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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星时代，所做的，一如《纽约时报》说李敖的，是一个“火首”（fire一brand），一个放火者、煽动者，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后烧得老K哇哇叫，我也被关在八卦炉里，变成火眼金睛，“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王崇五的话，三十三年后仍在我耳边响起，知人论世，这真是我最好的总评了。
白露纪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在文星时代，我大力提倡的是“全盘西化”。并指出文化的移植是全盘的、是不能选择的。我的基本立论是：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到今天中国人的保留中国文化的精华、选择西方文化的优点，这种一厢情愿，多少年来，一直是一种动人心弦的美妙理论。这种美妙理论，听来固然令人快慰，但在实践上，却无可行性。因为文化移植，从来不是随你高兴的，你无法“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也无法。，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哥伦布航海，使欧洲人得到了美洲，但是美洲的梅毒，却也传染到欧洲，就好像今天非洲的艾滋病传染到世界各洲一样。西方语云：“文明即梅毒”（Civilization is svphilization。），文化移植真相就是如此。不明学理，只知一厢情愿者，无知之徒而已！
我再举一个真正“全盘”的有趣例子：齐如山在《国剧漫谈二集》里讲了一段最有趣又最含义深长的往事。他说他当年带着中国工人出洋，这些北方人，除了北京以外，没人能坐着大便的，要大便，都得蹲着拉，蹲着拉屎叫蹲坑。“未启程以前，我虽给他们讲演过几次，但我知道是不容易改过来的，一上火车，麻烦就来了，都是蹲在恭桶（马桶）上大，他们又不知道脱了皮鞋，因为鞋底有钉子，所以把人家恭桶上之漆面，都给踩了许多印子，这还不要紧，火车一摇动，大便多拉在外边，恭桶上边虽然都有水箱，但箱中绝对没有这许多水供用，而且那水也不能洗桶外之体，好在我早料到有此事，因为西伯利亚铁路，沿站都有水楼，开水冷水，都可以随便使用，不必花钱，所以我预先预备下了两个大壶，许多棉纸，用以洗刷这些脏污。我在车上也常告诉他们处处留神自爱，不要被人笑话。其中有一人说，他们怎么能知道是我们拉的呢？我说自有火车以来，没有人在恭桶外头大便过，今天车上有中国人，便有此事，则当然是中国人拉的。他又说他知道是谁么？我说，所怕的就是他们不知道是何人，果然知道，还好一点，比方说他们知道是你，则丢脸者只你一人，因不知道是谁，则他们便说中国人做的事情，则我们大家都跟着蒙垢，无法洗刷，这还是轻的，反正他们议论不会出了我们二十几人。倘日后谈起此事来，他们一定说，某年月日，有中国人在桶外大便，则吾国全国的人都在其内，无法分辨了，岂不是全国丢脸么？”——从齐如山这个回忆，比较今天我们的大便文化，就知道我们多么全盘西化了。头脑顽固指斥全盘西化的人，他的屁股，其实比他的大脑还前进、还“全盘”，至少他的屁股知道全盘西化的好处，并在大使时死心塌地全盘坐在马桶上。职此之故，每见摇头晃脑的指斥“全盘西化”者，我就直看他的屁股。
正因为我深信“全盘西化”可以救中国，并且中国事实上已走向“全盘西化”，因此我单刀直入、直抵花心，特别为文点出，并点破这点。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就是一篇大手笔的力作。这篇文章其实只是导论，我还陆续写了许多细部的文章，讨论面和打击面都很广，其中有涉及性观念和性关系的，尤为精采。例如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我发表《由一丝不挂说起》；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我发表《论“处女膜整型”》……篇篇都是重头戏。从这些提倡正确性观念和性关系的重头戏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是何等开明、进步，而支持开明、进步思想的论证又是何等丰富、渊博。而我个人，对开明进步的性观念和性关系，也是心向往之的。所谓心向往之，是因为有时候，你的遭遇与机会受到限制，开明、进步了半天，也只是你一个人的事，而一个人的事的结局，多半以幻想终始而已，并无可行性可言。