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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珪加速汉化的第二个有力措施就是“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从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到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拓跋珪多次下令，强制解散血缘关系的各部落组织，使各部牧民与原来的部落大人脱离关系，重新按居住地组织编制，由政府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从事农耕或定居放牧。这样，拓跋部的成员除极小部分作为皇帝的亲近侍从而上升为官僚贵族外，绝大部分就随着分土定居而成为负担赋税和兵役的农民，拓跋部的封建化程度也就随之加深了。
拓跋珪的第三个措施就是计口授田，发展生产。北魏初期，由于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俘获了大量的人口。拓跋珪在把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带走后，除了一小部分战俘作为国君的战利品赏赐给贵族、大臣和将领，使他们沦为奴隶以及牧子、隶户、杂户外，其余的大多数人则是被作为“新民”随其内徙。政府发给这些“新民”耕牛和农器，按照人口授给他们田亩，让他们在划定的范围内耕种田地，并设置专门的部帅对他们进行管辖。
三、祸起萧墙被杀身亡
拓跋珪晚年开始盲目自信，刚愎自用，性格变得十分猜忌和多疑。他常常担心别人觊觎他的皇位。天兴三年（公元400年），他下了两道诏书，一道说：“人们认为汉高祖以平民而有天下，这是不对的。汉高祖做皇帝，是由于天命。没有天命，而妄图非分，是要遭殃的。”另一道诏书则反复说明：名利和爵位是末，道义才是根本，本末是不可以倒置的。诫谕群臣要讲道义，不要贪名争利。道武帝把天命和道义的神学教条作为精神药石，但这副药石也并不能使他得到完全安宁。他不断猜疑臣下对他不忠，担心他们谋图不轨。那些功高名重的大臣、将帅和拓跋王族更成了他的猜忌对象。一旦被怀疑，轻则流放，重则杀头。
拓跋珪的堂兄拓跋仪，本是北魏最著名的将领，在参合陂之役和灭燕战争中功盖诸将，不论是在拓跋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中，他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因而也就日益为拓跋珪所猜忌。天赐六年（公元409年）掌占卜的官员对道武帝说：“今年天文有异常的变化，可能会有大臣叛乱。”拓跋珪更加疑虑，一时间弄得朝廷人心惶惶，大将重臣均有朝不保夕之感。拓跋仪担心祸将及己，惶恐不安，于是单骑出逃，但最后还是被道武帝派人追获赐死。
早在窟咄与拓跋珪争夺王位时，高邑公莫题曾用箭射信给窟咄说：“拓跋珪还是个三岁牛犊，岂能任重载之车！”表示愿意支持窟咄。这封信被拓跋珪截获，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天赐五年（公元408年），有人告发莫题住宅豪华，为人骄傲，蔑视皇上，拓跋珪就借题发挥，派人将莫题当年用过的箭给他送去，并责问他道：“你看我这个三岁牛犊现在到底如何呢？”莫题父子自知活不成了，相对而泣，不久便被处斩。
越到后来，拓跋珪的疑心就越重，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大臣处死。北部大人贺狄干被后秦囚禁于长安多年，回到平城后，拓跋珪见他穿的是秦人的衣服，说话有秦人的口音，便认为他仰慕后秦，将贺狄干连同他的弟弟一起杀了。大臣司空庚岳被人告发衣服华丽，行为举止仿效帝王，也马上就被处斩。在朝廷议事时，拓跋珪也动辄杀人。只要他忽然想起某位大臣的过失，就将其推出处死，甚至见人脸色失常，气息不顺；或听人言辞逆耳，声音高昂，便认为是心怀恶意，下令当场处死，并将死者全部陈列在天安殿前。他的暴行导致朝廷上下人不自保，大臣百官均自虑祸患，不理朝政，里巷之间，盗贼公行。
拓跋珪晚年时常服用寒食散，期望长寿成仙。而实际上这种寒食散是用朱砂、石英等矿物质制成的一种有毒物质。在毒性发作时，他的性情更加狂躁，喜怒无常，往往几日不吃饭，几夜不睡觉，独自对着墙壁自言自语，甚至亲手将人毒打致死。他好乘人力辇车，乘车时手执宝剑，从后敲击拉车人头部，死一个换一个，有时每天死者有几十人。
他越是杀人，就越担心别人谋害他，因此经常变换他的寝室，连他的大臣亲信都不知他住在什么地方，只有他的宠姬万人知道他的住处。谁知万人偏偏又和他的二儿子拓跋绍私通。拓跋绍生性凶狠残暴，是贺太后的妹妹贺夫人（拓跋珪娶了自己的姨母）的儿子。天赐六年（公元409年）十月，贺夫人被拓跋珪囚禁，她托人密告拓跋绍，让他设法营救她。当天夜晚，拓跋绍以万人为内应，寻到拓跋珪的住处，将其刺死。这时拓跋珪才39岁。永兴二年（公元410年）九月，谥为“宣武帝”，葬于盛乐金陵，庙号烈祖。泰常五年（公元420年），改谥为“道武皇帝”。至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又改庙号为“太祖”。
