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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列宁去世后的党内头号理论家布哈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 夫，虽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击，但在党内和群众中还享有相当的威望。这 样的威望不是政治上的打击所能够完全消除得掉的。在党内、政府内，尤其 是军内的老一代革命家还没有消除以前，就匆忙作出清除他们的举动，很可 能是当时党内、政府内和军内所无法接受的，从而可能激化矛盾，引起事变， 打乱乃至葬送整个计划。而在消除了皮达可夫等所谓托洛茨基派别的残余， 消除了奥尔忠尼启则、波斯蒂舍夫等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反对和阻碍恐怖政 策的力量，尤其是消除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鲍列维奇等老一代军队 领导人之后，对于消除布哈林和李可夫等可能引起动荡的忧虑则可以完全解 除了。另外，我们看到，1936年雅哥达掌权时的内务部还没有叶若夫当权后 内务部在1937年获得和形成的无限权力。在苏联各个地区和加盟共和国，党 的地方委员会还一定程度地控制着生杀大权，从而限制了内务部门的权力。 在中央一级，要逮捕党中央委员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仅需要经过斯大 林和一、二名他的亲密同事的批准，而且要经过整个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执行 委员会的批准。只是到了叶若夫当权以后，经过 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 尤其是 1937年6 月中央全会，内务部才逐渐地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获得了 随意排斥异己、滥杀无辜的权力。也是到了这时，大清洗才在政治、组织和 思想上变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狂热的血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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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右派阴谋集团”案的初步炮制 宣布停止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审查，不过是审判组织者根据形势作出的 公开政治姿态，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的举动，一种策略表示。实际上，对布哈 林、李可夫等人的审查根本没有停止。他们的所谓罪行处在不断的酝酿中。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党的高层领导中，议论和讨论他们罪行的事根本不是什 么秘密。他们被诬指为企图夺取政权，推翻斯大林，让托姆斯基担任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让布哈林的信徒掌握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实现这一计 划的途径之一似乎是通过B ·普里马科夫和B ·普特纳为首的“军事组织”实 行政变。布哈林和李可夫似乎还制定了第二套方案：使西伯利亚独立，建立 独立政府。他们还被诬指为与托—季反对派一起共同拼凑了一个反革命中 心，制订了一个联合所有反对派势力的行动纲领。 对于审判组织者这种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派作法，布哈林是清楚的。因 此，尽管宣布停止侦查，布哈林仍坚持要求中央对他的问题表明态度。他在 斯大林迟迟不归的时候，接连给政治局以及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个人写信。 在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他写道： “请您诚恳地把问题摆出来。如果我不真 诚，那么需要立即将我逮捕并予以消灭，因为这样的恶棍是不能容忍的。如 果您认为我 ‘不真诚’，而您仍旧让我逍遥法外，那么您就是不值得尊敬的 懦夫。”这封信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宣读时，莫洛托夫认为布哈林的 “懦夫” 的说法是对中央的攻击。1936年 9 月 30 日，伏罗希洛夫在回信中称布哈林 的信是 “对党的领导的卑鄙的攻击”。（21） 伏罗希洛夫的回信说明中央决策人的态度根本没有变。布哈林把自己的 苦恼、彷徨和愤懑倾诉在另一封信中。这是他 1936年 10月19 日写给奥尔忠 尼启则的信。他了解并热爱、尊敬奥尔忠尼启则。信的开头用了亲昵的称呼： “亲爱的、令人热爱的谢尔戈！”这种完全不同于对伏罗希洛夫的称呼，从 侧面反映出中央领导人的不同的政治立场。布哈林在信中叙述了他的境遇和 心情： “诽谤者想把我吞掉。就是现在也还有人在折磨我，糟贱我。”也许 他已经看到了奥尔忠尼启则在党中央的困难处境，因此他在信中根本没有请 求奥尔忠尼启则帮忙，但却把他个人和党的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后者身上。“当 我给您写信时，我的整个心在颤抖。愿你健康，强壮，精神饱满。愿你长寿， 愿你像过去那样卓越地活下去，不愧为一个光荣卓绝的战士和一个纯洁无瑕 的巨人。” （22） 当时，斯大林依然向布哈林表示出领袖的宽厚，至少表面上是如此。1936 年 11月7 日，布哈林决定去红场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他没有像过去那样走 向列宁墓，而是拿着 《消息报》主编的通行证和妻子一块登上了旁边的观礼 台。