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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拥挤，曾多次发生倒坍事故，死伤甚众，所以南京有“文德桥的栏杆——靠不住”的民间谚语。 按照《首都建设计划》，国民政府又在新建的干道两侧，陆续修建了一批中西合璧的政府部、院办公楼等豪华的公共建筑，同时将山西路以西，西康路以东，草场门以内辟为新住宅区。所谓新住宅区，里面的住户大都是些达官贵人。到南京解放为止，在这个新住宅区内，建有花园洋房9265幢，宫殿式房屋25幢。 总的来说，1927年至1937年，南京在城市布局、社会风貌等方面都有所改观，突破了自明清以来的城市格局，初步呈现出现代都市的面貌。 民国时期的南京，到处是建筑工地，刚刚引进的新式推土机，几乎彻夜轰鸣。新首都南京吸引着成群的官僚权贵。许多优秀的中外设计师云集于此。“建设新首都”的标语飘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将中央大学正式命名，既是首都的大学，应有民国最高学府的气派，从学校的大门和校园建筑中可见一斑。 徐悲鸿于1928年受聘于中央大学任教。他在南京的故居，也是在首都大兴土木的年代里建造的。吴稚晖老人特地给徐悲鸿和蒋碧薇夫妇垫付了3000大洋，购买了两亩地，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设计建造。画室之宽敞，院里的白杨之高大，在南京都是首屈一指的。在这里，他完成了重要的油画创作《田横五百士》。 汤山热闹起来，也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的事。汤山以温泉而著名，这里是建造高档别墅最理想的地方。有一次，戴传贤和几个曾经留学日本的要人谈起日本的“风吕”浴池，有人提议去看看汤山，一看之下，都很满意。于是以二千五百元的代价，购进了那家破烂不堪的公共温泉浴室，加以修建，这就是后来的军政俱乐部。陶庐对一般游人开放，但价钱较贵，洗一次澡要一元大洋。因为军政要人常来此游息，建设速度加快，出现了许多别墅和园林，张静江送给蒋介石的结婚贺礼就是汤山的一幢别墅。丛林处，有戴季陶的别墅“望云书屋”，有于右任的“黄栗墅草房”，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为树立首都新形象，首任市长刘纪文下令禁娼。秦淮河里的浆声灯影渐弱，岸上夫子庙的酒楼菜馆渐多，各行各业的店铺也纷纷在此开张，夫子庙一带的商业繁荣起来。 也是沾了首都的光，南京的有钱人在1929年就可以乘飞机去上海了。交通部设立的沪蓉航空管理处，购置了飞机四架，开通了沪蓉线的上海至南京段。8月26日，沪蓉第一号飞机装载乘客4人从上海飞往南京。当时，乘客很踊跃，30元一张的机票，一月之内即抢购一空。看来，新兴的南京还是不如繁华的上海吸引人。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秦淮旧影：南京的都会传奇（3）（图）
光复的喧嚣 现存大量的30年代的南京影像资料，基本上分4类，一类是政治活动，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国事、阅兵活动；一类是新首都基本建成后的巡礼片，介绍各个官邸衙门的建筑；一类是金陵女子大学、中央大学等年轻学子的文艺体育活动；最后一类是抗战宣传。 首都光复后的宣传片今天看来解说词好像有气无力，其实在当时应该是铿锵有力的。 1946年5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还都令，宣布5月5日“凯旋南京”。抗战结束后一个时期，国民党着手准备返回南京。4月23日，决定恢复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作为国民政府离开重庆后在四川的最高统治机构。28日，国民政府还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下午，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离渝，途经西安、汉口，5月3日抵达南京。5日，南京城里处处张灯结彩，旌旗招展，一派节日景象。上午10点30分，长江路国民大会堂举行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典礼。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制服，佩带5枚勋章，精神焕发地与身穿黑底紫花绸质旗袍的宋美龄走上国民大会堂主席台，向与会者颔首致意。由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议长陈裕光恭请蒋介石致训辞。 当晚，华灯初上时，中央广播电台所在的祠堂巷一带早已警卫林立，而观者如堵。一个庞大的车队鱼贯而来，进入中央广播电台大门。依照事先安排好的节目，蒋介石亲临中央广播电台将他在上午“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大会”上的训词向全国军民广播。 晚8时整，广播里响起了蒋介石那浓重的浙江口音： “八年抗战，赖我全国同胞始终一致拥护抗战国策，服从中央命令，百折不回，浴血牺牲，卒能获得今日最后胜利，而且取消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涤除了我们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国耻……但是回想到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时，首都同胞惨遭大屠杀的悲剧，我们就应该痛定思痛，时时不忘我们八年来在敌人铁蹄之下所受的奴隶牛马暗无天日的生活，更不能不警惕黾勉、自立自强了……抚今思昔，务希我国全体同胞，同心一德，共同一致，务使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永永远远不再受过去八年间那样异族侵凌蹂躏的惨祸与耻辱。” 