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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国家重臣，结交他可以巩固和提高光义的地位。这些也是杜太后的深远用心。
担任开封府尹，对于赵光义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作为国家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开封府尹对国家军政要务起着上承下达的作用。从建隆元年到开宝元年（公元976年）光义当了16年的开封府尹，锻炼了实际处理政务的才能。他利用开封府尹的地位，在开封府中广延豪俊，聚集一批幕僚、军校，文武皆备。通过广置党羽，内外交通，光义在开封府时势力大盛，威望日高，羽翼渐丰，为他日后争夺帝位及治国安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赵匡胤为人较为厚道，对光义兄弟情义甚重。有一次光义生病，匡胤身为皇帝，仍亲手为他灼艾。光义失声叫痛，匡胤大概是要为其弟分担病痛，也取艾自灸。遇有军国大事，也多与之商议。不过，作为政治家，二人并非亲密无间。他们的矛盾通过一件事即可看出。光义在开封府时，有个青州人到京城来，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子，光义见她秀美出众，想买下，那青州人不答应。光义手下有个叫安习的，自告奋勇愿办成此事，他用手段将青州女子偷偷地买进开封府。后来太祖知道了这事，下令追捕安习，安习只好藏于晋王宫中，直到光义做了皇帝，他才出来。太祖严捕安习，分明是对光义的一种警告。
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于是光义受遗诏于柩前即位。
二、伐汉收功攻辽败绩
不管杜太后遗诏是否真有其事，赵光义以皇弟身份继承皇位，从正统的封建世袭制角度看并非名正言顺。而且在太祖平定诸侯国的统一战争中，赵光义没有任何建树。他感到要想巩固帝位，帖服人心，必须树立自己的威望。太宗即位后，割据漳泉的南唐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亲自到开封朝贡。太宗封陈洪进为检校太师。吴越立钱俶于是决意上表，献出所管辖的土地，户籍和军队，削去吴越国号。太宗封钱俶为淮海国王，其子弟多人以官职。吴越旧地反对纳土的官吏，受到太宗的坚决镇压。至此，宋朝完全统一了南方各地，太宗于是把主要兵力转向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下令再次进攻北汉。任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率领勇将崔彦进、李汉琼、刘遇、曹翰、米信、田重进等，四路出兵，分攻太原，把太原城围得水泄不通。宋太宗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特派邢州判官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阻截辽朝援军。
北汉主刘继元见宋军来攻，急忙遣使向契丹求救。开宝八年时，辽朝曾与宋廷订有和约。因为当时宋朝忙于统一南方，故对辽采取和好的态度，以免两面受敌。契丹也忙于内部事务，双方都乐意保持着通好的关系。太宗预料契丹必出兵助汉，故于四月间下诏亲征，率领延美等到太原督战，在太原城外筑起长围，断绝城内的一切物资供应。双方苦战至五月，北汉指挥使郭万超潜行出城，投奔宋营，刘继元帐下诸卫士也多出降。北汉亡，至此，所谓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全部结束。
太宗乘灭北汉的余威，率大军于太平兴国四年六月进抵易州。辽刺史刘宇本是汉人，献城投归宋营。太宗留兵千人协守易州，又进攻涿州，辽涿州判官刘厚德亦为汉人，复开城纳降。宋太宗见旗开得胜，连下二城，非常高兴，乘胜率兵进抵辽之南京（今北京市）城南，命宋偓、崔彦进、刘遇、孟玄哲四将各率军兵四面攻城。守将耶律学古拼命抵御，太宗亲自督战。然而宋军围伐太原日久疲敝，今又攻城不下，已经懈怠。这时辽朝已派援军来救。探卒入报，辽将耶律休哥为前锋，已至高梁河。太宗命大军拔营齐起，前往高梁河迎敌。快到河边时，只见辽兵有数万人越河而来，双方摆开阵势，金鼓齐鸣，旌旗飞舞，宋军奋力激战，辽兵伤亡惨重，渐往后退。太宗见辽军将要支持不住，遂命宋军猛攻。正在这时，又有两队辽兵，分左右冲杀而来。左翼为辽将耶律斜轸，右翼为辽将耶律休哥。二人都是辽国良将，善于用兵，宋军抵挡不住，纷纷败退。耶律休哥趁机直取太宗，太宗急命左右护驾，但诸将被辽兵分割散乱难以顾及，太宗仓皇失措，幸亏辅超、呼延赞等人赶到，奋力遮护，保卫太宗南奔至涿州。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太宗诏议亲征，企图扭转高梁河惨败之后频频挨打的被动局面，挽回自己的面子。但是前次亲征的惨败，特别是高梁河之战险被辽军所擒的遭遇，使太宗余悸未消。这时又有参加政事李至乘机上言，说京师是天下之根本，皇上不离辇毂，而命将出征，可以显得从容。太宗顺水推舟，决定不再亲自出马，而出动30万大军分东、中、西三路北上攻辽。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进出飞狐，潘美、杨业（即后汉名将刘继业，降宋后恢复本姓杨）出雁门。
初期作战宋军进展顺利，接连小胜。但由于宋军指挥不当，各路军缺少合作，纷纷败绩。杨业父子率领残兵在陈家谷奋力死战，不见援兵，命其子杨延昭杀出一条血路，飞马乞援。辽兵漫山遍野而来，杨业部下大部分战死。杨业本人身负几十处创伤，最后为辽军所俘获，不顾辽军的威胁利诱，绝食三日而死。