例如殉情之事，我满向往，但无人与我相殉，或无必要相殉，所以对我只是思想讨论而已。我讨论殉情的大问题即在有人会开小差。古书《宋稗类钞》有一个故事说：“临安将危日，文天祥语幕官曰：‘事势至此，为之奈何？’客曰：‘一团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请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刘玉川乎？与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绝宾客，一意于刘。刘及第授官，娼欲与赴任。刘患之，乃结曰：朝例不许携家，愿与汝俱死，必不独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饮，以其半与刘，刘不复饮矣。娼遂死，刘乃独去。今日诸君得无效刘玉川乎！’客皆大笑。”－文天祥把殉情的故事，用来教育他的幕僚宾客，可见殉情不是小事，可以喻大。文天祥所说“刘玉川模式”的殉情，这一模式，是男方骗女方，说好相偕殉情，结果却是女殉男不殉。这种临殉放水派，史例甚多，据《类苑》所记，宋朝的杨孜就是一例。湖北佬杨孜，到京城赶考，与一个妓女同居经年，且靠她吃饭。考上后，答应娶她。后来以家有悍妻为理由，相约殉情。遂以毒药下酒，妓女喝了，轮到杨孜喝，他却拿着杯子说：“我死了，我家人一定只埋我，而把你尸体丢到沟里去，还是我先把你埋好，再死不迟。”妓女听了大呼上当，可是已来不及了。这种“刘玉川模式”的殉情，历史重演，代有传人，可是最精采的，是七百年后台北的“少女殉情记”事件。一九五0年，少女陈素卿吊死在十三号水门。原来她与福建人张白帆相恋，张白帆以家有妻室，不肯偕逃。据台湾高等法院三十九年上字第四七二号刑事判决书，张白帆“虚与委蛇，并设计以自杀为烟幕，嘱陈预拟遗书，经其两次加以修改”后，最后在十三号水门“伪称愿意同死”，但女的上吊后，男的却脱逃。判决书说张白帆“虚允同逃于前，帮助自杀于后，复异想天开，于遗书中借死者之口吻，对自己百般赞扬，欺世惑众，情节可恶”。——一幕殉情事件，闹到这样女方死了还要大捧特捧男方的地步，其超越前进，真刘玉川自叹弗如矣！虽然如此，殉仍可情，但宜采我们吉林人的“关云芳模式”。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发生自杀爆炸案件，男死者名关云芳、女死者名张国英，两人都是吉林省浑江市松树镇人。警方说，他们是一对另有妻室和丈夫的殉情者。这次爆炸使用的是自制炸药。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在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左右，地点是八达岭长城最高的七号烽火台。当时那里只有一男一女在搂抱着，像是在看风景，约一分钟后就听到了爆炸声。…自来古今中外殉情事件不少，只是这一次“情殉烽火台”，以自我引爆方式炸弹开花，倒是首开其端。这一男一女，都是我吉林同乡，死得如此从容、如此壮烈，真是我们吉林人的光宠，足令其他各省惭愧也。而以炸弹相殉，谅谁都开不了小差，谁能跑得比炸弹快呢？如今我们吉林老乡这种土制炸弹同归于尽的殉情法，倒为殉情大业别开了死面，这种方式，可使男方无所逃于十三号水门而必须就死，十分安全。特此推荐，以告世之痴心女子也。至于我个人，至今犹未忘情于殉情，只是我年华老去，而高中漂亮女生又贪生怕死，所以殉情云云，只是幻觉而已。
我在性观念和性关系上的开明、进步，不但幻觉于殉情上，还幻觉于其他方面，譬如说，如果人能选择自己的死法，我倒觉得有一种死法最值得向往，那就是“阿蒂拉（Attilathe Hun）式死法”。阿蒂拉是五世纪时的匈奴王，武功所及，包含了大部分中欧和东欧。此公外号“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其凶悍可想。但其死也，不死于沙场，却死于与德国少女伊尔梯蔻（Ildico）花烛之夜，性交高潮中，女方欲仙欲死，男方却真仙真死矣！英文有成语“甜蜜死”（thesweetdeath），即指此也。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别说这种福气只阿蒂拉一个独享吧！十世纪的教皇列敖八世（Leo VIII），就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十九世纪法国总统福尔（FelixFaure），也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