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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是明朝皇帝中少有的成年即位者，他不是世宗册立的太子。世宗有过8个皇子，但有5个襁褓夭折，长大成人的只有二子载壑、三子载垕、四子载圳。嘉靖十八年，世宗分别册封载壑为太子，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那时兄弟三人都年幼，也还无事。可自载壑嘉靖二十八年死后，太子之位属谁，就成了天下瞩目的大事。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礼仪，当然是裕王应晋封太子。但事情并不如此。当时受宠的道士陶仲文提出“二龙不能见面”之说，皇帝是龙，太子当然是小龙，世宗听后索性不再立太子。这给景王载圳提供了可乘之机。载圳凭借母亲受宠的优势，走动内宫，争立太子，他的打算在宫中为人所共知。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对载垕也相当冷淡。就连裕王应得的岁赐也被他大量拖欠。载垕命运未卜，当然不敢向父亲提起，只得派手下人先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藩送上1000两银子，才得以补发。尽管如此卑躬屈节，可严嵩对载垕还是不很放心。一天，严世藩问裕王侍读官高拱、陈以勤：“听说裕王殿下对家大人有些不满意，是怎么一回事呀？”这对裕王及其侍从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在世宗、裕王父子不得见面，世宗对严嵩言听计从的情况下，如果严嵩感到裕王是威胁，一切变化都可能发生。陈以勤急中生智，从容地辩解道：“国家的继承大计早已决定了。裕王殿下的讳字，从后从土，明明是土地之主，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严阁老也格外看待殿下，殿下常说惟有严阁老才算得上社稷之臣。请问殿下不满之言从何而来呀？”这一席话，勉强保全了裕王的地位。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世宗打发景王去封地居住，而把裕王留京，显示了传位的意图。可是景王载圳离京后并没有停止筹划夺嫡。严嵩在嘉靖四十一年下台后，掌权的内阁大学士成为徐阶。有一天，世宗突然向徐阶议论起明成祖一度打算废太子，另立汉王继承大统的事。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亏得除阶多方为裕王圆承，才化险为夷。直至嘉靖四十四年，载圳病死于封地，载垕心中才一块石头落地——因为他已成为惟一的皇位继承人了！
载垕在王府多年，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才能卓著的有识之士，如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这些人为载垕讲解古今，纵论天下，培养他的政治见识。在他们的影响下，载垕对嘉靖末年的弊政了然于心。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世宗死后，载垕立即批准了自己的亲信张居正与内阁首辅徐阶草拟的世宗“遗诏”，假父亲之名将其引起朝野怨声不止的弊政大部分废止。登基后，他又在即位诏书中肯定了“遗诏”中关于将蛊惑世宗炼丹求仙的道士逮捕下狱，付法司治罪；所有斋醮活动和造庙观、建宫殿的工程一律停罢；采买香蜡、珠宝、绸缎等例外采买全部停止；并起用嘉靖年间因上疏言事被罢撤、拘囚的海瑞等官员；同时又免除全国百姓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的一半田赋和拖欠的嘉靖四十三年以前的赋税。诏书一出，群臣号啕感激，百姓竞相称颂，一时大得民心。经过一番初步治理，朝政有了一番新气象。
群臣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穆宗一方面为之欣喜，可另一方面他也看穿了宫廷政治的勾心斗角。坐稳皇帝宝座后，穆宗拿定了及时享乐，无为而治的主意。他为此先做了一番布置。和历代皇帝一样，穆宗先是选择忠诚干练的大臣分担政务，为自己巩固江山社稷。他将亲信的大臣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留任内阁，又将身居裕王府时的心腹张居正、陈以勤授予内阁大学士的要职，参与内阁机要大事；在宫内，他把亲信的太监黄锦、王本、冯保、曹宪、李芳等人都安置在要害部位。经过这一番布置，穆宗以为自己的朝廷坐稳，可以安居宫内，静享富贵了。于是，他把日常朝政都推给内阁，连对大臣的操纵、协调的责任也放弃了。谁知事与愿违，在他对朝政大撒手的同时，内阁大臣们的倾轧就开始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闹得他在位6年，经常心绪不宁。
第一场内阁风波，发生在内阁中最重要的两位大学士徐阶和高拱之间。徐、高之争渊源于嘉靖末年。徐阶是多年的内阁元老，一位老练圆滑的政治家。高拱本是裕王的侍从讲官，素有大志，和张居正一起当过国立大学（国子监）的正副校长。徐阶为联络裕王，也是为日后的朝廷更替预作铺垫，于嘉靖四十四年把高拱和郭朴一起举荐为内阁大学士。照当时的社会风气，徐阶作为高拱、郭朴政治上的恩人，是有师生之谊的，理应受到尊敬。可是徐阶忽略了高拱机敏练达的卓越能力，以及位居高官后要求平等处事的自尊心，依然把高拱和郭朴当作后生晚辈对待，种下了纷争的种子。
