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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四章 英宗赵曙
一、养子继嗣被拥为帝
宋英宗，名曙，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改名宗实。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立为皇太子，又复名曙。是太宗曾孙，濮安懿王允让第十三子，母为仙游县君任氏。宋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生，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卒。终年36岁。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赵祯因病暴崩，皇后曹氏传下仁宗遗诏：皇子赵曙嗣继皇帝位。
仁宗景祐初年，保庆皇太后（真宗杨淑妃）见仁宗荒于酒色，体质羸弱，恐其绝嗣，便劝说赵祯，早选宗子养育宫中，以为继嗣。仁宗以为然，便以允让多子，选其年未龆龀的幼子十三抚养于皇后之所。
十三入皇宫后，赐名宗实，授官左监门率府副率。次年，晋为右内率府率，迁左千牛卫大将军，左领军卫将军。宫中生活是极为优越的，活泼伶俐的宗实又得仁宗皇后曹氏、美人苗氏尽心鞠养，也为仁宗皇帝所钟爱，但年幼的宗实却时常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有时还吵着要回家。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六月，年已8岁的宗实迁官右千牛卫大将军，被答应离开皇宫回家居住。尽管皇宫生活锦衣玉食，但是，宗实似乎没有特别的留恋，他欢天喜地地回到了想念已久的父母身边。
此后，仁宗因多次生子不育，对出宫后的宗实时常怀念、询问，除对宗实加封官爵外，而且赏赐不绝，宗实在诸宗室中仍被特殊对待。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十一月，宗实的父亲允让病卒，仁宗亲临奠祭，罢朝五日，赠允让太尉、中书令，追封濮王，赐谥安懿。嘉祐六年八月以后，知谏院司马光、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知江州吕诲等人，再相继上书仁宗，乞早定皇嗣。
这时，围绕着皇嗣的人选，宋朝皇族内部也进行着紧锣密鼓的争夺。宗实虽被仁宗所属意，但宗室中有资格与宗实一样继承帝嗣的还大有人在。嘉祐七年秋，宗实居庐守制，终丧期满，仍辞职不就，数次缴还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的告敕，以避人耳目。
八月二十七日，仁宗命同判大宗正事赵从古、赵宗谔等人，携带皇子袭衣、金带、银绢等，谕召宗实进宫。并嘱从古，若宗实仍称疾坚拒，抬也要把他抬进来。至此，宗实不敢再执意抗拒，遂携带仆人、几箱书籍，与从古、宗谔一起入宫，拜见了仁宗。
嘉祐八年二月初，仁宗旧病复发，日渐沉重，三月二十九日夜崩于福宁殿。仁宗曹皇后命坚闭宫门，禁止任何人出入。俟至黎明，派人急传两府大臣入宫，随后召赵曙，以仁宗晏驾，使嗣君位相告。赵曙闻听，惊恐中连声说道：“我不敢为！我不敢为！”返身就往殿外跑。宰相韩琦等人急忙上前挽留，连拉带拽，将他拖回，好言相劝，为他解发戴冠，披上御衣，然后召百官至殿前听旨，命翰林学士王珪起草遗制。当天下午，群臣百官齐集福宁殿前，由韩琦宣布仁宗遗制，赵曙正式登基即皇帝位。是为英宗。
二、平衡两官处断生养
英宗即位后，接连发生了与仁宗曹皇后不合、尊礼生父允让的风波。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四月初一，英宗登基接受百官朝贺后，便要循行古制，守丧3年，决定由韩琦摄政。诸大臣和曹皇后都极力反对。英宗虽心中不乐，也只好作罢。
英宗身体很差，仁宗大殓之日，英宗病情恶化，不能成礼。幸有韩琦等人拥抱扶持，才草草毕礼。自此以后，英宗久病不愈，便权居柔仪殿东阁西室，服药治病。曹太后独居内东门小殿，垂帘决政。
曹太后尽管为人明达，但禁不住耳边风言风语越来越多。加之英宗病后，言语举措往往失常，多触忤太后，翰林学士王珪还面奏英宗，乞罢太后权同听政，使曹太后渐生猜贰之心，对英宗产生不满，最后竟不能容忍。嘉祐八年十一月，韩琦在永昭陵正主持仁宗葬事，曹太后就派心腹内侍送给韩琦一封信，信中列举了英宗近期所写的歌词和在宫中的乖常之事。韩琦看完来信后，当着来人将书信烧毁，然后急忙返回京城，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面见太后。曹太后竟在韩琦诸大臣面前痛哭流涕，诉说英宗的不是之处，表示已无法容忍，要韩琦作主议决。韩琦等好言相劝，并以利害谏言，太后怨恨之意才稍解。
帝后的不和，使在朝诸臣忧恐不安，京城内外也多有谣言流传。知谏院司马光、吕诲等人数次上书太后和英宗，开陈大义，言辞恳切。随后翰林侍讲学士刘敞等人又借进讲之机，以古喻今，以讽为谏，开导英宗。韩琦也以“孝道”相劝，使英宗逐渐有所感悟。
