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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的奸吏。同时，把那些贪虐庸懦之辈全部斥退。这件事不仅震动了苏州府，也传到了朝中。况钟得到了宣宗的信任，更得到了苏州百姓的拥戴。他的母亲去世了，按封建礼教他必须离职守孝3年，然而在百姓的强烈要求之下，宣宗只好让他戴孝留任。后来他任满迁任，又有两万多百姓请求巡按御史让他再任。宣宗再次答应了百姓的要求。由于宣宗起用了一些像况钟这样的官员，使得宣德年间的政治较为清明。
宣宗经常向朝臣们讲述历史上那些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从而带来太平盛世的皇帝的事迹。如西汉的文帝、景帝，隋朝的文帝，唐朝的李世民等等。他还特别注意汲取那些由于皇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终臻祸乱丧国的历史教训。他曾把汉武帝和唐玄宗做了比较，认为，汉武帝虽然好大喜功，海内虚耗，但到了晚年尚能惩治前过。而唐玄宗初政之时有贞观之风，后来却贪名纵欲，终于酿成祸乱。这就是汉武帝比唐玄宗好的地方。为了避免由盛而衰，由治而乱，他经常把隋炀帝、唐玄宗作为自己的鉴戒。他总结出这样一条历史经验：国家兴盛，在于与民休养生息；国家衰弱，必由土木兵戈所致。
基于这样的认识，宣宗十分注意了解和关心民间的疾苦。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三月，宣宗在拜谒皇陵返回北京的途中行至昌平东郊，见路旁地里有几个农民在耕地，便带着几个官员来到地里，下马与农民交谈，亲问年景生活，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推了3下说：“朕只推3下已不胜劳累，更何况常年累月这样劳作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果然如此。”于是他给农民每人赏钞60锭。之后凡路过的农家，皆如数赐钞。回到北京后，宣宗亲作一篇《耕夫记》，激勉自己与大臣。宣德七年，宣宗又作《织妇词》一篇，并叫人画成图挂于宫中。为此，他对朝臣们说，并不是因为他好为词章，借以炫耀，而是因为农桑实是衣食之本。所以才作成诗歌，经常使人传诵，不致忘记，而作画张挂，也是为了让众妃嫔知道百姓的艰辛。
宣宗要求朝中带头节俭，反对那种向百姓强征暴敛以供帝王享乐和充实国库的做法。他认为，君王恭俭，则户口日繁，财赋自然也就充足。在他刚刚即位时，有一个工部尚书向他提出，宫中御用器物不足，必须到民间采办。宣宗制止道：“汉文帝的衣服、帷帐没有纹彩被传为美谈，均称其恭俭爱民。朕也要以俭约为臣下做出表率。”有一个和尚自称要修寺为他祝福长寿，被他训斥了一顿。他说：“人都想多活几年。古时候的君王像商朝的中宗、高宗、祖甲，周朝的文王等治国的时最久，但那时有什么僧道、神仙之说？秦始皇、汉武帝求神拜仙，梁武帝、宋徽宗敬僧崇道，又有什么效验？世人不悟，实在可叹。”宣宗不仅自己比较俭约，而且对朝廷的费用和工程建设等，也极力反对奢侈之风。在为他的父亲仁宗皇帝修建陵墓献陵时，他遵照仁宗的遗嘱，亲自规划，厉行节约，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修成了陵墓。献陵在规模和耗资方面都比成祖的长陵少得多。为以后的几代皇帝陵墓做了个好的样子。只是到了世宗营建永陵时，才又开始奢侈、华丽起来。
宣德三年，吏部尚书蹇义向宣宗建议裁撤内外冗官以实行节俭之策，立即得到了他的支持，并责成蹇义具体负责这件事。宣示还严禁官员扰害百姓。每逢出发，他都反复告诫将士：“有敢扰民者杀无赦。”锦衣卫指挥钟法保建议到东莞采珠，宣宗认定他是“扰民以求利”，将他罢官下狱。工部尚书吴中认为山西果圆寺是国家祝福的地方，要征调力役修复旧塔，宣宗说：“你想修塔求福，我却以安民为福。”驳回了他的请求。
蠲免田赋，开仓赈灾，是宣宗经常对受灾地区人民采取的救助办法。河南的一个知县没有经过请示，就发放了1000余石驿粮给灾民。私自动用皇粮是要犯大罪的，然而宣宗知道后不但没有动怒，反而赞扬这个知县机敏，是个能够胜任的县官。那时经常发生天灾，百姓为了逃避灾荒，四处流移。许多地方官府害怕流民变乱，经常派兵拘捕。宣宗多次下令制止这样做。他一再强调，饥民流亡是迫于无奈，如果再到处驱赶，使之流离失所，则是“不仁之极”。有时，一些流民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并逐步有了家业，而这些地方的官府却常常驱逐他们返回原籍。对此，宣宗进行申戒。他认为，不管何处的土地都是国土，只要百姓能得以安生就行。正是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使得宣德年间的百姓比较安定。
宣德九年十二月，朱瞻基突然一病不起。宣德十年正月，这位常被后世称道的守成明君病逝于北京乾德宫，时年38岁。六月，朱瞻基被葬于景陵，谥为“孝章皇帝”，庙号“宣宗”，史书又称宣德帝。
第三百四十二章 英宗朱祁镇
一、宠信宦官土木惊变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宣宗皇帝朱瞻基去世了，大臣们一面料理着他的后事，一面期待着新君临位。几天后，9岁的太子登基，他就是大明朝又一位新皇帝——英宗朱祁镇。
