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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给他派来的“皇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眼色行事，生怕有什么“过失”，丢了性命。到后来，竟至换了祖宗。自1940年起，溥仪便不敢再公开祭祀自己的祖先，而是迎请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至长春，作为祖宗供奉起来；每当吉冈安直给他讲那一套“父亲”理论时，他都低头垂手，静听这位“准父亲”的训示。只有在这种常人不堪忍受的时刻，溥仪才不由得想起了在天津时爱新觉罗家族中有人说的那句话：“不要忘了石敬瑭！”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傀儡皇帝生涯才告结束。16日，他在随关东军要人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时作了苏联红军的俘虏。翌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犯，溥仪被押往苏联。
三、接受改造成为公民
溥仪被押往苏联后，先在赤塔一处疗养院住了2月，而后便同相继押送到这里的其他伪满战犯一起，被转移到了离中国不远的伯力收容所，在这里渡过了5年的拘留生活。
到苏联后不久，溥仪便觉察到苏联政府不像是要杀掉他，伪满时期那种日夜为性命担忧的高度紧张心情逐步松弛下来，可同时另一种恐惧又不时袭扰着他，这就是害怕被中国政府引渡回国，以叛国罪处以极刑。他觉得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得了天下都不会放过他。共产党是“洪水猛兽”，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则早就警告过他不要到东北同日本人合作。因此，溥仪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国。在苏联5年，他先后3次向苏联政府递交留苏申请，并把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一批珠宝首饰，挑出价值较差的部分捐献出来，支援苏联战后经济建设，希望苏联政府能批准他的申请，把他留下来，然后再寻求机会，到西欧哪个国家去度过他的后半生。
命运再一次违背了溥仪的愿望，苏联政府没有理睬他的留苏申请，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7月将他及其他伪满战犯全部移交给了中国政府。从此，溥仪开始了为时9年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自我改造生活。
“皇帝”战犯的脱胎换骨与常人有所不同，溥仪在9年的改造与自我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比普通伪满战犯更为艰苦复杂的过程。
被引渡回国初，溥仪只想到死。从在苏联听到回国的消息后，他就认为这次必死无疑，共产党决不会轻饶了他这个皇帝加头号战犯。
然而，自从他到了中国土地上后，溥仪所经历的一切都令他大惑不解：政府没有立即处死他，而是把他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同别的战犯一样，战犯管理所安排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发给了一些生活必需品，甚至还配给了香烟。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政府出兵援朝抗美，伪满战犯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人会打进来，共产党会像历代王朝一样，在关键时候先处理掉所有关押的重大犯人，结果是美国人没打进来，共产党更未把他们处理掉。
经过长达两三年之久的默默观察，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时，溥仪已经意识到他不会被处死，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活下来了。“真龙天子”和常人原本也没有什么两样，溥仪从此开始考虑如何度过以后的时光。
死的问题解决了，对其他伪满战犯来说，已不再有过不去的关口，绝大部分人都不再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努力学习，积极改造，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可是对“皇帝”战犯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溥仪前半生，虽然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特别是伪满14年，无异任人摆布的木偶。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却始终是按照皇帝标准，拿着皇帝的架子，即使是在苏联的5年间，也从不曾自己穿过衣服，叠过被子，甚至连脚都没自己洗过。成为战俘前，自然有人服侍，成了战俘后，他的弟弟溥杰、侄子小秀、小固、小瑞以至岳父荣源，都曾自觉自愿地以臣仆的身份为他端饭、铺床叠被，穿衣洗脚。在家族中，溥仪依然是“皇上”，所不同的只是这些人不再明着称他“皇上”，而是悄悄地叫他“上边”了。因此，当战犯管理所为了使溥仪获得改造，把他与家族成员分开，安排其他伪满战犯住在一起时，这位“皇帝”战犯便遇到了有生以来未曾遇到的“难题”：他不但要自己端饭、整理床铺、穿脱衣服、洗脚、洗衣服，而且还要和别人一样轮流做值日，打扫房间卫生，甚至还要提马桶！起初，溥仪觉得这是所方故意要他难看，因为这些事他从未做过，也不会做，以致早晨起床时，他还没穿好衣服，别人已经跑操去了，他未洗漱完，别人又开始吃饭了。每当溥仪感到自己无能、为自己事事落人后而痛苦时，战犯管理所的同志就来帮助、开导他，同时也循循善诱地引导他认识过去，反复讲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鼓励他好好改造自己，争取做个新人。