次年，即1064年正月，改元治平。英宗始昏定晨省，奉侍太后。四月，又亲率百官祈雨于相国寺、天清寺和醴泉观，朝廷内外的种种猜测和谣传，才渐为平息。为彻底消除英宗的疑忌之心，和睦两宫关系，韩琦又向英宗提出，欲请太后撤帘还政。英宗顾忌太后的面子，不予准许。韩琦则决计出面为英宗解难。
正月十三日这天，韩琦选取10余件军国要事，禀奏英宗裁决，英宗伏案挥笔，顷刻处理完毕。韩琦然后去见曹太后，条奏英宗所裁决的10余事，请太后覆阅，每事都得太后亲口称善。等奏事完毕，韩琦列举了一些前代称贤的母后，然后话锋一转，说：“今太后若能撤帘还政，诸贤后所不及。”接着又补了一句说：“台谏前日也有章疏乞求太后还政，不知太后何日撤帘？”太后闻听韩琦之言，身不由己地突然站起。韩琦遂高声命令左右人说：“太后已令撤帘，何不赶快遵行？”仪鸾司内侍随即走出，把帘帷撤下，太后匆匆进入后宫。从此，英宗开始每天在前后殿独决政事。
治平元年八月，知谏院司马光和吕诲率先上章，弹劾深受太后宠信的内侍任守忠离间两宫，擅取库宝，为国之大贼，民之巨蠹。继之，司马光更列其十大罪状，乞斩之于都市，明示四方。英宗采纳光、诲所言，欲责任守忠之罪。在未及议贬之时，宰相韩琦恐夜长梦多，遂在政事堂与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等执政大臣，共同签发一道空头敕令，即日将任守忠黜放蕲州（今湖北蕲春）。又把其余党史昭锡等一律斥出，贬黜流放。此后，司马光等再上疏劝谏英宗恩遇太后。英宗遂借进问太后起居之机，自陈病时昏乱，得罪慈躬，请求宽宥。自此两宫的恩怨才逐渐消融。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英宗即位以后，韩琦等人曾提出尊礼英宗的生身父母，只是因为英宗生病、两宫不和，此事才被搁置不提。治平元年五月，韩琦重提旧事。次年四月，英宗即令礼官及诸大臣合议崇奉典礼以闻。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正月二十一日，外廷忽然传言，说英宗生父濮王已议定称皇。英宗随后下诏，一面说遵行太后圣旨，一面谦让不受尊号，只称濮王及诸夫人为亲，并令以濮王及诸夫人坟茔为园，即园立庙，以奉祠事。令其兄宗朴为濮国公，主奉濮王祀事。尊崇濮王之礼因此而定。
三、内忧外患病榻继位
在尊崇濮王的争论中，朝臣互不相让，多人获罪。英宗不惜牺牲台谏官，来保全支持自己尊亲父的韩琦、欧阳修等大臣，表现了对韩、欧诸人的极大信任与重用。韩、欧等人因此更感恩图报，尽职尽责，辅佐英宗。
在诸宰辅中，韩琦威望最高。还在仁宗朝，他与范仲淹就因共同抗击西夏，又一起变法革新，被时人称为“韩范”。仁宗晚年，他又与富弼共掌枢府，决大策，安社稷，号为贤相，又被人称为“韩富”，后来富弼以母忧去位。英宗即位后，特起复富弼为枢密使。他如亚相曾公亮，娴于法令；参知政事欧阳修，长于文学；参政赵概，巧于谏诤；枢密使张升，通于治术。英宗虽长时间病不视朝，又与曹太后长期不和，赖以上诸大臣辅佐，政得以安。他病愈以后，雄心勃勃，力谋天下大治，改元治平。
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五月，英宗向诸大臣征求施政意见，问道：“先朝以来，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富弼鉴于仁宗庆历改革失败的教训，建议采取稳妥步骤，逐渐厘革，英宗听纳。
治平元年闰五月，赵曙起用在仁宗朝就因勇于谏诤，不避权贵而获直声的唐介为御史中丞，以示虚怀纳谏。治平二年七月，富弼以疾辞政，英宗起用了先朝大臣文彦博为枢密使。同时起用了王安石等新派人物。
正当英宗力谋宏图，致力于天下治平的时候，西夏却加紧了对宋朝的入侵，使英宗不得不再谋国防，抵抗入侵。
对西夏的入侵，英宗先是仅遣使诘问，以后才采纳韩琦的建议，籍刺陕西之民为义勇军15万人守边。又任命欧阳修举荐的前任环庆路将领高沔为河中府知府，担负御夏之责。从此英宗便以为可高枕无忧了。此后西夏不断发动小规模入侵，西界边臣请求朝廷增兵，部署反击。英宗则认为边兵已为数不少，仍不以边患为忧。
治平三年九月，夏再次发动对宋朝的大规模入侵。谅祚亲自率大军东下，围攻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入侵柔远寨（今甘肃华池），烧毁沿边村寨，大肆掳掠，抢得大批粮食、牲畜而退。
外侮未除，内忧踵至。从仁宗朝以来，内外因循、惰职贪官习以为常，渐形成冗官局面。英宗虽欲力革积弊，但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相反，达官贵戚奏荐恩泽，日无所止，更出现一官之阙，三人竞逐的情形。加之抵御西夏，增置军额，岁费益多，仁宗朝以来的冗兵冗费局面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日渐加重。英宗对当时皇亲国戚的奢侈糜烂也感气愤，曾欲惩治，但在贵族豪强势力的反对下，却毫无措置之举。
外困内忧，使英宗不堪应付，治平三年十月，他旧病复发，卧床不起，日渐沉重。自英宗病后，皇长子赵顼作为继嗣人选，已为韩琦诸大臣所属意，但赵颢、赵君页也是帝位的有力竞争者。一天，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