朱祁镇虽然做了皇帝，但仍是一个顽童。宣宗也知道，9岁的儿子即便登上皇位，也没有能力行使皇权、管理国家，因而他在临终前留下了一道遗诏，命令大臣，凡是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必须请示他的母亲太后张氏。根据遗诏，有人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遭到了她的拒绝。但实际上，凡是朝廷大事，都要先告知张氏，再送往内阁议决实行。由于张氏的把持，再加上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一班仁、宣时期富有经验的老臣主持着政务，正统初期，基本上继承了仁宣时期的各项政策，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朝政在以往的轨道上正常运行。
然而，在这平静的表面之下，宦官王振却在悄悄地窃取权力，干预朝政，并终于酿成大祸，导致英宗为北方的瓦剌所俘。
王振是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人。他非常善于逢迎，因而深得朱祁镇的欢心，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朱祁镇登上了皇位，便把王振提拔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是明朝宫廷中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事和各种杂役，更为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奏章，代皇帝批答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皇帝口述的命令也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交内阁撰成诏谕颁发。野心勃勃的王振掌握了这样重要的部门，便处心积虑地加以利用，以图达到自己的目的。
明朝从朱元璋开国一直到宣宗，对宦官的管束都十分严厉，这一点王振十分清楚。因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一面讨好英宗，一面故作姿态，骗取阁臣的好感。王振每次到内阁传旨，都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但暗地里却拼命拉帮结派。朱祁镇当皇帝不久，太皇太后命王振偕文武大臣在朝阳门外阅兵。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与王振交往甚密，王振竟欺骗所有大臣，谎报纪广为骑射第一，并越级提拔他为都督佥事。
随着权势的增大，渐渐地，王振便有些放肆了。太皇太后常派他到内阁问事。有几次杨士奇尚未决断，王振便自作主张，杨士奇甚为恼怒，一连3日不上朝。太皇太后张氏知道后，立即召人到便殿，指着5个大臣对英宗说：“他们都是历经几朝的重臣、忠臣，所有的政策法令都必须与他们商议，如非五人赞成，便不可实行。”她又命人传来了王振，历数了他的种种不规行为，下令赐死。话还没落音，几个女官的刀已经搁在了王振的脖子上。王振立刻面如土灰，浑身发颤。英宗也没见过这样的阵势，他又惊又怕又怜，赶忙跪下为王振求情。5位大臣虽然对王振的所作所为不满，但知道王振得宠于幼帝，为了取悦于皇帝、为了自己的后路，也都跪了下去。太后经众人求情才缓和了脸色，沉痛地说，皇帝年少，决不可用这样的人祸国，今天看在你们的面上先饶了他。从此，每隔几天，张太后都要派人到内阁查问王振有没有不通过内阁而自作主张的行为，一旦发现，即加痛责。
英宗并不把张太后的话放在心上，对王振更加宠信。朝内外的一些人见此情景，或畏服于王振，或趋炎附势，投靠他的门下，使得王振权势日重。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病故。宣宗皇后、英宗之母孙氏无从管教，而在这之前，杨荣也已去世，杨士奇则因为受儿子杀人连累，早已不理朝事。“三杨”中只剩下一个杨溥，但已年老势孤。王振再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
明初，朱元璋见历代都有宦官利用亲近皇帝的有利地位，干预朝政，酿成祸乱的晋例，便对宦官立了许多规矩，诸如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兼外臣，不许超过四品等等，并在宫门挂了一块铁匾，上写“内臣（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王振每当看见这块铁牌，总觉得后背冷嗖嗖的。张太后一死，王振便立即打着英宗的旗号摘去了这块牌子，破了明朝的戒律，去了他的一块心病。
张太后死后英宗也更加无拘无束了。他在王振的怂恿下只管游玩享乐，哪里还管什么铁牌、什么祖宗训戒，朝事全交给了王振。一旦大权独揽，王振便明目张胆地广植私党，打击异己。他的两个侄子，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凡是触犯他、不尊奉他的，就横加迫害。御史李铎碰到王振不跪，被贬谪铁岭。驸马都尉石璟仅仅因为骂了自己家里的阉人，王振便恨他伤害自己的同类，把他逮入狱中。在王振的淫威之下，公侯勋戚常呼王振为翁父，畏惧灾祸的也都争相攀附于他。有的甚至将胡须剃去，拜王振为父，并发誓要学王振终身不蓄胡须。而王振这时不过30多岁。
王振的专横、擅权，英宗不仅视而不见，反而认为王振忠心耿耿，是难得的人才，于是对他宠眷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