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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善所辖防区，天津共有弁兵800名，山海关一带连一尊合用的大炮也没有，英军北上，清守军早已慌做一团。琦善接奉道光诏旨后，心中暗喜，自思有了退敌法宝，当即照会英国侵华军总司令懿律（义律的堂兄），明确表示说：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办理不善”，大皇帝已知其非。至于巴麦尊照会中所求各节，尽可慢慢商量，希望英军返回广东，静待大皇帝派出钦差大臣“秉公查办”。时值深秋季节，天气渐凉，英军不便在北方采取大规模行动。懿律接到琦善照会后，即顺势率军南下广东，准备伺机再发。
英军南下，琦善上奏朝廷大肆渲染自己“退敌”有方。道光接报后，觉得这英夷原来并非桀骜，林则徐等恐是有负朕意，确乎办理不善。于是降旨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令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查办。
琦善奉旨到广东后，一意媚外求和，实指望退出英兵，报功邀赏。岂知英军南下本是缓兵之计，一面在广州与清交涉提出更为苛刻的侵略要求，一面暗中调兵遣将。琦善毫无战守准备，步步退让，答应了英国侵略者几乎全部无理要求，只是关于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准备上奏朝廷请示后再做明确答复。英军调兵遣将停当，不待琦善答复，即发兵攻占大角、沙角炮台，进而威逼虎门，并单方面发布未经议定签字的所谓《川鼻草约》，强占了香港。
道光派令琦善赴广东时，原想引英军南下，姑允恢复通商，惩办林则徐，以换得英国全部撤军，消除战祸，免得大动干戈，劳师靡饷。不过，那时他既不认为英国坚船利炮威不可挡，也不完全相信英人会轻易就抚，因此谕令琦善到广州后，要“一面与之论说，力争折服英夷，一面妥为预备，如其桀骜难驯，毋得示弱，有失天朝体面。所需御剿兵丁，可一面飞调，一面奏闻，不必先行请旨，以误戎机”。英军在广州再次发难，攻占沙角、大角炮台消息传至京师，道光因事先已有所预料，并不惊慌，当即传旨责令琦善“赶紧团练兵勇，奖励士卒，并储备军需粮饷枪炮火药，严惩英夷”。同时，诏令对英开战，命御前大臣宗室弈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征集各路大军共计1。7万余人开赴广东前线，意欲一举荡平入侵之敌。不料琦善毫无战心，竟上奏说广东“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英夷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示羁縻……”道光览奏不觉动怒，心想如此懦夫，如何堪当前敌？正思降旨斥革，又接广东巡抚怡良等密折，参奏琦善一意孤行，不听众文武劝说，私允割让香港。怡良密折真是火上烧油，道光阅后直气得手足冰冷，两眼昏花。稍待镇静，提笔在琦善奏折上批道：“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随即传谕，令将琦善革职拿问，锁解进京，并将其全部家产悉数抄没入官；命奕山、隆文等星夜兼程，迅赴广东，整兵旅，歼丑类，收失地，惩汉奸，务期大伸天讨，以张国威。
英军获悉清廷派将增兵，遂先发制人，大举进攻，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二月初攻陷虎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及数百守军力战不敌，壮烈殉国。三月，参赞大臣杨芳先至广州，一战又失乌涌炮台，英船驶入省河，广州城危在旦夕。
奕山等在道光圣旨再三催促下，于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底到达广州。闻听英军船坚炮利，本无战心；若不战而和，又恐遭重咎，遂召同来新任粤督祁贡及参赞、巡抚人等计议发兵攻剿。四月初一日，奕山兵分三路，夜袭英军，希冀一战而胜。不意英军早有准备，激战五昼夜，所有炮台要塞尽失，清军兵困广州城，不时发炮轰击。奕山攻守无术，慌了手脚，急命高悬白旗示降，令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签定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议定双方停战，赔偿英国军费600万元，英军退出虎门，奕山等撤出广州城，率军屯驻离城60里以外。
奕山战败求和，自知如实上奏朝廷，吃罪不起，于是谎称广州停战，系因他率大军屡次“焚剿痛击，而大挫其锋……英夷穷蹙乞抚”。至于赔款，则是因为英夷战败，无路可走，“其头目投伏于地，向城作礼，乞还商欠，并恳请拨库钱280万，否则，年余未能通商，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非但商欠无以偿还，而且生计无以维持”。因此，经广州文武共同商量，为表天朝怀柔远人之意，奖励外夷向化之诚，议定允其所请。
道光接阅奕山瞒天过海的奏报后，非但毫无察觉，还真以为是英夷慑于“天威”，倾心向化，从此中外和好，免去刀兵之苦，不觉转怒为喜，竟颁旨“准令通商”，同时传谕沿海各省，酌量裁撤调防官兵，以节糜费。至此，他越发怀疑林则徐等在广州的行为，相信英夷兴兵构难，是由林则徐“办理不善”、“操之过急”所致。自思年余来寝食难安自不必论，其劳师糜饷，国无宁日，沿海生灵涂炭，不罪林则徐、邓廷桢，又由谁来任其咎？念及此，遂发谕一道，令将林则徐、邓廷桢从重发往伊犁，遣戍赎“罪”。