世宗末年，内阁大学士们的办公室随同皇帝迁到西苑。高拱为了回家方便，把家搬到西苑附近。他50多岁了，没有儿子，一是不放心家事，二是希望与妻妾团聚，于是经常偷空回家。世宗病危之时，一天高拱听到传言，说是皇上不行了，没来得及核实就把办公室里的器具搬回家去。这件事被吏科给事中胡应嘉知道了，作为失职大不敬提出弹劾。世宗处在昏迷中，对这类奏折当然不问。因此，胡应嘉的弹劾并没达到目的，对高拱来说是“有惊无险”。但高拱是个恩仇必报的政治家。他认为胡应嘉是徐阶的同乡，一定是受了徐阶指使。偏偏徐阶在草拟世宗遗诏这样的大事上，不与内阁的高拱、郭朴等同僚商议，却越过他们与裕王府的张居正策划，受了冷落的高拱满腔怨恨，他要等待机会报复徐阶。
机会很快来到了。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朝考察中央机关五品以下官员的例行制度，每6年举行一次。杨博这次考察官员，雷厉风行地罢黜了不少官员，其中也有通常惹不起的御史和给事中之类的言官。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杨博的山西同乡却没有一个受处分的。这引起了负有弹劾责任的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们的公愤。第一个攻击杨博的又是胡应嘉。胡应嘉弹劾杨博挟私愤，庇同乡。这话倒是不错，可是胡应嘉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作为吏科给事中，在吏部办理京察时就参予其中。事前不提出异议，事后又提出弹劾，宽厚的穆宗对这种出尔反尔的言行十分不满，知道其中另有奥妙，于是下令内阁商量处罚胡应嘉。高拱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高拱让同样受到了徐阶冷落的郭朴在内阁会议上首先发言：“皇上刚刚即位，胡应嘉出尔反尔，欺君罔上，应该革职。”高拱马上响应。满心想保护胡应嘉的徐阶一看这阵势，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了同意。这下可惹翻了言官们的马蜂窝，他们倾巢出动，一起向高拱开火。穆宗对高拱有多年的了解，当然不会被几个言官所打动。他安慰高拱不要在意，继续安心从政。可朝廷中倒高派气势汹汹，确实让高拱的脸面没处搁，高拱要求徐阶代拟一道圣旨，给提出弹劾的言官一次廷杖，以缄其口。在嘉靖年间，言官弹劾大学士以后，如参劾不倒通常是要挨廷杖的，说不定还要罢官呢！高拱的要求有法可循，但徐阶并不愿为高拱而得罪言官，拒绝了这个要求。这激起了高拱的怒火。他指使自己手下的言官齐康弹劾徐阶，揭发徐阶的弟弟和三个儿子都是横行乡里的大恶霸，有凭有据。这下子更激怒了受徐阶保护的言官们，他们集合起来，将矛头一齐指向高拱，弹劾一次接着一次，逼得高拱实在招架不住，只好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五月辞官回乡了。高拱去后，言官们对郭朴还是不断攻击，到九月间，郭朴也辞职不干了。
这一次内阁风潮，徐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朝臣利用言官互相攻击时有发生。但这却大坏了穆宗的心情。穆宗对于言官们的肆无忌惮，兴风作浪，穆宗深感厌倦。
二、和议蒙古巩固边防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九月，内阁的徐、高之争风潮刚刚告一段落，外患又起。蒙古俺答部数万骑兵攻入长城，扫荡了大同，严重威胁着北京的侧翼。同时蒙古土蛮部大军进犯蓟镇边关，虏掠河北昌黎，直至滦河。左右夹攻，使京师陷入战争的恐慌中。北京城立即戒严，敌情奏章如雪片般飞来。深居宫中的皇帝也深切地感受到战争的威胁，他命令大臣们讨论京师守备和边境作战方略。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举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这3位抗倭名将，主张让他们到华北边防练兵备战，抵抗蒙古来犯。这个主张得到徐阶、张居正等大学士的竭力拥护，穆宗很快批准。谭纶本来总督两广军务，立即召回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戚继光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不久又被委任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全部受其统率。接着又提拔西北边防名将王崇古为兵部侍郎兼宣大总督。整个华北边防由诸位名将运筹，使多年沿习下来的边防松弛状况为之一变。几位名将到任后，雷厉风行地整顿边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以戚继光为例，他走马上任立即布置加强防务。一是沿蓟州、永平、山海关一线续建长城，并在长城各重要部位设敌台1200座。这种5丈多高的敌台可以居高眺望，台壁坚固，台内分三层，驻扎100名战士，屯集足够的粮草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凭借这种精坚雄壮的工事，既得处战地要害之机，去长途奔袭之苦，又可长期坚守，互相呼应。二是组建战车营。这种战车每辆用4人推进，作战时排成方阵，外层设拒马，可抵御骑兵冲锋。自己的步、骑兵则居阵内以长枪和火器打击敌人的骑兵。一旦敌人溃退，战车阵则开门放出骑兵追歼。戚继光还把本地部队与调入部队的作战任务做了区分：本地部队专任敌台防御，调入部队专任策应出击。经过这一番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