自1955年起，战犯管理所一方面带着溥仪一行伪满战犯到东北各地参观工厂、矿山、农村、学校，请各方面的人诉说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一面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允许战犯们的亲属写信和前来探望，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过去，看到光明的前途。溥仪同其他人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他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成就，亲耳听见了那些伪满时期受尽非人折磨的人们，在诉说了他们这些过去的魔鬼的罪行后，又说出了希望他们能改造成一个正常人的动人心魄的话语。慢慢地，溥仪有了正常人的感情，开始认识自己的过去，并暗中盘算自己是否也能在什么时候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1957年，溥仪与七叔载涛的会见，终于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时年69岁的载涛，是溥仪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这位清末的“涛贝勒”、“军谘大臣”告诉十几年未见面的侄“皇上”：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后都各尽所长，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气蓬勃，为建设新中国积极贡献力量，他这个“皇叔”已当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要他来看看“皇上”……从此以后，溥仪真的变了。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是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释放。
获释后，溥仪回到了阔别35年的北京。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他遍游了北京各名胜古迹，会见了爱新觉罗家族在京的所有成员，亲眼看到他们在新社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他举行了家宴，详细询问了他的个人生活问题，并郑重地建议他重新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征求他的意见，对他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这一切都使溥仪增添了重新生活的无限勇气。
自1960年3月起，溥仪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半日学习，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环境。一年后，他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职，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但仍坚持每周到植物园去劳动一二天，工作闲暇，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关心帮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仪与北京关厢医院的一名普通女护士李淑贤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婚后，56岁的溥仪对李淑贤温情脉脉，体贴入微，夫妻感情可谓如胶似漆，形影难分。年过半百，溥仪终于尝到了人间真正爱情生活的甜蜜和幸福。
为了表示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也为了使自己后半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溥仪努力工作，勤奋学习，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在邻里之间、工作单位、国内各界名流以至国际上，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邻里之间，他正确对待自己和别人，和普通人一样自觉地打扫街道卫生，热情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有时孩子般地把街道上的少年儿童成群结队地领到家里玩耍、游戏。在工作单位上，他学会了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及国家的关系，时时以一个普通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国家特发的几套制服除会见外宾及参加重要宴会外，平时总舍不得穿，结婚时，政府特批费用可以公款报销，可他体谅国家经济困难，仅为新娘买了一套衣裙。在国内各界名流中，溥仪影响颇大，特别是在他的一些“旧臣”中。这些人最初见到特赦后的溥仪，总觉得还有那么一层说不出的关系，不少人仍旧表示跟他走。每当这种时候，溥仪总是坚定地说他跟共产党走，勉励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看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感触极深，觉得一个封建皇帝和伪满战犯在新中国都能生活得很好，何况自己一个民国总统，从而坚定了回到大陆报效祖国的信心和决心。在国际上，溥仪特赦后短短几年时间会见了几百名国际友人、各国记者，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宽大胸怀，表示他对新中国前途的信心和为建设自己祖国尽力的决心。他的切身经历和感人话语，赢得了国际友人及各界人士的信任和赞誉。有的西方记者说，西方人理解溥仪比理解雷锋容易得多。
溥仪以他特殊的身份，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特殊贡献。
正当溥仪沉浸在新生活的幸福和欢乐之中时，可怕的病魔悄悄向他袭来。其实，溥仪前半生长期的非人生活早已糟蹋了他的身体。1962年新婚后不久，溥仪就不时溺血，经名医诊治，暂时抑制了病情的发展，加之新生活的愉快，冲淡了疾病折磨的痛苦，表面看上去，身体一直很健康。1964年底，溥仪病情开始恶化，尽管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特别保护下，专家为他进行特殊的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