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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记载普通人生活经历的文字史料不能说没有，但确属凤毛麟角。西方口述史学家认为，各类群体的所有人的生活经验一旦能够被用作历史的原始资料，史学就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层面。下层民众的历史构成了历史的主体部分，因此，那种无视普通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毋庸置疑，口述史学的出现及其后来的发展，宣告了“英雄创造历史”的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昭示着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细节天堂：讲述与历史发现（1）（图）
策划选题和前期调查就意味着主动接近和研究历史，这是口述史学的一大特色。以往的历史研究主要依据有限的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这显然是一种被动的研究模式。口述史学家在制订调研计划和访谈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换言之，他们可以有目的地查寻和“发现”历史。其实，这种独具特色的调研方式与其说是“发现”历史，不如说是“发掘”历史。其原因在于，许许多多的史料就掌握在民众的手中，只不过未充分发掘罢了。由此看来，口述史学的“拓荒”功能是其视角开阔的主要原因之一。 口述史学家在新世纪遇到的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口述历史的自传模式问题。众所周知，个人回忆的生动翔实是口述凭证的一大特点，但同时也是它的主要局限性。历史学家。塔奇曼尖锐地指出，虽然口述历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但总的来说却保存了“一大堆废物”。口述史家唐德刚就多次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而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十五是他的口述。完全依靠口述者的个人记忆想复原历史的整体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的意义却在于历史证据和历史细节的提供。 在19世纪中叶史学走向专业化之前，口头史料一直是西方历史著述的主要依据。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把史学家的责任归结为“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在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时是这样阐述他的写史原则的：“我描写的事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尽管17世纪以后，由于印刷术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史学家开始转向已经建立起来的档案库和业已大量发行的历史著作，但是那种认为口述证据更能客观地展现历史发展过程的传统观点仍然得到大多数史学家的赞同。伏尔泰在《查理十二历史》一书中明确表示：在没有得到那些讲实话的目击者证实的情况下，他不敢提出任何历史事实。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一些历史学家通过对历史认识过程的反思逐渐认识到：文献史料中的主体意识也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文献档案都不可避免地会留下其最初记录者和编定者的个人印记。即使是官方文件也未必能反映真正的历史事实。许多史学家在研究实践中都发现：由于某些高级官员们害怕后世学者们用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做文章，因此，不愿把自己某些行动的真实动机用文字记录下来。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细节天堂：讲述与历史发现（2）（图）
既然口述史学不能满足史学家再现往事的愿望，那么为什么口述史学在70年代以后在西方会得到广泛的传播？口述史学方法的真正优势又在哪里呢？托什认为：“历史理解不仅要认识普通个体的生活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大众日常生活经历背后的思想动机，尽管这些思想动机被现实生活过程所掩盖，但他们是现实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由此托什得出结论：“口述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证明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因为人们的历史意识决定着“当时作用于个人生活的更深刻的结构和过程”。尽管这一主体性范畴有碍于史学家客观地再现往事，但它有助于史学家“揭示那些被认为是自然的、静止的，而实际却是文化的、运动着的现象”（帕塞里尼：《大众记忆中的法西斯主义：都灵工人阶级的文化经历》）。历史研究只有弄清楚这一深层结构，才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当代西方口述史学家的口述研究实践证明：口述史学方法确实能够在揭示深层结构方面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对此，美国口述史学家威廉姆斯（T。HarryWilliams）体会得最早。早在60年代初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休伊•；朗》一书后就深有感触地说：“我越来越相信口述史的价值，它不仅是一种编纂近代史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为研究过去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即它可以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审视过去。”（坎曼：《往事历历在目：美国当代历史写作》） 既然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把重建大众历史意识当作口述研究的目的，那么他们又是怎样考察人们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的呢？英国口述史学家查尔斯•；乔伊娜认为：情感是历史事件作用于历史认识主体的结果，是主体的一部分，它不仅在被访者的头脑中保留的时间长，易于回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真实可靠的。即使被访者所提供的口述史料与历史事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从他或她的情感中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他们自己最深层的价值体系的依据（杜那威等编：《口述史：跨学科论文集》）。另一位英国口述史学家斯蒂芬（StephenYao）也认为：口述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情感，因为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因而不易于被人们遗忘掉，即便有时我们很难找到一种方式去理解它。斯蒂芬甚至把口述回忆直接看作是各种不同演员抒发情感的舞台。 为了刺激口述者尽量地吐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甚至连口述者本人都未意识到的作用于口述者生活经历中最深层的价值体系，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摒弃了以往那种排斥一切主体意识、避免留下史学家个人印记的原则，而是主张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参加到口述者的行列中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与他们一起交谈，因为只有通过交谈，才能使史学家真正地融入到口述者的感情世界中去，才能使史学家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个性与共性，从而增进史学家与口述者之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口述史学方法的独到之处。至于技术手段的应用，当代口述史学家们一致认为：音像技术只是为口述史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决不是口述史学发展的唯一条件。而且实际上，当代一些有成就的口述史学家并不是依靠录音、录像设备来提高自己的口述研究水平。例如，曾获普力策奖的美国口述史学家巴巴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就极力反对使用录音机进行采访，她认为用笔记录更有助于史学家从口述回忆中选择出重要的史料。 以重建大众历史意识为目的，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在验证不同口述者在反映同一历史事件方面的一致性程度以外，还要考察口述者在口述回忆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观的代表性范围。帕塞里尼认为：口述史料是否可靠，实际上取决于口述者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和分析是否能够代表特别是与其本人有血缘和政治联系的那些朋友或亲戚所构成的社会集团中大多数成员的文化态度和社会历史观。口述史料的代表范围越广泛，其可靠性程度就越高，因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往往总是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所构成的社会集团中所共有的情感、愿望、利益、心态等因素所组成的历史意识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连的。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细节天堂：讲述与历史发现（3）（图）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以“再现往事”为目的的早期口述史学家们过多地关注于对口传史料的搜集与抢救，导致60年代以前的西方口述史学只是停留在史料学阶段，而作为一种治史方法，口述史学的内在潜力还未得到应有的开发。 70年代以后，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从简单地确定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态，深入到探讨历史过程的参与者本身的历史意识，特别是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群众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研究的主题，这一研究视角的变化，无论是在史学本体论上，还是在史学认识论方面，都对历史学的发展和史学观念的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把口述研究的目的从往事的简单再现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把关注的焦点从“真实的过去”转移到“记住的过去”，不仅增加了历史认识的深度，而且扩大了历史认识的广度。 因为人们在口述回忆中所陈述的历史事件似乎只是“往事的再现”，但是口述者所流露出的情感或愿望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人们的情绪，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反映人们对现实社会所持的态度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梦想。换句话说，口述者在口述回忆中为自己所树立的形象，既可以揭示过去，也可以揭示现实；既可以揭示已经发生的事情，也可以揭示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历史是现实的前身，而现实则是历史的延伸，而口述者本人既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