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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到其他地方巡游，不仅不比游江都有丝毫逊色，还要改换口味，翻新花样。他北巡时，又有一番派场。凿太行山通驰道于并州，又于榆林至涿郡修长3000里，宽百步的御道，又命宇文恺造可容数百人，下施轮轴，可以行走的飞行殿。随行甲士50万，旌旗辎重千里不绝。
五、经营西域远征高丽
隋炀帝即位时，府库充实，兵马强盛，依靠这一雄厚的经济、军事力量，隋王朝本来可以成为历史上长治久安的王朝。可是经过隋炀帝的一番折腾，这些家底全被挥霍殆尽。他四处扩张固然有巩固边防，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但也成为隋朝灭亡的致命伤。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北方的契丹族侵犯营州，炀帝诏通事谒者韦云起发突厥兵以讨击。韦云起偷袭获胜，加强了炀帝向四外扩张的信心。
大规模地经营西域是从大业三年开始的。在此之前，西域诸国商人多至张掖同隋进行贸易，隋以黄门侍郎裴矩负责。裴矩向炀帝上奏主张经营西域，唤起了隋炀帝远慕秦皇、汉武之功的雄心，遂派裴矩回张掖，用重金引诱西域诸国来朝。此后，西域诸国往来相继，所经州县，送往迎来，糜费以万计。
大业五年，隋炀帝采用裴矩的谋略，击败西突厥处罗可汗，为经营西域除掉了一个障碍。
吐谷浑据今青海和新疆南部，正当中原往西域的要冲。大业五年，炀帝派军击败吐谷浑，隋在其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和商业基本上畅通了。
随后，炀帝出兵西域，派薛世雄率军出玉门关击伊吾，伊吾降。世雄于汉朝故伊吾城东筑城留甲卒千余人戍守。
大业五年，炀帝西巡至燕支山，高昌王曲伯雅、伊吾吐屯设和西域27国使者同来谒见。其他如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和康国、安国、石国、米国、曹国（均在今苏联境内）等均曾派遣使者来到中国。
经营西域，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通道，保护了西方对外的商路交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同时，除少数地区外，基本上没有动用武力，按说不该给人民带来更大的负担，可实际恰恰相反，为经营西域所耗费的资财每年竟达巨亿万计。因为裴矩招致西域诸国入朝，都是引以厚利，临行又有丰厚的赏赐。并让当地人民置办华丽的衣着，很多人因而贫困破产，以此来向西域人夸示中原的富有。隋炀帝这些劳民伤财的措施造成了天下的穷困，而西北则是首当其冲。
大业六年正月，西域诸国酋长毕集洛阳，炀帝命在端门大演百戏，一连折腾了一个月。此后情形越演越烈，仅为制造这些锦绣服装，两京缯锦为之耗虚。国家每年仅此项耗费达巨亿万。后来中国传统的元宵节观景行乐，即兴盛于此。西域人请求入洛阳市内作交易，炀帝又命排场一番，店肆檐宇，整齐划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西域商人吃饭不收钱。隋炀帝要的是万国来朝的派场和天下归一的尊严，他挥霍巨资来粉饰太平，夸耀富有，不惜和西域人做赔本的生意。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国家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隋炀帝向外经营或扩张，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给人民造成灾难最深重的是对高丽进行的三次侵略战争。
高丽是隋朝东北最强的邻国，当时它的辖地东至新罗，西过辽河，南接百济，北邻靺鞨。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曾侵扰辽西，被隋朝的辽西总管韦冲打退。由于它的领土扩展到辽河，并曾侵扰营州，隋文帝曾派汉王杨谅率军征伐高丽，但一败即收兵，没有再举。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巡幸东突厥启民可汗帐，恰巧高丽使者也在。炀帝接受裴矩的建议，胁迫高丽王高元入朝，高元拒绝，炀帝便以此为借口，劳师大举了。
大业八年正月，炀帝下诏大举进军。隋军130万人，号称200万，分24军，另有炀帝亲率的6军，共30军。转运粮饷的民伕更是不计其数。这是进攻高丽的主力。另一支水军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从东莱海口出发，接应陆军。
来护儿的水军进到距平壤60里的地方，打了一个胜仗，乘胜进攻平壤城，纵兵掠虏，被高丽的伏兵击败，4万人只剩几千人逃回船上，仓皇撤退。陆路军队在大将宇文述、于仲文的率领下，计有30多万人渡过鸭绿江。兵士携带兵器粮饷，负担太重，疲惫不堪，多偷偷将粮食扔掉。才及中路，粮食已尽，饥困交加，无力再战，不得不退回。这年秋天，遇高丽军痛击，隋军兵败如山倒，仅2700人逃还，军资器械巨万计丢失殆尽。第一次征高丽遂告失败。这次出征高丽，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义军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已给隋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但隋炀帝一意孤行，坚持继续发动进攻。