细心的人尤其注意这篇讲话的其中几句： “我们今日沈阳虽已收复，而东北整个的行政与主权的完整，还需要我们全国同胞为国家、为民族，精诚合作，继续努力奋勉，来保持我们最后胜利光荣的战果。惟有如此，方能安慰我们八年来为了抗战革命而牺牲的军民同胞在天之灵。” 5月6日《中央日报》报道：5月5日，南京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建立广州革命政府25周年典礼。典礼于上午9时在中山陵举行。这里到处旌旗招展，聚集了文武大员及各界人士约5000多人；100多名中外记者赶来采访。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也派出代表4人参加。8点45分，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抵达陵园。这位“党国”首脑身着陆军将服，左胸佩5枚勋章，宋美龄内穿黑底紫花绸质旗袍，外穿玄色呢质大衣，胸际佩勋标两枚，戴黑色丝质手套。9时整，在军乐声中，典礼开始。地上101响礼炮轰鸣，天空飞机散发传单，场面甚为壮观。在隆重的谒陵仪式后，蒋介石步出灵堂，立于台阶，向全体谒陵人员致训，追念八年苦难史迹，提示今后努力方针。 南京之于国民政府，是祸是福，今天已经很难说清。不过，按民初的说法，为官去北京，发财到上海，读书在南京，由此来看，南京是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和学问的基地并不为过。中央大学、东南大学、中央研究院也曾大师荟萃、桃李芬芳。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秦淮旧影：南京的都会传奇（4）（图）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秦淮旧影：南京的都会传奇（5）（图）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红都往事：延安的非常岁月（1）（图）
去延安 延安，旧称肤施。位于陕北高原南部，是一个人口只有3千，民风淳朴，充满生机的小城。原城市全长3。5公里，城内南北大街贯通南北二门，四条此街与南北大街成十字交叉。延安城区包括旧城和新城两部分。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迁到这里，延安正式建市，并成为陕甘宁边区首府。从这一天起，这一片充满热情和希望的红色土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完整地看到延安时期摄制的整部纪录片已经很难，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对外输出资料是简单地依据60年代重编的纪录片《延安生活散记》，在他们看来，似乎作为影像资料这个片子已足够了。事实上这种简单省事的大量复制，使历史变得千篇一律。 中共认识到电影的重要性是抗战爆发的第二年，当时筹备的是“陕甘宁边区康地电影社”，据1938年6月15日的《新中华报》报道，该社曾专门派人赴汉口和香港购买摄影机。在当时著名演员袁牧之的努力下，从香港购回摄影机、洗印机、放映机等全套16毫米的摄影器材及数万尺胶片，袁牧之还力邀他在“电通”、“明星”公司合作过的摄影师吴印咸前往延安。 也是在这一年刚在中国拍完《四万万同胞》的荷兰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将自己的埃姆摄影机和剩余胶片转赠给延安的八路军。 1938年秋，刚刚成立的电影团，仅仅六人。第一组镜头就拍摄了大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的情景。“到延安去”，在当时青年心目中是一个响亮的口号，是追求理想、寻求抗日救国真理的一个狂热举动。后来，这组镜头成为首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经典片断。从镜头来看，尚有明显调度和摆拍的痕迹，因为据当时人回忆，冲破国民党七、八道封锁线前往延安的道路是艰苦卓绝的，不可能如我们看到的犹如闲庭信步一般轻松。 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的文化中心出现了散落、转移和重新汇聚的特殊现象，大致上由原来的北京和上海，分散成重庆、延安、昆明、桂林等，这几个城市各有特点，在战时中国起着文化延续和建设的任务。这其中，延安作为一个神秘的“圣地”吸引了一大批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战争改变了一切，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赢得了众望所归。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奔向延安。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一本名叫《红星照耀中国》的书在伦敦出版，美国作家斯诺的这部作品第一次把延安详尽地介绍给世界。5个月后，这本书改名《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在当时，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红色中国给了许多中国人新的希望。无数热血青年怀揣着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一路西行来到延安。 据考证，仅1938年一年，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受介绍到延安的就达1万名。到1942年，延安共有各类文化人约4万人（含陕甘宁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