人们多急功近利。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大清王朝根本无法如明治政府那样，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相反，只有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民营工商业才能得到喘息和发展。买办们（中国第一批外企金领）之所以能积累起巨额财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不受国内腐败官僚控制的商人。
原旗昌的华人股东们新组的小小“宁波轮船公司”，在星条旗的庇护下，自然可以继续远离大清国官员们那只看得见的手，但却难以逃脱动用国资进行价格“割喉战”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之前，旗昌轮船公司在与招商局的价格战上惨败，并非资本不厚，经营不善，只是企业实力再雄厚，奈何招商局背靠国家财政，“割喉战”成了“超限战”，最后只好投降了事，见好就撤。
一年之后，“宁波轮船公司”就败下阵来，偃旗息鼓。它悄悄地走，正如它悄悄地来，挥一挥衣袖，连半点水花都没有激起。在以“公”为姓的权力面前，资本的力量就是两个字：可笑……
第三十四章 李鸿章吹起大泡泡
【 一家打着国有旗号的行业垄断者，最后不得不靠与自己公开反对的外敌
结为寡头同盟，才得以生存，却依然高喊着“利权”、“中华”等政治口号，
纷飞的唾沫溅满了史册，百年未千。】
并购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后，招商局实际上的董事长李鸿章倒有些郁闷了。
这是一场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资本兼并战，定调很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此“为收回利权大计”，“于国计商情两有裨助”。而筹措了大部分收购资金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祯认为：“归并洋行，为千百年来创见之事……是真转弱为强之始。”
一场本该是大涨中国人民志气、大灭帝国主义威风的主旋律演出，剧本上明明写好了“此处有雷鸣般的掌声”，但却出现了一些嘘声，甚至旗昌公司的原华人股东们在这大是大非关头，表现右匕了极低的政治觉悟fri民族感情，纷纷退场，重组一家美资公司。
媒体在喝彩之外，也出现了嘘声：旗昌本是件破旧的衣服，如今却卖了个好价，美国人套现后不是正好可以换件崭新的时装吗？（《清史稿》：“旗昌弃垂敝之裘，得值另制新衣，期于适体”）当时，在招商局等的挤压下，旗昌公司的经营每况愈下，年净利润从1871年的94万两一路下滑到1873年的10。6万两；而其100两面值的股票，也从顶峰的200两猛跌到1875年的60两，奔牛已经成为狗熊。招商局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