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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九岁那年赶上“五四”运动,念小学时,就读“五四”时期的作品,如
蔡元培、梁启超、孙中山的文章。还读过胡适的《尝试集》。他写的白话诗,
那时影响很大。今天读起来淡而无味,有的诗比儿童诗还幼稚。当然,像孩
子似的,从爬行到站起来并不容易。当时俞平伯、康白清也写诗。那时郭沫
若的诗影响很大,我读他的《女神》、《凤凰涅槃》,我还读他的《瓶》,
这是一首充满感情的诗,重复句子很多。重复,无非是为了强调,有什么“一
切的一,一的一切”。这是诗的历史,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发展的轨迹。
我从小写诗,写了这么多年,有人说我的诗好、有人说是“大白话”。
大自话没什么不好。说大白话比说“大右派”好。有的人写的诗四不像,古
不古,洋不洋,帮腔帮气,主题先行。新年到了,要写新年献词:春节到了,
要写春节献词,这算什么诗?
我们的新诗有一个传统——反帝、反封建。当然,还应看到,反了这么
多年,还有买卖婚姻,结婚还要陪送几大件。
《天安门诗抄》选得很好,这些诗十分感人。读了这些诗,我曾说:我
们没理由悲观。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诗竟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不知
古往今来有没有?如没这些诗,“四人帮”会不会倒得那么快?也很难说。
“四人帮”手中有权,张牙舞爪,你要虎口拔牙,谈何容易?有了诗,可看、
可听。这也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结合,视觉与听觉相补充。总之,《天
安门诗抄》为我们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诗人要对当代提出问题,要与
人民共思考,多提几个为什么。当然有危险,睡觉不危险,可平安无事,但
你又要做事,又图平安,那怎么行?都像30 年代一些人“今天天气哈哈哈”
这绝对平安无事,但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自己的诗人称号。
我认为一个人要有敏感性,也要有主见。生活在世界上,处处充满矛盾。
没政治敏感性不行。有人凭“天气预报”搞得手忙脚乱,谁上来就捧谁:谁
下来就打谁。总之,要有政治上的坚定性,不要像投机商那样。应当和亿万
人民站在一起,和人民一起思考,大事上不会错。如果连人民都不相信了,
那就没办法了。
卞之琳想写一建设性的诗,却挨了多少人骂。卞之琳经常像祥林嫂那样
说:“我真傻。”这些年,搞得人们想干点好事总要担惊受怕。有人写《天
安门四重奏》受了伤害,普天之下受伤害的人有多少啊!一些人简单地结束
了生命,可是他们却找到了一个永久的安全之处。
什么叫野心家?什么叫阴谋家?应有一个罪恶史陈列馆,可以把林彪、
陈伯达以及“四人帮”的罪证都陈列在那里。康生他手上鲜血更多,全身可
泡在血里,血染浴池。由于他们这些人大搞文字狱,株连人之多,至今也没
法弄清。人太多了,简直是小天文数字。因读我的诗而判刑的已发现有五、
六人。像康生这样的人,良心应受到审判!
诗人,应当讲真话。冯至发言中也谈到要讲真话,我很同意,但讲真话
有危险。讲假话可以不出事,可以升官,发财,何乐而不为?
