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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靠上个什么样儿的软码头？”他蔑视地乜着眼问我。
我说：“反正比那些海鲜要有味得多。我现在十分惜命。”
“你再小心，就是一天一盒‘龟龄集’，也是个死在老婆怀里的没出息 的家伙。”
“滚你妈的，你这个早晚喂王八的小子。”我脸红脖子粗地回骂。现在，对我来讲，最幸福莫过于飞机出故障，不是在天上，而是落到北京以后停飞。而且机组里还得有个叫王眉的姑娘。每逢此种喜事临门，我便挎个筐去古城的自选食品商场买一大堆东西，肩挑手提，领着阿眉回家大吃一顿。我做菜很有一套，即：一概油炸，肉、鱼、土豆、白薯、馒头，统统炸成金黄，然后浇汁蘸糖，绝不难吃。就是土坷垃油炸一下，我想也会变得松脆可口。阿眉也深信这一点。有一次，关义来我家，看到我从厨房出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戴顶小白帽，穿件去掉披肩和肩章的水兵服，系着花围裙，才好看呐。
“别像个傻子似地看我。”我拍他肩膀乐呵呵地说，“呆会儿尝尝咱的手艺。”我爸爸妈妈对阿眉不反感。现在老人要求不高，带一个姑娘就可以，总比一个没有或是带一大串回家要强。我和阿眉是分开睡的。
六
阿眉喜欢逛商场，喜欢穿花衣裳，喜欢看电影。我只喜欢看电影——我们就常去看电影。一般情况，她到北京时间都很晚，我们不能进城去电影院看，便在我们大院的操场上看露天电影。那个星期六刚好有班机飞北京。因我已不那么神经病似地天天跑首都机场，所以，飞机落地后，她一人坐车到的我家。正巧我扛着椅子要去看电影。问她，她自然也要去。往操场走的路上，她说，她在往北京飞来的一路上想：要是我在机场里等她就好了。可一下飞机，我不在。“那是自然的。”我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哪知道你今天会飞来。”她不吭声，噘着嘴，说北京冷。电影开映后，她又说冷。我把外套脱给她，她还说冷。我说：“再脱我可就光膀子啦。”
电影放完后，她不理我了。我哄了哄，哄不过来，在梦里还一直纳闷。早晨，她到我屋里来问我：“我的香水你放哪儿啦？”（她在我家放了一套化妆品。）“喝了。”她笑了，瞟我一眼。我把香水找出来，一边往她头发上喷了几滴，一边问她。
“昨晚生我气了？”
“嗯。”
“为什么？”
“你不理我。”
“还怎么理你？你说冷，我不是连衣服都给了你？”
“我也没叫你非把衣服给我。我说冷，只是想听你几句暖话。”
我觉得自己很笨，这么简单的名堂都没闹清。我第一次羡慕起那些这方面的大师们。后来，我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她告诉我，实际上，她这些天都很不开心。上次来北京过夜回去，飞机带了几家报纸的纸型和一些文件。可她和那个男朋友也在北京的乘务员光顾高兴了，飞机落广州时，两个神魂颠倒的姑娘忘了卸纸型，又给拉到香港兜了一圈。耽误了南方几家报的出版不说，因为有文件，还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失密”。那个姑娘是乘务长，受了个处分。阿眉也被批了一顿，还查出一些不去餐厅吃饭，客人没下完，自己先跑掉等违反制度的事情。
“过去我还从没有，嗯，很少挨这么厉害的批评呢。”
“那么说，这笔帐应该算到我头上。”
“我没说。不过……”她小心翼翼地看看我，“我以后要少进城，少来你家。” “可以呀。”我沉着地说。 我能说什么，她是有道理的。我应该早就明白，她可以要求我做的事，我却不能要求她做。因为这里面有个差别，有个大不同的地方：她是有重要工作的。这工作重要到这种程度：只能它影响我，我却不能影响它。还有一个萦绕她心头的阴影她没说，那就是对同伴受处分的内疚。像阿眉这样单纯的女孩很容易把自己应负的部分责任夸大。正是这种内疚心情，使她觉得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人欢愉来偿付。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还是新兵的时候，水土不服，浑身起麻疹。有人说吃饺子可以治，我们一帮北方佬就天天吵着吃猪肉大葱饺子。因为训练忙，没人帮厨，炊事班长就借驱逐舰上的和面机用。用不惯，把一条胳膊绞了进去。那些天，我像罪犯似地抬不起头，以为全是我的过错。在我们码头，常有一些赶海的女孩找当兵的说笑。那些天，我连这些女孩的笑声都十分厌恶。天哪！她会不会也有点厌恶我呢？
“我只是想不通。”她在几千里以外对我说。
“我来帮你分析分析。”我像个半瓶子醋政委热心地对着话筒说，“什么问题搞不通？”
“你。”
“我？”