斯大林从上面看到了布哈林。布哈林的妻子安娜突然看到一名卫兵穿过 密集的人群向布哈林走来。她以为那人是来赶他们走。卫兵走近前来敬了个 礼后说： “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请我转告您，您站错了位置。请您上列 宁墓，好吗？” （23） 实际上，审判组织者几乎在制造 “平行中心”的同时，就在炮制所谓右 派阴谋集团案。内务部一直没有停止对右倾反对派成员的逮捕和审讯，并让 他们作出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交待。 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结束后，叶若夫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说： “ 根据犯人的最近的供词，右派分子的作用看起来不同以往。看过以往审查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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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分子 （乌格拉诺夫、柳金、艾斯蒙德、斯列普科夫等）的材料后，我想， 我们那时没有搞彻底。因此，我吩咐将去年逮捕的某个右派分子召来。他们 把库利科夫 （已因涅夫斯基一案判罪）和卢戈沃伊叫了来。对他们的预审正 在提供有关右派分子活动的非常有趣的材料。 “记录近日将呈送给您。无论如何，现在有充分的根据预料，我们将会 揭发许多新的东西，而右派分子将会呈现一种新的面貌，其中包括李可夫、 布哈林、乌格拉诺夫、施密特等人” （24） 经过一段时间对库利科夫的秘密审讯，叶若夫得到了他的口供。1936年 12月7 日，叶若夫将他的口供材料即审问记录呈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 冈诺维奇。在材料的附信中说，犯人是右派的反革命组织的一名参加者库利 科夫。库利科夫供认，1932年他本人得到布哈林关于必须将斯大林杀害的指 示。 检察长维辛斯基在伪造、积累和整理右倾反对派首领的所谓犯罪材料 中，一直是内务部一位得力的同谋。1936年 9 月 23 日，维辛斯基将索科利 尼科夫与布哈林同李可夫对质和他们被询问的记录进行了整理，使它从为布 哈林和李可夫辩护的材料变成了诬陷他们的材料。维辛斯基也把材料送斯大 林审阅批示。 1936年 9 月 29 日由卡冈诺维奇起草经政治局通过的 《关于对待反革命 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态度》的决定，不仅加强了对托—季反对派 的镇压，而且祸及 “布哈林学派”的人。这个学派的许多年轻能干的党政干 部和知识分子早已被罢官、监禁或流放。但布哈林和李可夫当时还未被开除 出党，而且还是中央候补委员，是当时还在积极活动并享有广泛声誉的政治 家。因此，在把他们当作刑事犯罪集团的头目抓起来以前，除了编织必要的 罪名和材料外，尚须在政治上败坏他们的声誉，尚须必要的社会舆论的准备。 政治局关于对待托—季分子的态度的决定下达后，一些报刊立即充当了诽 谤、攻击右倾反对派的舆论工具。它们采用伪造历史事实和断章取义的手法 对布哈林和李可夫进行诬蔑。比如，1936年 10月28 日的 《真理报》社论就 诬指李可夫充当孟什维克的走狗，说什么李可夫曾主张列宁出席临时政府的 法庭。李可夫立即于 11月4 日致信斯大林对此提出抗议。《真理报》还有一 篇文章在谈到科学院的工作时诽谤作为科学院院士的布哈林。布哈林于 1936 年 12月2 日致信斯大林，要求接见他并向他作出解释：为什么将他当作敌人 看待。但是，这些信件都杳无回音。叶若夫在 1935年写的并得到斯大林认可 的小册子 《从派别活动到公开的反革命》虽然没有出版，但其中的内容明确 透露出当局的意图。书中直接提出了一种说法，即托—季集团与右派中心（托 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是有勾结的。而且按照作者的想法，此书应成为 消灭一切反对派和不同政见者的纲领性文件。 与舆论工作准备的同时，内务部采取了恫吓、讹许、劝说、许诺、欺骗 直至肉刑的各种非法手段，力求从在押犯人身上榨取有关布哈林和李可夫等 人的罪证材料。1936年9 月，尚未被撤职的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向斯大林呈 送了库利科夫和卢戈沃伊—利文施泰因的审问记录，其中有关于托姆斯基、 李可夫和布哈林的交待。雅哥达在附信中说，库利科夫关于右派反革命组织 的恐怖活动的供词特别有趣。库利科夫和卢戈沃伊供词提到的人中，马特雅 耶夫已被逮捕，扎波利斯基和雅科夫列夫即将逮捕。 “请允许逮捕皮革销售联合公司经理雅·罗温斯基和中央工会理事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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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社会保险局副局长科托夫。 “乌格拉诺夫于鄂木斯克被捕后已押解莫斯科，我们正对其审讯。 “库利科夫和卢戈沃伊供词中提到的所有其他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我 们正拟逮捕。” （25） 替代雅哥达就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叶若夫，于 1936年 10月7 日呈送对托 姆斯基的前秘书 M ·斯坦金的审问记录时，向斯大林报告说，斯坦金供认自 己属于并积极参加了右派的恐怖组织 斯坦金供称，斯拉温斯基的恐怖战斗 队的成员中除了他以外还有卡申和沃伊诺夫（二人均为托姆斯基的前秘书）， 该战斗队拟于 1936年 11月6 日在大剧院举行庆祝会的那一天对斯大林同志 实施恐怖行动。斯坦金还供认，他从托姆斯基的话中得知有一个右派的反革 命组织中心，其成员有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