前几年是不能讲真话的。正派人讲了真话。说你是怪话,是放毒!是黑
话。
前几年,人们都变聪明了。你问这话哪里听来的?答:上厕所听来的。
而且从隔壁的妇女口中听来的。人的聪明,可适应各种场合,合种环境,可
随遇而安。
一个人讲了错话,批评批评本是好事,可是前几年,批评变成判决。一
个人,有一段时间没见报,人们就认为他出问题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问
题,似乎关键是见报与否,只要见报,这个人就没问题,哪怕出席一次追悼
会也行。
这些年,一个人倒霉,株连九族,一受批判又不容申辩。我这些年,一
直在劳动改造。“劳动”、“改造”这两个词都是好词,但——合并就成了
“劳动改造”,就麻烦了。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劳动改造,中央55 号文件
也不传达。水落石不出,各地有各地的土政策,各取所需,许多政策不能及
时落到实处,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人类发展到今天,发展到十年动乱这个
样子,可算是登峰造极了。从1957 年开始,不敢讲真话,直到如今。开始的
时间可能还要早些,这一段历史教训应当总结。
有人问我为什么是右派?可我向谁去问呢?什么叫右派?是反党、反社
会主义。我老婆问我:“你不承认是右派,为什么签字?”当时不签字就成
了极右。极右,武装押送,武装看守。总算有幸,始终没有拿我当最顽固的
敌人。我那时把老婆孩子接走,长期在农场安家落户。经受了三年自然灾害。
1961 年摘掉右派帽子,但仍被称为“摘帽右派”。到1966 年,突然又来了
个文化大革命。那时,到医院看病,医生不敢给看。医生要给右派看病,也
被视为右派,右派也传染。当时说我是大右派,真不知是因为罪大,还是年
龄大?我天天打扫厕所,一共打扫了六年。冬天,累得棉衣都湿透了,医生
心疼我,给我出主意说:“你隔一天干一次吧。”我说:“我休息一天,人
家屁股可不休息。”我隔一天干一天干得更多更累,我才不上那个当呢。今
天,反正是漫淡,漫无边际地谈。想到哪,谈到哪儿。
记得那时到医院看病是坐拖拉机去的。医生问:“你是艾青?什么病?”
“小肠疝气。”
一位女医生说:“疝气?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说:“我查过辞源,疝气疼痛时如女人分娩,你们二三年生一次,我
们天天如分娩。”后来动了外科手术,开了刀。林彪下台后,才允许我回北
京看病。事到如今,我的户口还在新疆。可是,这儿的邻居们十分关心我,
还拿购货本借给我,让我买肉。
经过十年动乱我们看到“专制”是多么可怕。人民民主是多么可贵。而
在专制下,人民身上的担子又有多么沉重。可姚文元还说民主给得太多了!
我们进行艺术创作首先要有政治民主。如无民主,心有余悸,事先感到
害怕,如同鸟笼子的门开着,鸟看着笼子门,心想是出去好还是不出去好?
作家不敢写,编辑不敢登,都怕再有康生式的人物。他如一个混世魔王,使
得小鸟都害怕。
我认为今天形势很好。今天已允许讲真话。真话是苦药。但不是毒药。
苦药是治病,毒药是害人。要民主,也要讲法制。以后,我相信不会再蛮不
讲理了。蛮不讲理将一去不再复返!
春天来了,春天已经来了!这很好,但还应看到有沼泽地带,还有泥浆
路。
我今天就谈这些。
我参加革命五十年了。每当想到在中途牺牲的人,我就感到难过,要有
一种精神,有一种干劲!今后,有斗争,不奇怪,无斗争,不可思议。
(选自《艾青全集》第五卷)
邓小平
一九○四──一九九七
四川广安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1922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 年转为中共党员。1929 年底至1930 年初
参加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右江、左江根据
地。1931 年8 月进入江西苏区,先后任中共瑞金县委、会昌县委、会寻安中
心县委书记,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秘
书长,总政《红星报》主编等职,曾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批
判和打击。1934 年10 月参加长征。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八路军政治部副
主任,129 师政委,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总前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
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全国政协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1987 年辞去其他职务,留任党中央和国家军委主席。1989 年
11 月辞去一切职务。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建立
了卓越的功勋。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领导全党和全体中国人民进行
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又一次伟大的革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实践。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的理论,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
相结合的典范。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 年3 月18 日)是作者在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所作的一次重要讲话。
“文革”十年动乱积累下来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拨乱反正,重
建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使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工作和科技文化教育事业恢
复并重新振兴,是当时党和人民面临的十分艰巨的任务。1977 年7 月,党的
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常委、党中央副
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科学教育
工作由他分管。他推翻了“文革”中盛行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
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在这篇演说中,他突出强调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
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
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使科技、教育、文艺等各个
领域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 年12 月12 日)
是作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