“为什么我觉得你好像是另一个人呢？”这真叫人恶心！
“这么说，还有一个长得和我很像的人喽。”
“别开玩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跟过去大不一样。”
“过去我什么样？”我茫然地问，“三只眼？”
“过去，你悍潇洒。歪戴着帽子，背着手枪，站在军舰的甲板上，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你。那时我总想，你心里一定充满着什么我不知道的、遥远的、美好的东西。而现在，我一眼就看得穿你心里有什么。”
“我心里只有你。”
“你还成了个胖子。”她嘟哝着。
“你嫌我胖不体面是不是？”多么典型的“迷惘的一代”。我气红了耳朵，又叫又吼：“我教你个重温旧梦的法儿，随便拣个海军码头遛遛，你会碰见成千上万歪戴着帽子、晒得黢黑的小伙子，可心挑吧。”
她在电话里哭了。我说过，崇拜性的爱情不纯洁、不牢靠。
七
她们机场连着出了两次事故。一个水箱没扣上，起飞时，一箱开水都浇到坐在下面的乘务员头上。一架飞机着陆时起火，烧死一些人，乘务员从紧急出口跌出来，摔断了腰椎。阿眉的情绪受了一些影响。这段时间，她的信是忧郁的，总是告诉我一些不吉利的事，什么飞“伊尔—１４”门总在空中自行开启；“三叉戟”落桂林总是冲出跑道。我们言归于好。你想，她随时处在危险中，我怎么好意思和她赌气。我又重新以一个强人的形象出现，写信安抚她，告诉她一些我经历的危险。我曾经划着舢板在风暴来临前的海上迷向；有一次在海滩上投手榴弹，一枚弹片打进我屁股。阿眉喜欢我的这些信。因为我们很久未见面，这些信在她的想象中修补和恢复了我的形象，我也不想找麻烦，就随他“高大”去。阿眉开始问我：“摔死了不说，要是我摔伤了，你还要我吗？”
“当然。”前海军英雄怎么能当陈世美，“我会养你一辈子。”我信誓旦旦。
“你拿什么养，用嘴？”我发觉落入了她的圈套。我都忘了，我还没有工作呢。在她眼里，我一定像个全靠祖上荫庇的员外。
关义来看我，也大惊小怪地问：“你还像蟹似地寄居在别人壳里？”怎么，我爹妈还没烦，你们倒都来抱不平。他很担心我。他最近审的几个案子，碰上过去的战友，这叫他很尴尬，觉得脸上无光，令人痛心。他认为很多人都是闲坏的。我由“安办”分配去了个工厂，试用期未满，就被炒了鱿鱼。我抱着档案回到“安办”，那个经办我的女同志苦恼地问我：“你说个工作类型，我给你想办法。”
“少干活，多拿钱；不干活，也拿钱。”我被赶回了家。我悻悻地给阿眉写信：“不用等你摔死，我恨不得先跳海。”
八
我没冷清多久，父亲回家和我就伴。他老得不中用，人家叫他离休了。我和他开玩笑：
“您也当‘作（坐）家’了？”
“我功德圆满。您呢？”他倒毫不含糊地把我划了出去。过去我在家里还是有些地位的，如今日趋下降。我老兄的地位直线上升。他比我早一年从海军退役，在一家建设银行工作，属于“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受到领导信任，单独掌管一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大发电厂的拨款计划。他经手上亿元人民币，像淌海水似地花银子（当然是花在建设项中）。本人也像亿万富翁般神气活现，东奔西跑，指手划脚，在家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问心无愧的日子，还时不时忍不住冲我们这些赋闲的主儿哨一炮。我真看不惯。
九
阿眉给我回信，没发怒。看来她对我的那些鬼话，也学会了左耳进，右耳出。用她的话讲：“我才不生气呢，我要生气，早气死了。”她给我写了七八篇洋洋洒洒的大道理。什么“青年人应该向上，应该生活在奋斗的旋涡里。”“不要暮气沉沉，更不能陷入……庸俗（看来这个词她是煞费了苦心）。”因为我从中学就听熟了这本经，所以还能平心静气看下去。看到后来，我简直气昏了。她提到我们的将来，提到困扰着她的现实的忧虑：飞行队要保障每个空勤人员生活安定，照我目前的境况，即便到了婚龄也不能批准我们结婚，除非她停飞。可是，她说她热爱飞行。飞行生活除了有优厚的报酬外，还使她有一种自豪感；使她觉得对人人有用；使她觉得自己是国家在精神面貌和风范方面的一个代表。她不能舍此全部仅仅换取我一个人的感情，我又是那么一个人（什么人她没说，意思很明白，一个没用的人，一个废物）。再后面是一大串喃喃的、甜甜蜜蜜的表白，算是打了一巴掌后的几揉，要我相信她纯粹是出于好意，或曰：出于爱我。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接着脑子迷糊了，最后是拍案而起，冷对镜子，让我再来看看我是个什么人吧！镜子里，是个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