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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版恭亲王-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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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一个项目公司“吴淞铁路公司”,但为了继续蒙蔽中国政府,他们同时注册了一家掩护用的“吴淞道路公司”,将“铁路”一词隐藏起来。

“吴淞道路公司”立即行动,开始修路,大清国的第一条“地铁”即将诞生……



第四十章 拆迁让谁更美好?

【 铁路征地之前,农民们都安心于种地的本职工作。但征地开始后,农民

们就不再安心种地了,而是琢磨如何通过铁路来快速脱贫致富……】



搞基建投资,尤其是搞那种在规划上打擦边球的基建投资,关键是要快。要在政府有所反应––或者说不得不有所反应之前,造成既成事实,才能巩固胜利成果。这是建设具有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的一个诀窍。

英国人精于此道。要在明确拒建铁路的大清国,建设一条上面铺着铁轨的特殊“公路”,英国人知道其关键就是一个字:快。

从美国人手上拿到“吴淞公路”的项目建设权后,英国人首先将这条“马路”所需的已被征用的土地纳入红线,并在两侧挖掘深沟,把地先圈起来。为了争取民意的支持,英国人努力做到“文明拆迁”和“文明施工”,为了不触犯“风水”禁忌,英国人甚至不惜成本,将挡道的大树移栽到附近,而不是一砍了之,据说这也是中国铁路时兴行道树的开端。

英国人明智地将周边的征地拆迁户们,纳入到自己的统一战线中来。他们大量雇佣所征地的村民,工资给到了每天200文,“乡人皆踊跃从事,毫无怨嫌”。

其实,当美国人最早从大清政府手上拿到项目征地权时,反应灵敏的大清农民们,就对这一重点工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们迅速提升了卖地的价格。推动这一项目的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布拉特福,在写给上海市长(“苏松太兵备道”)沈秉成的信中,就提醒他这个项目正在迅速推高沿线的房地产价格,那些被征土地上的房屋价格“远高于当时的市场价”。有西方研究者认为,这在令沿线民众受益的同时,也同时“腐蚀”了这些曾经淳朴的民众。

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向北京的代理公使威妥玛报告,有一位当地民工告诉他,铁路征地之前,农民们都安心于种地的本职工作,但征地开始后,农民们就不再安心种地了,而是想法通过铁路来如何快速脱贫致富。

一位名叫李昆荣的农民,与当地的村委会干部(“地保”)相勾结,谎称一块公共土地属于他的寡嫂,并以其名义租给了怡和洋行。为了把这个故事编圆了,两位村委会干部还把公共土地的记录做了篡改,将这块“私人土地”的面积从0。871亩改为1。5亩,三人瓜分了收到的租金。此事后被宝山县发现,知县冯寿镜下令逮捕了李昆荣及两位村委会干部,三人都被处以笞刑,体质最差的李昆荣尽管受笞最少,却在受刑后几天死去,成为这场拆迁狂欢中的少数悲剧人物。

除了拆迁涉及的农民之外,吴淞铁路还成为拉动当地旅游业的杠杆。热火朝天的建设现场本身,就成为上海一景,从本埠到百里开外,人们蜂拥而来看热闹。《申报》记载道,“观众”每天都能有上千,马车、大轿、东洋车(人力车)生意火爆,而工地周围也围满了水果摊、点心摊,仿佛赶集一般。

至此,吴淞“马路”建设,不仅成为上海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平台,也成为拉动GDP上升的杠杆,更是街谈巷议的热点新闻。吊诡的是,每天千人以上的“大规模群体性”聚集,似乎并未引起向来警惕而敏感的大清官方的关注,更甭提那工地上明晃晃的铁轨,显然与规划批文上的“马路”一词完全不符。

是猎犬们疏忽了,还是被搞定了?大清国的第一条营运铁路,而且是外商独资铁路,就在这种公开的“地下”状态下,在疑似潜规则的保驾护航下,不断向大海方向延伸。

吴淞铁路通车后,不仅上海本地人趋之若鹜,而且;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前来观看这一先进的洋玩意儿。尽管这段仅仅15公里长的路程,费用不菲,头等舱来回要2元,差不多是一石米的市价了,但“游火车”依然成为大清国一种“髦得合时”的休闲方式,至少一半的国内游客选择的是头等舱和二等舱。大清国从来就不缺有钱人。尤其不缺有权而能够弄到钱的人,尽管国家依然千疮百孔,但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们,努力与世界接轨,加入了休闲消费的国际化浪潮。大多数人从上海到吴淞,绝无公务或私事,只是“白相”而已。在欧美作为大众交通工具的铁路,以“奢侈品”的光辉形象进入中国,拉响了叫春的嘹亮汽笛。吴淞铁路迅速盈利,达到了每英里每周盈利27英镑的水平,与伦敦持平。这不仅证明了英国人在打仗和经商方面两手都过硬,更证明了大清国市场的巨大购买力。