杨业失援败死，边境大震。云、应、朔诸州将吏都弃城而逃，3州复为辽军占领。辽军又乘胜进入宋境，深入深（今河北深县）、德（今山东德州）、邢（今河北邢台）等州，抢掠一空，使宋朝边民蒙受重大损失。败报传至宋廷，太宗痛失良将，下诏旌表杨业，赠其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大将军潘美，坐失战将，监军王侁，贻误战机，分别给以降官三级和除名的处分。在战事方面，宋太宗远不及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身历百战，有着丰富的战场实践经验。而赵光义则基本上没有经历过重大战役，缺乏这方面的锻炼。但他又自诩高明，刚愎自用，再加上为了控制军将，每次作战前都亲自拟定阵图，结果严重束缚了前线将帅的手脚。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秋八月，北部边境接连3次警报，依次是涿州、祈州、新乐失守。太宗满面愁容，对群臣说：“契丹不肯收兵，经常骚扰河朔，看来不得不大举北伐了。”他心里却对出师一点把握都没有，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北伐时踌躇满志的信心和决心。朝中一些大臣开始提出主和与主战两种不同的政见。主和派要求太宗屈己求和。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引证汉唐故事说明对外讲和的重要。但是，对于那些明显要求屈辱求和的主张，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对赵普等人说：“恢复旧疆，不是别人的主张，是朕的一贯志向。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所致。”右正言、户部郎中张洎等主战派则相继上御戎策，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任贤修政，省官畜民，选励将士，再次北上伐辽，收复失地。太宗虽对这些主张加以赞赏，但却不打算实行。
太宗晚年，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因此，对辽由攻到守，准备和解。而辽朝的萧太后对宋朝多次北伐却耿耿于怀，向宋摆开了进攻的阵势进行威胁，并帮助李继迁继续削弱宋朝的力量。宋太宗为了防守，使宋军在河北沿边的平原上疏浚、开拓边地河道，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沽海口，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深十余尺，作为屏障，曲曲弯弯，东西900里。沿塘设置28寨，125军铺，士兵3000余人，部署兵船百余艘，往来巡警，以防辽国骑兵的奔突。对于辽军的入侵，“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结果军队将士手足无措。守边将领们只好得过且过，“及遇敌则惟以闭垒塞门为上计”，真正能对辽军作战的将领屈指可数。从此，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弱了。
三、借鉴前车以文治国
宋太宗是自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即位之初也重武，是因为当时形势需要他继承太祖的统一大业，既然武运不昌，遂转而重文。太宗在多次伐辽失败后，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但文治方面，他的确有很多独到之外。他开创、修补、完善了宋朝的各项典章制度，使之在自己在位期间基本成为定制，为宋朝奠定了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方面制度的基础，使其不至于像五代各朝那样短命天折。两宋之人多言“祖宗之法”，这“祖宗之法”即是指宋太祖宋太宗而言，其中太祖法度主要在于军事、政治方面，而太宗除了对太祖法度做了进一步完善外，又着重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法度规范。
科举制度虽始于隋唐，但真正完善是在北宋。到宋初，门阀制度不复存在，科举向文人知识分子广泛开放，“家不尚谱谍，身不重乡贯”，只要文章、诗赋合格，都可录取。宋太宗扩大了取士的规模，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数额远远超过唐代及宋太祖时。太宗还促进科举取进士日趋严密、完整。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以后，殿试成为定制。太宗进一步规定，殿试后在殿前“唱名”，由皇帝分别赐与“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的功名。太宗时实行考卷糊名弥封法，有效地防止了考官利用试卷作弊。宋太宗还严格科举考试，亲自复试。
太宗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五代以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在石长庆门东北，仅有小屋数十间，而且“湫隘卑庳，仅庇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嘈杂其旁”，条件很差，三馆每逢受诏撰述，都是移到其他地方。太祖时期，也没有什么改善。太宗即位的第二年，亲到三馆视察，看到这种寒酸状况，对左右侍从慨叹道：“这哪里能够蓄天下图书，待天下贤俊？”当即下令另选左升龙门东北车府地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