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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列布里亚科夫任过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拉 狄克是党的理论家和国际共运的著名活动家。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 1924— 1928年参加过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党的十五大以后公开声明与托 洛茨基断绝关系，恢复了党籍并担任了负责工作。内务部门和党的监察机关 并没有发现他们重新工作后有任何反对派活动的情况。相反，1929—1930 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关于他们表现的材料证明他们脱离反对派的行为是真 诚的。审判的组织者把他们拼凑成所谓的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端出来 并加以消灭，可以达到三个效果：证明原反对派的反动和狡猾，他们有一套 又一套的班子，一套被消灭了还有二套，甚至还有三套；在第一次公开审判 中， “托—季联合中心”的托洛茨基一翼显得有些薄弱，揪出“平行中心” 可作为第一次公开审判的补充；让反对派为30 年代党的政策的错误尤其是经 济建设政策的错误及其带来的困难负责，把党员和群众的不满转嫁到他们身 上。当然，靠这样的恐怖镇压政策可以转嫁群众的不满，但却达不到克服经 济建设的困难的效果，因为他们消灭的人根本不是经济建设的破坏者，而是 优秀的经济界领导人、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把这样的国家的宝贵财富消 灭掉，换上需要熟悉业务的人甚至外行生手，而且接班者整天在生命威胁下 战战兢兢地管理生产，这样做，会是什么结果呢？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1990 年第一期发表了一些 1937年的反映当时国家实际经济情况的农村来信。《共 产党人》杂志在编者按中说，对所谓的人民的敌人的血腥屠杀等事件， “在 与法西斯的不可避免的搏战前夜破坏了国家的实力，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 极其惨重的打击。”①另外，从审判的组织者看来，在暂时还不能消灭最重 要、最有影响、最具危险性的潜在的政治对手布哈林、李可夫及其右倾反对 派时，先审判皮达可夫集团可以作为一个过渡环节。它既可以起到彻底消灭 托—季集团的作用，又可以将它与消灭布哈林集团的工作衔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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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斯陆之行”丑闻 首先接受审讯的是皮达可夫。随着他的被审讯，爆出了第二次公开审判 最大的丑闻： “奥斯陆之行”的神话。 皮达可夫不失知识分子的端庄，但老了许多，瘦削、苍白。他的供诉有 求实之心，无浮华之意，适可而止。他承认自己要对恐怖破坏集团的形成及 其行动的策划负责，但他说计划并没有实施，他本人没有参加过任何暴力行 动，与阴谋破坏分子没有联系。法庭举出大量证明阴谋集团内部联系的口供。 于是，皮达可夫顺着法庭的提示，举出了集团的联系和活动。他说，在乌克 兰活动的人主要是洛吉诺夫及其一班人马，活动范围是炼焦工业。他们把没 有建好的炼焦炉投入使用，尽量延宕炼焦工业重要设施的建设，使炼焦的大 量副产品白白消耗掉而不加以利用。很显然，这样的问题即使存在，也是生 产计划和技术问题，谈不上阴谋破坏活动。他还供认，有的破坏分子大量囤 积物资设备，使其闲置不用。工厂延期两三年开工生产，有时制造纠纷，从 而延期开工。工厂给工人创造恶劣的劳动条件。他还供认，军事化工发展计 划是错误的。制碱工厂的建设受到拖延，使盐和碱蕴藏量丰富的苏联缺碱和 盐。很显然，这些是官僚主义、计划欠妥或玩忽职守的问题，有的问题并非 重工业部单独存在，而且又不是这个部本身所能解决的。皮达可夫谈的是确 实存在的事实，但它们显然不是阴谋破坏活动造成的，不过是在招供时冠之 以破坏的罪名罢了。当皮达可夫受审时，有些被告被叫起来作证，但皮达可 夫仍然否认自己参与犯罪，只是承担责任而已。 维辛斯基：被告皮达可夫，您同意舍斯托夫所谈的吗？ 皮达可夫：舍斯托夫可能与某人谈过话，只是没有和我谈过。他说，有 人手拿铅笔对矿石的价值计算过。与我之间这样的谈话没有过。 另外一次讯问也是这样。 维：现在你记起与拉泰恰克关于进行间谍活动的谈话了吗？ 皮：没有，我否认有这样的谈话。 维：和洛吉诺夫的谈话呢？ 皮：对此我同样否认。 维：可是，您的组织的这些成员与外国情报机构有联系吗？ 皮：至于这种联系存在这一事实，我不加否认。但是我否认我知道这种 联系的建立。② 甚至在谈到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时，皮达可夫的说法也是含糊不清的，似 乎是让法庭和听众不要相信他的供词。 维：在您和托洛茨基 1935年 12月谈话时，他向您阐述了自己的方针， 您是把它当作指示接受呢，还是只当作一次不承担任何义务的谈话呢？ 皮：当然，是当作指示。 维：这样说来，可以认为您同意这些方针吗？ 皮：可以认为我执行了这些方针。 维：于是您执行了这些方针。 