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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务等人，编集《新定编敕》856条，镂板颁行，与律令格式、刑统并行。
同时，真宗也下诏严格约束皇亲国戚以及宦官。他的姑母秦国长公主为其子王世隆求官正刺史，真宗婉辞拒绝，说：“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他的妹妹鲁国长公主为翰林医官赵自化求升秩，也被他拒绝。驸马都尉石保吉家中发生家仆偷盗一事，石保吉面请真宗，乞加重罪，又欲在他家中设刑问罪。真宗以国家自有常法，不允，命交有司处决。
由于真宗在即位之初的几年中，能广开言路，锐意兴革，勤政治国。所采取的措施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全国人口由他即位初年的400多万户增加到近800万户，出现了后世所称的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真宗在加强国内统治的同时，也密切注意同邻邦的关系。当时宋朝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北邻的契丹政权和西邻的党项政权。
自太祖以来，契丹政权始终是宋朝北部的主要威胁。太宗曾大举用兵，期望收复宋朝北部的国防重地、在五代石晋时割让给契丹的幽、蓟诸州，结果大败而归。此后宋朝对契丹便主要采取守势，用以险设防的策略，开辟边地河道、水塘，种植水田，作消极防御。
就在此时，契丹方面却先发制人，于公元1004年进犯宋土。契丹军疾风暴雨般的进攻，使宋朝廷内部惊慌失措，大臣王钦若等请真宗逃往金陵（今南京）避难。在这紧要关头，宰相寇准主张积极抗战，力请真宗北上前线，领兵亲征。真宗虽惧怕赴河北，但觉得南逃之议也不可取，只好硬着头皮勉从寇准之议。这年十二月，真宗从京城出发，北上澶州。真宗在澶州北城门楼，接见众将帅。城下诸军，见皇上亲征，欢声雷动，备受鼓舞。这时先后集结到澶州周围的宋军达几十万人，将士们只等朝廷发布号令，便驱逐强敌，复仇雪恨。河北前线各地的军民闻听真宗亲征，也纷纷发动攻势，出击敌人。
契丹军这时深入宋境，数战受挫，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辽圣宗耶律隆绪和萧太后采纳宋朝降将王继忠（咸平六年望都之战被擒降敌）的建议，派人传信给真宗，提出罢战议和。这正合真宗的心意，他当即回书表示，宋朝也并非喜欢穷兵黩武，愿双方息战安民，派殿直曹利用为使议和。契丹复派使韩杞面见真宗，得出以索还后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故地为罢战条件。真宗深怕割地议和，为后人唾骂，嘱曹利用只要不割地，可不惜重金与之言和。曹利用问到底可允许给契丹多少，真宗不加思索地说道：“若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后在寇准的坚决阻拦下，才没给那么多，双方以宋每年给契丹银绢30万两匹达成协议，罢战言好。
党项（后来的西夏）政权见契丹与宋罢战言和，也遣使入宋，奉表称臣。真宗对党项首领李德明厚加赏赐。为确保宋朝西部边安全和防止德明反复，真宗向党项提出归还灵州、派子弟入宋为人质等7项条件，不料遭德明坚决拒绝。真宗只好再作让步，放弃这些要求，于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十月，授德明为定难节军节度使，封西平王。又先后开放设置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等榷场，与之开展贸易。此后，每逢岁旦圣节，德明都遣使宋朝，贡献不绝。真宗对德明，也不断封官加爵，厚与赏赐。
真宗以巨大的代价，换取了与契丹、党项的和好关系，使宋朝的西部和北部边防暂时平安无事。
三、抑直任佞迷信昏聩
澶渊之盟后，真宗所担忧的外部威胁暂时缓解，但朝廷内部矛盾却日益激化。
战后不久，真宗把主和派王钦若召回京城，给以资政殿学士的宠遇。王钦若伺机进谗真宗，说前日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城下之盟古来为耻。寇准主张皇上亲征，是拿皇上作“孤注”，而“孤注一掷”也是皇帝的奇耻大辱云云。这些话，给真宗的心头罩上了一层阴影，竟使他接连几天闷闷不乐，寝食不安。
真宗本不喜欢寇准的耿直，起用寇准，主要是让他帮自己渡过难关。听了王钦若的话后，真宗便在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二月，以寇准“过求虚誉，无大臣礼”为借口。罢其相，出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擢参知政事王旦为相，王钦若知枢密院事。并加王钦若资政殿大学士之号，位诸臣之首。
