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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记》 触摸与想象视觉文化：影像的文化解读（2）（图）
历史的情结 台湾学者周蕾写过一本富有创意的书，名叫《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创造性地将本雅明、詹明信等人的理论应用在中国电影的研究上。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赞赏。这的确是一本富有启发性的书。在《视觉性、现代性与原始激情》一章中有一节，题目很有意思：“一部改变中国现代史的新闻片”：旧事重提 她是这样开始叙述的：在中国现代作家讲述的关于自身经历的文本中，鲁迅对自己为何弃医从文的叙述也许是其中最为著名、又是最不被人理解的。1904年到1906年，鲁迅还是一个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院留学的中国穷学生，并对毕业后能回国帮助同胞进行民族改革的大业寄予厚望，但有一天，当他面对那一幕令人震惊的场面时，鲁迅的计划被彻底地打乱了。以下便是他描述的那段著名的转变的情节：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在周蕾看来，“这一事件仅发生在电影被介绍到中国的十年之后。即在1896年，卢米埃尔兄弟的代理人将其带到了中国，也几乎是同时，中国人开始了制作自己电影的历程。”所以周蕾将这一故事看成是“一种技术化的视觉话语”，叙述的是“由电影媒介所传递的奇观力量的经验”有学者论证，鲁迅在当时日本电影院看到的电影一定是纪录片，因为纪录片正是在1900年左右开始出现的，美国最早拍的纪录片之一，就是中国题材的《1900拳匪之乱》。所以说，鲁迅看到时事纪录片一点也不奇怪。但按照《藤野先生》的说法，是在课间的几分钟放映的，不可能是电影，一定是幻灯。甚至不是我们现在的那种幻灯，只是一些图片的投影。你可以说，鲁迅既看过时事纪录片，也看过时事幻灯片，在写文章的时候把这两个东西搞混了，或者就视觉经验来说，他自己也分不清楚两者的联系和区别了。 其实，弄清楚鲁迅说的“电影”到底是幻灯还是纪录片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影像的力量”对鲁迅所产生的刻骨铭心的作用。幻灯事件很难不作为一个象征来看待，事实上从1895年以后，中国的屈辱形象已经作为一个失败的情结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幻灯与后来越来越多的纪录片中的中国的形象基本上与茫然麻木愚笨联系在一起。鲁迅在“幻灯片事件”中感受到的视觉性震惊经验，与其日后弃医从文和文学写作形式都有深刻的关系。正如艾勒克•；博埃默所说的，“民族主义作家是文化流亡者，他们试图找回或者虚构一个伊甸式的家园，找回业已失去了的精神传统，它深埋在未受任何劫掠的田园牧歌式的过去。”这一论断我们在鲁迅其后的一系列散文小说中都能得到印证。《故乡》也好，《在酒楼上》也好，似乎一直挣扎在“去”与“留”的内心惶惑中，鲁迅的许多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影像的敏感和描述非常电影化，好像学术界对此命题尚未涉猎，看来，现代文学与现代影像文化的关系，倒是一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呢。
《影像史记》 触摸与想象视觉文化：影像的文化解读（3）（图）
历史的情结 台湾学者周蕾写过一本富有创意的书，名叫《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创造性地将本雅明、詹明信等人的理论应用在中国电影的研究上。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赞赏。这的确是一本富有启发性的书。在《视觉性、现代性与原始激情》一章中有一节，题目很有意思：“一部改变中国现代史的新闻片”：旧事重提 她是这样开始叙述的：在中国现代作家讲述的关于自身经历的文本中，鲁迅对自己为何弃医从文的叙述也许是其中最为著名、又是最不被人理解的。1904年到1906年，鲁迅还是一个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院留学的中国穷学生，并对毕业后能回国帮助同胞进行民族改革的大业寄予厚望，但有一天，当他面对那一幕令人震惊的场面时，鲁迅的计划被彻底地打乱了。以下便是他描述的那段著名的转变的情节：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在周蕾看来，“这一事件仅发生在电影被介绍到中国的十年之后。即在1896年，卢米埃尔兄弟的代理人将其带到了中国，也几乎是同时，中国人开始了制作自己电影的历程。”所以周蕾将这一故事看成是“一种技术化的视觉话语”，叙述的是“由电影媒介所传递的奇观力量的经验”有学者论证，鲁迅在当时日本电影院看到的电影一定是纪录片，因为纪录片正是在1900年左右开始出现的，美国最早拍的纪录片之一，就是中国题材的《1900拳匪之乱》。所以说，鲁迅看到时事纪录片一点也不奇怪。但按照《藤野先生》的说法，是在课间的几分钟放映的，不可能是电影，一定是幻灯。甚至不是我们现在的那种幻灯，只是一些图片的投影。你可以说，鲁迅既看过时事纪录片，也看过时事幻灯片，在写文章的时候把这两个东西搞混了，或者就视觉经验来说，他自己也分不清楚两者的联系和区别了。 其实，弄清楚鲁迅说的“电影”到底是幻灯还是纪录片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影像的力量”对鲁迅所产生的刻骨铭心的作用。幻灯事件很难不作为一个象征来看待，事实上从1895年以后，中国的屈辱形象已经作为一个失败的情结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幻灯与后来越来越多的纪录片中的中国的形象基本上与茫然麻木愚笨联系在一起。鲁迅在“幻灯片事件”中感受到的视觉性震惊经验，与其日后弃医从文和文学写作形式都有深刻的关系。正如艾勒克•；博埃默所说的，“民族主义作家是文化流亡者，他们试图找回或者虚构一个伊甸式的家园，找回业已失去了的精神传统，它深埋在未受任何劫掠的田园牧歌式的过去。”这一论断我们在鲁迅其后的一系列散文小说中都能得到印证。《故乡》也好，《在酒楼上》也好，似乎一直挣扎在“去”与“留”的内心惶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