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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条件不可。实际上，真正肯钻研的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钻研。这是大约
1925 年到1928 年的事情。我记得，后来大约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又有
机会回到这个学校里面来了。到这个学校来做什么呢？当会计兼事务。那时
我的老师王维克，预备提拔我一下，预备搞一个初中一年级补习班，让我去
教书。但刚有一个计划，不幸我的母亲在那年死了，我也生了重病。我病在
床上六个月，腿就坏了。要是在今天，我的腿是不该坏的。现在都知道，如
果生病睡在床上睡久了，不翻身会发生组织坏死，所以不管疼不疼要翻几个
身，那个时候我们既请不起医生，也没有哪一个人告诉我这个常识，所以病
后起来，就不会走路了。本来嘛，不生病，身体好，还可以多参加一点体力
劳动，挣碗饭吃，可是我的腿坏了。我们家里原不宽裕，我一生病，那就更
穷了。亏得那位王维克老师，在我身体好些后，还是让我参加工作，让我在
那个补习班教了一个月的书。但结果有人告了一状，说什么王维克校长任用
不合格教员华罗庚。王维克校长是法国留学生，做初中校长，未免委屈，他
一听有人告状，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几乎没有办法了。继任的校
长叫韩大受，他说，旁人上任要带会计来。我不带，就让你干，不过书万万
不能教了，因为前任校长就是为了你任课而被告了一状的。这样，我总算当
了一个会计。有了一点办法，我就继续钻研下去。不久，清华大学找我去任
职。那大约是1931 年。到了清华，他们碰到一个困难：怎么安排我的工作？
这是个麻烦，因为要在清华大学当个助教，应当有大学毕业的资格，否则又
是不合格的教员。后来，清华大学安排我当数学系助理。所谓助理，就是管
管图书，管管公文，打打字，办点杂事。助理已经很不错了，我继续抓紧学
习。过了一年半，他们让我教微积分。这一关是非常难过的。为什么呢？因
为没资格啊！清华大学的教授为此特别开会通过，让我教微积分。这等于说，
清华大学承认我了，我可以抵得上大学毕业了。从初中毕业到当大学教师，
我前后大约用了六年半时间，通常初中到大学毕业要用八年。从这一点同学
们可以看到，学习要自己努力，努力就可以很快上去。
到1936 年，我就到英国去了。1938 年我从英国回来，因为那时候抗战
了，有好多事情要做。回来后，清华大学就让我直接当教授了。从助教到教
授，前后又是七年。现在有的人，身在研究机关，自己是大学毕业生，环境
很好，又有书，又有杂志，又有导师，更重要的还有党的领导，但就是对赶
世界先进水平没有信心。要知道，到二○○○年还有二十年啊，能不能赶得
上呢？从我的经历里面，同学们可以算一笔账，只要有一点简单的算术知识，
就可以得出解答。
以上是我早年碰到的困难。同学们可以想一想，在旧社会，又没有书，
又没有钱，又没有老师，甚至没有灯光，电灯黄黄的，一点儿光，看不清。
今天，在党的关怀之下，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请同学们对比一下，一方
面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信心。现在很多人没有信心，能不能
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啊？四个现代化能不能搞得成功啊？等等。从我的体会
讲，我觉得有信心，赶得上。不过做个懒人可不行，要加强努力，才赶得上。
现在，再讲我生平第二“劫”。抗日战争期间，我从英国回来，当时后
方条件很差，回到昆明以后，吃不饱，饿不死。那个时候，有句话叫“教授
教授，越教越瘦”。记得有这么个故事：教授在前面走，要饭的在后面跟，
跟了一条街，前面那个教授实在没有钱，回头说：“我是教授！”那个要饭
的就跑掉了，因为连他们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没有钱的。
在那个时候，日本人封锁我们，国外的资料，甚至杂志之类都看不到。
不但封锁，而且还轰炸。在那种困境之中，许多教授不得不改行了，有的还
被迫做买卖了，他们跑仰光，去买点东西到昆明来卖。我住在昆明乡下，我
住的房子是小楼上的厢房，下面养猪、马、牛，晚上牛在柱子上擦痒，楼板
就跟着摇晃。没有电灯，就找了一个油灯使用。油灯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
个香烟筒，放个油盏，那儿没有灯草，就摘一点棉花做灯芯。就是在这种微
弱的灯光下，我从1940 年到1942 年完成了我的《堆垒素数论》，后来又跨
到了矩阵几何。
抗战胜利后，我到美国去了，当上了“洋教授”。我当“洋教授”也比
较困难。别人是又有博士头衔，又有大学毕业证书，我却都没有。在这种情
况之下，人家还是让我当了教授。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第二次在昆明的艰
苦环境里，由于坚持不懈，有了成果，人家还是不得不承认的。