第一百六十三章 明元帝拓跋嗣
一、登基理政与民休息
北魏登国七年（公元392年），道武帝拓跋珪的宠妃刘贵人生下一子。因得长子，道武帝喜出望外，马上下令天下人共庆，并给这个孩子起名为嗣，立为太子，希望他能嗣承自己的大业。这个孩子后来继道武帝之位，为北魏第二个皇帝——明元帝拓跋嗣。
拓跋嗣从小聪明大度，举止合礼，甚得道武帝的喜爱。天兴六年（公元403年），被封为齐王，拜相国位，加车骑大将军。起初，道武帝因怕将来后党专权，引起宫廷内乱，在刘贵人生下拓跋嗣后不久便将她赐死。后来他告诉拓跋嗣说：“以前汉武帝要立他的儿子做皇帝，便把孩子的母亲杀了，主要是不让妇人参与国政，以免外戚叛乱。你将来要继承我的基业，因而我仿效汉武帝的做法，主要是为你以后的统治做长久的打算。”拓跋嗣十分孝顺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痛哭流涕，不能自止，惹得道武帝大为恼怒。拓跋嗣从父亲那儿回到宫中后，思念母亲，日夜哭泣。道武帝知道后又要召见他。拓跋嗣准备进宫时，他的左右劝他说：“现在皇上正在气头上，你去了或许有意外，不如先外出躲避一段时间，等皇上气消了再去见他也不迟。”于是拓跋嗣便离开宫中，到外地巡游。
天赐六年（公元409年），道武帝被二儿子拓跋绍杀害。拓跋嗣听到消息后赶回都城，联络诸大臣杀死了拓跋绍，平息了宫廷政变，登上了帝位，改元永兴。
拓跋嗣登位后，劝课农桑，与民休息，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永兴三年（公元411年），拓跋嗣下诏说：“衣食充足，方知荣辱。假如人们饥寒交加，早晨害怕家中的粮食难以维持一天，心中着急的只是怎样才能吃饱穿暖，那里有余暇谈论仁义之事呢？只有男耕女织，内外相辅，才能家给人足。”
他还下令精简宫女，让大批宫女出宫配给鳏民。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又下诏说：“古人有言，百姓富足则君王有余，从没有百姓富足而国家贫穷的。近年来霜旱频繁，粮食歉收，有很多百姓忍饥挨寒难以生存。国家应该发放布帛和库存的粮食，来赈济贫民。”大将奚斤打败越勤倍泥部落后，拓跋嗣又将越勤倍泥部落的2万余家迁到大宁川附近，由国家按人口授给农器，分给农田，强迫他们进行农业生产。拓跋嗣自己也常常外巡视察，亲自接见民间的长老，问民疾苦。为防止地主官吏贪污害民，他除专派中央官员巡行四方，监督考察外，又下令假若守宰不遵法令，百姓可以直接进宫上告。守宰的财产，假若不是自己家中生产的，则全部作为赃物没入。对没有按时完成政府赋税任务的刺史守宰严加惩处，不准他们再向百姓征发，而用他们家中的财产抵偿。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解了北魏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也使大量流民内附。神瑞二年（公元415年），河南流民前后有5000余家归附，氐族豪强徐骏奴、齐元子等也率部落3万余家遣使内附，河东胡、蜀五千余家也相继归降。
二、外抚内和巩固根基
道武帝虽以武功文治建立起强大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中国的大部。但当时北方也仍然存在着许多小的割据政权。和北魏接壤的有北燕、北凉、后秦、南燕和夏等，北魏的北面还有一个正在强大起来的柔然。拓跋嗣继位后，因感北魏初入中原，尚需巩固统治，站稳脚跟，所以在对内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同时，对外也采取了抚和的政策。义熙十年（公元414年），遣使通秦、柔然及北燕，又诏使平南将军、相州刺史尉古真与东晋太尉刘裕相互交通。拓跋嗣派遣使者的目的，自然是希望与各方和睦相处。
当时，在周围的这些割据政权中，夏和柔然是北魏的两个劲敌。拓跋嗣即位不久，柔然就侵犯北魏边境。永兴二年（公元410年），北魏大将长孙嵩被柔然围在牛川，拓跋嗣亲自出征，敌将才率众退走。
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平城附近连年冬旱，不少人饿死。许多人主张迁都邺城（今河南安阳市北）。拓跋嗣召集群臣商讨，崔浩说：“迁都邺城，虽然可以避过今年的饥荒，但并非长久之计。一则分众南迁，兵力分散，会使四方产生轻侮之心，而且百姓水土不服，因疫病而死的一定很多。再则平城的防守减弱后，假若夏举兵南侵，平城必然危机，而朝廷远在千里，很难救援，一定会使我们大受损伤。”拓跋嗣听取了崔浩的建议，为防止柔然的南侵，仍然都于平城，只将饥民徙往定州、相州、冀州三州就食。
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南朝的刘宋与北魏争夺河南，柔然趁机举兵进犯北魏边境。拓跋嗣下令从赤城（今河北赤城县）到五原修筑了一条长城，绵延两千余里，设置了许多镇戍，防止柔然南下，拱卫平城。拓跋嗣在位期间，隆基固本，对柔然及周围的割据政权，一直采取的是防御、和抚的措施。
三、安排后事欣然知辞
拓跋嗣也与他的前辈一样，为了长寿成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