大清商人的算盘,一点也不逊色于英国人。吴淞铁路开通后,从上海小东门到被称为“火轮房”的火车站,一些华商迅速投资兴建了“出租车”线路,并且令英国人不得不为中国特色的智慧而叹服:这些马车车厢完全仿照吴淞铁路的火车车厢;而马车夫们则穿着清一色的仿制的铁路制服。

更多的人从铁路开通后的房地产增值中受益。当两江总督沈葆祯考虑将铁路收归国有乃至拆除时,铁路的既得利益者中,有145名有点头脸的人士,联名签字请愿,要求保留铁路。而要求拆除铁路的人士们,也组织了联合签名,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

至今,在中外不同的史书和论文中,相互对立的“民意”依然是支持各自论点的依托,拆迁究竟让谁更美好,依然是个扯不断理还乱的话题……



第四十一章 东方慢车谋杀案

【 在这起铁路事故中,民意只是个工具而已。那些看似矛盾的“民意”体现,

其根源或许与政治觉悟、民族意识、开放精神都无关,而只在于一个词:“切

身利益”。】



1876年8月3日,一起铁路事故,令盛夏的上海险些成为中英战争的火药筒。

早在上个月,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就报道一说,中国军队已经在吴淞集结。英国公使威妥玛则下令英国舰队司令前往上海,配合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华陀。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英国方面偷梁换柱,将规划审批的吴淞“马路”,建设成了吴淞“铁路”。

那年春节之后(2月20日),中国方面发现,英国人建设的吴淞“马路”上居然铺上了铁轨,上海市长(“道台”)冯焌光提交了严正的抗议,要求立即停止施工。但英国人只停了一个月,就恢复了施工。双方的争吵立即升级,从上海提交到了南京(两江总督驻地)及北京,成为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

英国人强行修建的吴淞铁路,采用滚动开发的模式,边施工边营运。7月1日上海~江湾段正式通车,吴淞铁路进入“半程”营运阶段,7月3日即开始对外营业。

没想到的是,“半程”营运仅一个月,英国火车就撞死了中国行人。

倒霉的火车司机名叫戴维。中英双方的文件都显示,那天他的火车是正常行驶,即时速在24~32公里之间,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绝对是慢车。事发时,他看到前方路轨上有一个人在行走,就拉响了汽笛,那行人走下了路轨。但就在火车即将通过时,那人又突然走上路轨,戴维刹车不及,火车从那人身上碾了过去,当即身亡。

这是正史所载的中国第一起铁路交通事故。吊诡的是,这位在最微妙的时刻、死在最微妙的吴淞铁路上的受害者,却根本无法查证身份,也无法在当地找到任何亲戚朋友(也就是所谓的“苦主”)。英方舆论普遍怀疑,此人可能受雇于中国政府,以这种“自杀性袭击”的方式,激化矛盾,从而动员民意,阻止吴淞铁路的建设和运营。

事故发生后,在官方的引导下,上海群情激奋。向来不大在乎草民生死的大清官方,此次一反常态地为民做主,坚持认为这是一起“东方慢车谋杀案”,吴淞铁路本身就是“非法建筑”,英方应对此事负全责,并且应将戴维交给中国审判,以谋杀罪“一命偿一命”。英国方面则坚持根据领事裁判权进行审判,并且最终宣告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受害人本身应承担全责,火车司机戴维无罪释放。

上海市长冯焌光立即下令军队进驻吴淞铁路沿线,并责令英国人立即停止铁路修建及已经开始的“半程”营运。英文《北华捷报》则公开指责冯焌光等地方领导,故意在激发民众对铁路的憎恨。英国公使威妥玛也下令,增调两艘军舰开往上海。

形势开始紧张了。

其实,民众对铁路的态度,本身是暖昧的。

无论是英文的《北华捷报》,还是中文的《申报》,都表明这段铁路在征地的初始阶段,当时的上海道台沈秉成就相当积极地配合英方协调业主关系,成功地说服英方以高价收购上地和民房,并月将工程逐段包给当地乡民,皆大欢喜。铁路沿线的民众,因为拿到了丰厚的征地补偿款,并且能够到英国人的铁路公司里打工,收入比起务农来说也算不错,并不反对铁路修建。

英国人则记载道,“附近的各个村子的人民中间,存在严重的反感,甚至于有准备的自杀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反对活动的……种种攻击铁路的方式都被采用着”,“他们掘去轨间路基,把砂砾堆置铁路线上,预期颠覆列车”。此类记载,以往多被主流史家作为“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帝国主义”的证据,但这一结论要站住脚,必须首先排除其中极有可能的利益动因:这种对铁路的“反感”,究竟是出于民族义愤、保守意识,还是只因为想在利益分配上争取更好的筹码?

在撞人事故后两个月(1876年10月11日),据说行驶中的机车(为维持铁路速,机车本身依然运行以运送筑路物资)飞溅出了火星,点燃了铁路边的茅草屋。数百名村民们围住了火车司机争辩,火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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