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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自己是一个贵族，却反对贵族，反对威权。他自己打
过仗，写了一部《战争与和平》，描写战争的恐怖。战争的时候，大军官躲
在一个铁板的后面，托氏是小军官，没有铁板保护，所以他说，不看见那铁
板，倒还不怕，看见那铁板，就更觉得可怕了。托氏眼见战争的惨状，眼见
朋友的死伤，所以讨厌战争。大凡战争的结果，一部分人变成英雄，做了大
官，忘了战时的恐怖，不反对战争。一部分的人忘不了战时的恐怖，变成非
战论者。托氏主张不听皇帝的号令，也不主张杀皇帝，他主张无抵抗主义，
法官不替皇帝判决罪人，警察不替皇帝捉人，皇帝也就不能为恶人。他不主
张暴力革命，但仍然和政府冲突，所以俄国政府还是厌恶他。
文学家和艺术家都被政治家厌恶，似乎是命定的。政治家爱杀文艺家，
割了他们的头，他们便不能说话了。但杀也无用。文学家往往是替社会说话，
不是替个人说话，他们的感觉比较灵敏，虽然是替社会说话，但社会不曾感
到的，他们先感到了，所以社会也厌恶他们说得太早，太急进。譬如你们学
兵操，教员喊“举——枪”，倘若“枪”字还不曾喊出来，你便把枪托上，
一定要挨骂的。政治家也是一样，骂文艺家说话太早太快，非杀不可。但社
会的不安，并不是文艺家所能煽动的，杀掉文艺家，不安依旧存在。文艺家
说话时，社会已经不安，已经有着造反和捣乱的潜伏思想了。文艺家死后四
五十年，社会起了革命，所闹的问题时常和文艺家四五十年前说过的相同。
于是政治家更讨厌文艺。但他们不懂文艺的作用，不明白文艺的原理，只知
道禁止开会，禁止演说，到死都不会觉悟。所以文艺和政治永远不能调和，
永远闹不清楚，譬如做官的人，今天听了我的话，一定要说：你做文章怕杀
头，所以归过于社会，永远弄不明。
我在广东曾说文学不能鼓动革命，一位少年英雄便痛驳一通我的话，说
一定可以帮助革命，革命文学是如何紧要。其实是有文学也会革命，没有文
学也会革命的。文学家只要写出社会的痛苦便完事，不一定要“打打打，杀
杀杀，革革革”，才算是革命文学。革命以前，做了许多革命文学，是无效
的；革命的时候，你忙的是革命，哪有工夫做文章。一面拉车一面作诗是不
方便的。据说古时有人一面做诗一面耕田，我却不信。我从前有一位学生在
军队里面服务半年，写信给我，把许多中国字忘掉了，可见干革命事业的人，
是没有工夫“之乎者也”的，所以我说“革命期中无文学”。像俄国革命的
时候，大家拿着票，排着队伍领面包吃，不管你是文学家，艺术家，X 家，
都该携着票去领面包，没有票就不给，哪里还有工夫“之乎者也”呢？革命
以后，生活比较空闲，于是人们又起来“之乎者也”了。在革命后颂扬革命，
不能说是革命文学。中国的革命已经革到徐州了，我们都在后方，在后方颂
扬革命，就是颂扬已经成功的权威，可以不必。
政治家对待文学家起初是捧，后来是杀，这是毫无理由的。文艺家不过
是说出多数人的预言罢了。从19 世纪下半期到20 世纪的欧洲文学，大半是
革命的预言。18 世纪的英国文学，尤其是小说，是给太太小姐们消遣的，姑
且不管它，但我们读了19 世纪下半期以后的作品，便觉得不舒服了，因为写
的是个人的痛苦，社会的痛苦，世界的痛苦。但文艺有一个魔力，人们看了
不舒服也要看。像我个人就极喜欢看不舒服的作品，因为这种作品，把世界
写在里面，同时也把我写在里面。在作品里发见了我，所以觉得很亲切。有
些专写快活一面的作品，我却不喜欢看；如同看别人作寿，看别人娶亲，自
己却感到寂寞。从前的作品是可以向壁虚构的；现在的作品，要多方面的观
察，才写得出。
其实，凡含有前进的精神，说真话，或写出旧的消灭的征兆的都可说是
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家所以写的都是预言，一般人所不能察觉的。所以徐州
未下前，革命文学家站不住脚；徐州既下后，革命文学家也还是站不住脚。
总之，在革命时期，革命文学家是活不下去的，因为革命文学家不是革命家。
孙传芳是革命家用枪炮打倒的。不是文学家写了一首诗：“孙传芳呀，你得
走了呀，你滚吧，滚吧，”才赶走的。他们不是同类。
文学家是要理想革命，时时和现实冲突，所以革命之前革命之后都不能
舒服。真正的革命文学家永远不能出头，永无好日，这是命运。俄国有两位
革命文学家，在革命之前是赞助革命的；在革命朗中，也很出力，在革命之
后，却自杀了。因为文学家不能取一段落的合于他的理想，就认为满足。
今天的题目就定为——文学与政治的歧途。
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
“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
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
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
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
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
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
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
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
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
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
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
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
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
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
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
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
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
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
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
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
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
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
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
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
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侍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
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
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
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
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
吃待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
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
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
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
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
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
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
别例外地优待诗人和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
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
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
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
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
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他一点可怜地位，在
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
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有满足，以
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
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
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
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
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
的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