正当道光误信奕山谎报军情，认为夷乱已平而令沿海各省裁军撤防之际，英国政府换将增兵，准备进一步扩大侵略战火。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六月，英国新任特命全权公使璞鼎查、侵华英军总司令巴加聚会于香港。经过一悉密谋策划，月余后率军北犯厦门。总兵江继芸等力战牺牲，厦门陷落。随后，璞鼎查和巴加调集大队，北犯浙江，仅两月时间连陷定海、镇海、宁波三镇。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率军英勇抵抗，全部以身殉国；两江总督裕谦亲自登城督战，而浙江提督余步云未战先逃，以致镇海、宁波失守，裕谦自杀谢罪。总督死，提督逃，三总兵殉国难，整个浙东地区风声鹤唳，侵略军恣意烧杀淫掠，千千万万无辜百姓在铁蹄下呻吟。
为阻止英军的进攻，道光于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四日诏令宗室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扬武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调集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数省马步各军，驰赴浙江。哪知奕经一出京师即把皇帝谕旨置诸脑后，一路游山玩水，广纳贡献，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始到绍兴，并且视战争如儿戏，仓猝之间并未认真了解敌情即兵分三路，幻想一举夺回浙东三镇。结果是三路大军相继败北，奕经一口气逃到杭州，不敢再战，一面屯兵与英军对峙，一面上奏败绩，自请处分。
道光接到奕经败报，深感局势严重。这时他想到可以信赖的重臣及可以调拨的精兵基本已和盘托出，而夷焰非但未能稍戡，反而日见鸱张，足证英夷之凶狠。因此已心灰意冷，赶紧诏令盛京将军耆英署杭州将军，颁给钦差大臣关防，授以“便宜行事”之权；起用以前因主和革职的伊里布，赏给七品顶戴。使二人赶赴浙江前线，办理对英交涉事宜，做出了准备停止抵抗，实行所谓“招抚”方略的姿态。
耆英、伊里布到浙江后，即开始策划“羁縻”之策，试图“招抚英夷”，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英夷竟不肯就“抚”。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英国侵略者为了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决定按预定计划，集中优势兵力，攻取清政府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镇江，进而控制长江下游，切断清廷漕粮运输。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四月初至六月底止两个多月的时间，英军相继攻取乍浦、宝山、上海、镇江。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抗击，壮烈牺牲，镇江副统海岭统驻防旗兵拼死抵抗，全部殉难，两江总督牛鉴则闻风逃匿，英国侵略者兵锋直抵南京城下。至此，道光自觉已别无良策可寻，急命耆英、伊里布迅赴南京设法议和。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经道光批准，耆英、伊里布等在南京城下江面上的一艘英国侵略者的军舰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内中规定诸大端者为：（一）清政府赔偿英国在广东缴出销毁的鸦片烟费600万元，商行“积欠”300万元，军费开支1200万元，合计2100万元；（二）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三）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四）实行协定关税，嗣后进出口货物应纳关税等项，均应“秉公议定”，不能由中国自己做主；（五）废除公行制度，凡来中国贸易的英商，不论与何人交易买卖，均听自便。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南京条约》，时人称之为《江宁条约》。
历时两年多的对外战争，清朝政府支出战费7000万两，战后赔款2100万元，加上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的无耻抢劫和战后鸦片的继续大量涌入，清王朝本已十分拮据的国库开支，濒于崩溃。为了偿还赔款，弥补亏空，道光在战后已顾不了许多，只有默认各级官吏尽情搜刮民脂民膏了。结果是“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无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官逼反，民不得不反。鸦片战后，清王朝内地18省和台湾、伊犁、西宁等地区，反清起义连年不断。自道光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公元1842年～1850年），各地各种起义暴动，令清政府手忙脚乱，损兵折将而载于史册的就有92次之多。道光历经两年多对外战争的磨难和美、法等相继遣兵船来华威逼签约，已是心力交瘁，不觉老之将至。面对风起云涌的起义暴动，他只知频颁谕旨，限令各地将军督抚及提镇大员加意弹压，尽力兜剿，再也无力无心去设法根治起义暴动之源，规复祖宗盛世之业了。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正月十四日，节俭一生的道光，外耻未雪，内忧未除，饱含一腔恨和愁，悄然长逝。死后谥号曰“成皇帝”，庙号“宣宗”。葬地在河北易县北宁山慕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