景德五年正月初三，宰相王旦率群臣入宫早朝，当诸臣奏事完毕，皇城司来人报说，在宫城左承天门南角，发现像书卷一样的黄帛两丈多，黄帛上面隐约有字。真宗于是对众臣说：“去年十一月，我曾梦见神人，说今年正月当降《大中祥符》三篇，想必正是天书下降了。”宰相王旦等即跪拜称贺，说是“天书”降临，应去奉迎。真宗君臣一行便步至承天门，焚香望拜，取回“天书”，由知枢密院陈尧叟启读。大意是说，真宗能以至孝至德诏承先业，治理天下，今后更应清静简俭，善始善终，永保宋祚。读毕，真宗再拜，接过“天书”，藏于金匮。然后大宴文武群臣，京朝官并加恩升爵，令改元大中祥符，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门。其后，“天书”不断出现，真宗也忙忙碌碌东封西祀。
真宗崇奉祥瑞，沉湎于封祀，朝内一班大臣也极意屈奉迎合，希求加官进爵，以固权位。首倡祥瑞封祀之说的王钦若竭尽精思，挟符瑞以邀恩宠，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被拜为相，兼枢密使。王钦若状貌短小，项有附疣，被人讥讽为“瘿相”，为人又十分阴险，一味迎合帝意，与其他几个奸臣一道被称为五鬼。
不过，这么多的“祥瑞”并未给赵恒和他的帝国带来多少好处，反倒天灾人祸不断。
从大中祥符九年的夏季起，京畿、河北、陕西、京西、京东以至江淮、两浙、荆湖的大片地区发生旱蝗，各地关于蝗情的奏报不断送进皇宫。为此真宗忧心仲忡，几次或亲自或遣官分赴各道观，建道场祈祷上天，乞求保佑。又几次下诏灭蝗。但灾情不仅没有减轻，反继续扩大。这年七月的一天，真宗方坐便殿，左右报告有飞蝗经过京城。他出门临轩观望，但见飞蝗遮天掩日，不见首尾。真宗忧形于色，意甚不怿，命撤膳应灾。自此，忧郁成疾。
久任相位的王旦，自“天书”、封祀之事起，对赵恒即多加迎合，少有谏诤，凡事若少忤赵恒之意，便蹙促不安，处事决政“务遵法守度，重改作”，洁身自好。这时，以朝政衰败，灾异严重，他于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七月称疾辞去相位。真宗即擢王钦若为相。
王钦若拜相后，首以排除异己为能事。参知政事王曾因为与他有前隙，便首先被排挤出朝。参知政事张知白因与他议事多不合，复被排挤，罢知天雄军（今河北大名）。连三司使李士衡因前任河北转运使时，屡献金帛助祀而一直得真宗青睐，也被视为眼中钉，暗进谗言，阻其进用。王钦若的专横引起朝野的不满，遭谏官连章 弹劾。复有人上书揭露他卖官鬻爵，王钦若面见真宗自辩，求让御史台为他辩诬。真宗以“国家置御史台，非为人辩虚实”为辞，不允。接着，又有人揭露他家藏禁书，被真宗召问，始不自安，遂罢相，出判杭州。
王钦若罢相后，真宗想起王旦的举荐，召拜久在朝外的寇准为相，以丁谓为参知政事。丁谓善于揣摩人意，靠对真宗的逢迎，青云直上。寇准素恶其人，他也对寇准衔恨在心。丁谓由此串联早就对寇准心怀不满的曹利用等，合谋伺机排挤寇准。
真宗自患病后，则日益迷信。他虽曾经说过：“古人多言祷神可以延福，恐未必如此。”这时却不断幸遏宫观，拜神求佛，乞求神祗保佑。天禧二年三月，永兴军巡检使朱能奏掖“天书”降于乾祐（今山西柞水）山中，赴京城恭献。赵恒仍崇信不疑，备列仪仗，亲到琼林苑，奉接“天书”入宫，大赦天下，普度道释童行，广建道场祭天祀地。复在天安殿召见来自京城及各地庙观寺院的道尼僧徒一万三千余人，赐以药银大钱，让他们为自己祈福延寿。这年八月，立皇子赵祯为皇太子。从此援引每三五单日监轩听政的旧制，对诸臣所奏军国大政敷衍应付，余则避居深宫，沉溺丹鼎。皇后刘氏渐渐专权于政。
寇准于是奏请真宗：“皇太子渐已成人，人望所属，愿陛下思社稷之重，付以神器，以固万世根本。丁谓为人奸佞，不可以辅佐少主，请择方正大臣以为羽翼。”真宗点头答应。不料此事为丁谓侦知，丁谓急找钱惟演等，通谋刘皇后，向真宗进谗言，说寇准专权，图谋不轨。真宗患病后，事多健忘，这时竟不记得与寇准的前番谈话，轻信丁谓等所言，将寇准罢相，擢参知政事李迪为相。
继之，丁谓又与真宗的亲信宦官、入内副都知周怀政发生矛盾。周怀政与客省使（掌契丹、高丽国信使见辞宴赐及四方进奉、四夷朝觐之事）杨崇勋等人合谋，欲杀掉丁谓，复相寇准，废刘皇后，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并商定于天禧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起事。就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杨崇勋临战畏惧，向丁谓告发。丁谓闻变，身穿便服，乘坐妇人轿车急找枢密使曹利用商量对策。次日天亮，曹利用即进宫入奏真宗。周怀政正欲布署起事，突然闯进一队卫士，将他逮捕，与此同时，周怀政的同谋者也一一被抓。刘皇后亲自审问了周怀政等人，奏告真宗，将他们斩杀于城西普安寺。丁谓借此大兴冤狱，排除异己。与周怀政有过联系并献“天书”的永兴军巡检使朱能闻丁谓派兵抓他，自缢而死。寇准也被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
此后，丁谓更加专权，凡不阿附自己的人，即被指斥为“寇党”，轻者贬官，重者流放。真宗的病也日渐危重，不仅喜怒无常，且更健忘，语言错乱。寇准被贬后，他还问左右说：“我为什么久不见寇准？”左右慑于丁谓权势，都不敢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