第三“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是“臭老九”，当然不能幸免。
1980 年，外国又来邀请我去讲学。有的老朋友很关心，也有点担忧。他们说，
这次华罗庚出国，可能要摔跤，可能要露底了。为什么呢？因为“文化大革
命”中，我图书馆也不能进，十几年不上图书馆了，还能不落后吗？不但如
此，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我一方面是各处跑，搞统筹优选，是很忙的；另
一方面，背后还要防“四人帮”的冷箭，虽然时刻提防，我还是被射了不少，
甚至在1975 年被射倒过。所以，有些朋友的关心、担忧是很自然的。但是，
他们不知道我有一个上算的地方，就是“外通里国”。什么叫“外通里国”？
就是外国知道我的名字，有书出版就寄一点给我。这样，我不通过图书馆，
也可以知道一些国际行情。而且，他们不了解，我始终没有放弃理论研究。
那时候，我身体还很好，白天紧张地搞优选法，有时上午跑四个厂，下午跑
三、四个厂，一天跑七、八个厂。尽管这样紧张，我没有放松理论研究。我
的理论研究是晚上进行的。做我的助手也不容易，说不定晚上一点钟、二点
钟被叫醒，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怎么搞。所以他们是很辛苦的。不过那个时
候搞了理论研究还不敢说。因为如果哪一天我们暴露出来，等一会就要说：
你看这个华罗庚，用统筹优选作幌子，他实际上念念不忘半夜搞他的理论研
究。这种人后来一看形势变了，他又改一个手法，说华罗庚就只搞统筹优选，
不搞理论研究。反正这种人理论不多，实际也不高，但他有一种本领，手里
有一根棍子，你搞理论他就打你的理论，你搞实际就打你的实际。那时期我
们的帽子当然不少罗，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也戴过了，以目乱纲的帽子也戴过
了。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我只知道统筹优选对人民有利，我要搞；我只
知道，没有理论就搞不出优选来，所以理论也要搞。
不过，我们刚出国的时候，心里终究也不很踏实。为什么呢？因为十几
年中虽然是搞了一些理论研究，但毕竟遭到了损失，许多手稿也抄的抄了，
偷的偷了，而且研究成果大部分没有写下来，或者只写了一点草稿，在脑子
里像散沙一样，像乱麻一样。如果出国以后，立刻叫我上台讲演的话，我还
真有点担心，亏得去了之后开了两个学术性会议，会议后刚好暑假到了，有
三个月时间。我们就利用这三个月时间，把研究成果部分整理了一下。整理
好之后，我给了他们一个单子，单子提了十个方面。一般讲演，提出几个专
题就够了，拿自己最擅长的专题就够了。可是我们提了十个方面。这是什么
意思呢？是不是要在外国人面前炫耀一下，表示学问广、精、深，数学十个
方面都可以讲？这不是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到一个地方去，与其讲我自
己所长的，不如讲我自己所短的。讲自己所长的好不好？我在这儿跟同学们
讲一下哥德巴赫问题好不好？好，为什么呢？大家都听不懂。你们会得出个
什么结论呢？华罗庚的话，大家都听不懂，一定是有学问的。可我自己有收
获没有？我自己没有，得不到东西。所以我的想法是，提出十个方面来，好
让人家自由选择。让他们选，他们一般都是选他们最好的东西，最拿手的东
西。好，我就到你那儿讲你们拿手的东西。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切忌班门
弄斧。可是我的看法是反过来的：弄斧必到班门！你要耍斧头就要敢到鲁班
那儿去耍。在旁人面前耍，欺负人家干啥？你到鲁班面前耍一耍，如果他说
你有缺点，一指点，我下回就好一点了；他如果点点头，说明我们的工作就
有相当成绩。俗话说，下棋找高手。找一个比我差的人，天天在那里赢他的
棋，赢得每天哈哈大笑好不好？好是好，但你的水平提不高。如果你找高手
下棋，每一次都输给他，输这么半年下来，你的棋艺能够没有进步吗？所以
我主张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这一次，我跑了四个国家，好几十个城市，做了好多次报告。反映怎么
样呢？我给跟我出去的同志说：你们向上面汇报，第一，大家给我讲的好话，
你少吹点，如果要说一点的话，最好是有书面根据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
外国人对学问还是很严肃的，不瞎吹瞎捧别人，不过我们也不得不防备一点，
因为我这个七十岁的老头儿到那里去，人家大多是我的学生辈，你又是借了
新中国的威信，又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人家捧一两句会不会呀？我想是会的。
所以，我们情愿估计我们的差距比人家大一点，而不要估计我们比人家好，
我们经常说，我们的文章达到了世界水平，可能某篇文章达到了世界水平，
可整个加起来呐，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因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