大业九年，又发动了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这次作战的部署和第一次基本相同，炀帝坐阵辽东，由宇文述和大将军场义臣等进趋平壤，来护儿仍为水军总管，率军从东莱出发。正当陆军刚到前线，水军尚未离开东莱时，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于黎阳发动了叛乱，攻围东都。炀帝在前线得知消息，慌忙撤军，回救洛阳。军资器械、作战用品堆积如山，营垒、帐幕原封未动，全都丢在战场上。二征高丽又告失败。
二征高丽的失败和杨玄感的叛乱，使隋王朝元气大伤。尤其是各地的农民起义，使隋炀帝已面临灭顶之灾，但隋炀帝仍怙恶不悛，大业十年又发动了第三次对高丽的战争。这年七月，来护儿的水军在平壤附近击败高丽军。高丽经过两次折腾，也与隋朝两败俱伤，遂遣使讲和，炀帝也借机收兵。
隋炀帝四处经营，屡兴甲兵，不知耗费了多少民力和资财，他继位时府库充盈，士马强盛的大好局面，此时却已变为大厦将倾了。
六、拒不纳谏专宠宵小
隋炀帝虽无雄才大略，却也有一定的文武才干，只是他的才能没有成为他治理天下的优势，反成为他狂妄自大、嫉贤妒能的资本。
在文学上，隋炀帝可以说是略具文采。他曾对侍臣说：“天下都说我是凭借世袭而有四海，假令让我与士大夫平等选拔的话，我也应为天子。”内史侍郎薛道衡，才名冠绝南北，著作佐郎王胄，文词为天下准则，均因遭炀帝妒恨而被杀。
古代稍微明智一点的帝王，即使不能从谏如流，却也多少能采纳一些忠言，补救一些过失，而隋炀帝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自己的才能全都用来拒谏饰非，他厌恶甚至痛恨那些极言敢谏之士，必欲除之而后快。朝中那些正直不阿、直言不讳的大臣如果不缄口无言，就不会有好下场。
尚书仆射高颎，是隋朝一代名臣，他不仅辅佐文帝建立隋朝，而且在炀帝南伐陈朝时，负责指挥部署，成就了炀帝的武功。隋炀帝即位后，起用他为太常。高颎见炀帝纵恣声色，又起长城之役，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帝以好乐而亡，应接受教训，怎么还可以这样？”炀帝对突厥启民可汗恩礼太厚，颎深为国家担心，对太府卿何稠说：“启民可汗知中国虚实，山川地形，恐为后患。”礼部尚书宇文弓弥、光禄大夫贺若弼也同意高颍的意见。3人就因为这么几句话而招杀身之祸，被炀帝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杀掉了。
后来，朝廷议定新令，久而不决，内史侍郎薛道衡对朝士说：“如果高颎不死，新令早就颁布执行了。”炀帝听了，把道衡交给法司问罪。道衡自己觉得所犯并非大罪，必会赦免，催促法司早断，还通知家人准备饭菜，迎候他回家。及炀帝判决下来，竟让他自尽。
御史大夫张衡本来是隋炀帝的幸臣。炀帝夺太子位，皆出于张衡的谋划。故即位后，张衡青云直上，在朝中备受恩宠。后来，炀帝要扩修汾阳宫，让张衡规划图样，衡偷偷劝炀帝说：“前几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敝，还应稍加节制。”便马上被贬为榆林太守，次年，让他到南方督役江都宫，又因为他说了一句“薛道衡真是枉死”，把他抓起来要问斩，过了很久才释放。后来还是赐张衡自尽了。
三征高丽后，炀帝又要去东都游玩，太史令庾质进谏说：“陛下连年征高丽，百姓困敝，应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让他们喘口气，然后再下去巡游。”结果被炀帝杀掉。其余凡劝谏炀帝节省民力，停止巡游的，都被杀被贬。大臣们见隋炀帝如此不可救药，也就不敢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一个个都变成了随声附和的应声虫。
与此相对，隋炀帝所宠信的人，不是凶残歹毒，贪得无厌之徒，就是阿谀奉承的小人。
杨素是隋炀帝宠信的朝廷重臣，虽有文武之才，却专会奉迎王上，半点不敢触犯炀帝的旨意。且聚敛财富，一再修饰华丽的住宅，家僮数千，后庭姬妾穿锦绣之服者以千数。宇文述也是炀帝夺嫡时的干将，善于观望炀帝颜色，随从巡游河右，数以奇异之物进献。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迎合炀帝意，劝炀帝幸江都，因而备爱恩宠。其他象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谄谀有宠。郭衍为讨好炀帝，竟劝炀帝隔五日一视朝，以免被政事累着。像这样撺掇皇帝不理政事的奸臣，炀帝反以为是忠，说：“惟有郭衍心与朕同。”
凡是能顺合炀帝作威作福，享乐腐化者，即得到提拔，反之，则或杀或贬官。大业三年，炀帝北巡，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精美，内迁为博陵太守；马邑太守杨廓无所献，就被派到博陵向丘和学习。此后，上行下效，各地方官争着向炀帝献纳精美的食品。最后一次游幸江都，江淮一带的地方官谒见炀帝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升，薄则停职。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于是郡县竞为刻剥小民以贡献，官吏趁机贪污中饱，贿赂公行，隋朝的政治日益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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