皮：不是 “于是我执行了”，而是“我执行了”。 维：这没有任何差别。 皮；对我来说，差别是有的。 维：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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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如果谈到行动，特别是应该受到刑事惩罚的行动，那是没有任何差 别的。③ 根据内务部的设计，皮达可夫 1933年因公出国，借机与托洛茨基会面， 托洛茨基面授机宜，为国内的阴谋集团规划了一个详细的反革命纲领。当时 托洛茨基在挪威，而皮达可夫出差去的是德国，况且出差期间从没有离开过 柏林。为了弥补漏洞，自圆其说，内务部着令皮达可夫承认他曾较长时间脱 离他在柏林的工作。皮达可夫在法庭上供认说，1935年底，他和拉狄克决定 与托洛茨基建立联系。这时，他正好要作为政府贸易代表团成员到柏林访问。 拉狄克让他去找 《消息报》驻柏林记者布哈尔采夫，后者与托洛茨基保持着 联系。 “那是在12月10 日，这个月的上半月。那一天或者第二天，我遇到了 布哈尔采夫。他趁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对我说，他几天以前听说我要来，便 告诉了托洛茨基。他现在正等待着后者的回音。第二天，托洛茨基的通信员 来了，布哈尔采夫带我去见他，在动物园的一条林荫道上谈了不多几分钟。 他给我看了托洛茨基写的便条，上写着：‘Y ·L。带条子的人完全可信’。 ‘完 全’两字底下划了一条线，我于是知道从托洛茨基那里来的这个人是他的亲 信。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自我介绍说名叫海因里奇还是古斯塔夫，我不能 确切地回忆起来，但我想是叫古斯塔夫。这大概是个化名，或许他真叫海因 里奇。他说他受列夫·达维多维奇 （即托洛茨基）的委托来安排我与托洛茨 基的会面，因为托非常想与我谈一谈。后来知道，这种特意强调的意思是由 于拉狄克给托洛茨基最近的一封信的缘故。他问我是否想坐飞机去。我说想 这样去，尽管我懂得这种做法是何等地冒险。因为我已经和拉狄克谈过这个 问题，而且因为有极其重要和微妙的问题要进行讨论，我想还是冒险作这次 飞行并与托洛茨基见面，也比避免冒险，安于我们那种心神不定的现状要好。 一句话，我决定了，尽管——我重复一句——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冒险，是 冒暴露和被人识破等诸如此类的风险。于是，我决定去走这一趟。我们商定 第二天早晨在特姆佩尔霍夫机场会面 他在候机室门口等着我，陪我进去。 他先给我看了为我准备的护照。这是一个德国护照。所有海关手续都由他办 理，我只需要签上我的名字就行了。我们坐上飞机，起飞后，中途没有着陆， 大约下午3 点就到了奥斯陆附近的一个机场。有一辆汽车等着我们。我们坐 上车就开走了。我们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一个郊区的住宅区。我们下了 汽车，走进一幢虽小但陈设不坏的房子，看见了我从 1928年以来一直没见过 的托洛茨基。我与托洛茨基的会谈就是在这里进行的。”④ 从皮达可夫的交待看，他是 12月12 日上午持德国假护照从特姆佩尔霍 夫机场离德，下午3 点到达挪威的奥斯陆的赫列尔机场，然后乘车到托洛茨 基的住地进行秘密会晤的。在谈话中，托洛茨基首次向他透露，他见过德国 法西斯头目赫斯，与他商定在战时和平时合作的事宜。托洛茨基据此向皮达 可夫规划了一个详细的行动纲领。 这个故事非常具体生动。它是皮达可夫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的主要罪 证之一，是这个集团作为间谍卖国集团进行活动的中心环节。但是，正是由 于编得太具体，因此，经不起人们的分析，更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奥尔洛夫 在其所写的书中说，这是因为斯大林当时坚持要托洛茨基参加阴谋，于是才 出现了托洛茨基与皮达可夫会见的情节。侦讯人员在杜撰这个情节时，又像 布利斯托里饭店之说一样，碰到了不了解当时国外实际情况的困难。他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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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好地进行实地调查，于是又出了一个大纰漏。 公开审判的第三天，即 1937年 1月25 日，挪威报纸 《晚邮报》发表声 明说，1935 年的整个 12 月期间没有一架民航飞机在奥斯陆的赫列尔机场着 陆。这一通告见报后，西方舆论大哗。苏联当局非常难堪，赶紧筹划补救办 法。让皮达可夫改口已经不行，因为审讯情况已经见报。改在别的机场降落 也不可能，因为奥斯陆附近只有这个机场允许民用飞机降落。况且改在别的 机场后，挪威方面还会再次辟谣。正当审判组织者一筹莫展之时，挪威报纸 又出新闻。公开审判仍在进行的 1月29 日，挪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工人日 报》登出了一篇实地调查的消息： “今天，本报的一名记者在赫列尔机场做 了进一步的调查。机场场长古莱克森通过电话声明，1935 年 12 月没有一架 外国飞机在本机场降落。”机场场长还向报界保证，根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