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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个意见，都不足为据。
第一，《辽史》没有记载的事情太多了！史称《辽史》简略，漏载大事不胜枚举。很多大事，都应是修史中不可少的内容，《辽史》也漏载。
1。 契丹几次改变国号，“契丹”“大辽”“大契丹”等等，这类变化，应是《辽史》中的重大内容，居然不载。
2。《辽史》对官职和官制机构的漏载更多，有些人的官职语焉不详，如《辽史·刘六符传》只说他官至“三司使”，但他实际上做过契丹的宰辅，“守太尉、兼侍中”。传记一般对人物的讲述，介绍官职几乎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辽史》不载，这都证明《辽史》“漏载”大事，是可能的。
3。 其他应该记载而没有记载的地方更多了。如契丹与诸国的交往，一般史传都要特意标注，但契丹与高丽、回鹘等地的使节来往，《辽史》却多处没有记载。契丹的很多州郡，在地理介绍中也有遗漏。甚至皇家世系的人名也有遗漏。更多记载舛误还不算。
史称《辽史》为诸史之中缺漏最多的正史，乃至于为《辽史》补漏、纠正记录的错误，成为清代以来考据学的一个专门领域。毕沅此证说服力不足。
第二，说契丹刚刚被打败“甫逾月”，也即刚刚过去一个月，契丹害怕，不敢来侵，这个意见有三处不合理的地方。
1。 这个事实就是错误的。事实是，契丹被打败，从显德六年四月，柴荣征契丹返回汴梁，到显德七年正月，契丹、北汉“来侵”，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不是才过去一个月。
2。 当年郭威称帝，到显德元年正月，郭威病死，北汉的刘崇当月即有异动，到三月，就与契丹兵合为一处，发生了高平之战。这是说，趁着国内大丧来侵扰敌国，是可能的。郭威死，契丹、北汉能合兵来侵；柴荣死，契丹、北汉也能合兵来侵。
3。 说契丹害怕，是事实；但害怕之后，举兵报复也是事实。当年就在柴荣北征契丹时，契丹就已经开始联络北汉做反击准备了，何况柴荣已死？再说，契丹的反击，主要靠的是草原纵深处的兵力，柴荣虽然攻克“关南之地”，但还远远没有伤及契丹根本，连“燕云十六州”旧地都没有完全拿下。契丹没有受到重创，北汉也没有受到重创，怎么就会因为“害怕”而不敢出兵呢？可见，毕沅这一条证据，也是说服力不足。
综上所述，契丹、北汉趁后周国丧来侵，应为事实。
所以，当后周新寡的太后和一干文臣听说此事后，有了恐惧。
后周国丧，周边不宁，中原汹涌，人心摇动；又赶上北部强敌来侵，如何是好？符太后急召宰相范质等人来商对方案。
他们的意见是：只有赵匡胤挂帅迎敌，才可能化险为夷。
在这个决策过程中，老赵稳如泰山，没有任何异动。但一旦得到国家委派，立即派出殿前副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率前锋北上。慕容延钊的治所，即今河南濮阳所在，距离开封约三百里路，是开封的北大门。
慕容延钊得令后即由濮阳整军北上，而赵匡胤则自统中央禁军出东京城（开封汴梁），傍晚，行至陈桥驿宿营。
随后，就有了著名的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的“预谋”
阴谋论认为：老赵是整个陈桥兵变中的主谋。
我认为不是。
老赵在陈桥兵变中，全不知情。
有几个故实可以支持我的意见。
第一个故实：
赵匡胤刚刚离开东京汴梁，城里就有了流言：
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
将要以赵匡胤出军那天，策立殿前都点检做皇帝！
这流言，似乎是对“点检作天子”五个汉字的遥远回应。就像无人知道那五个汉字始于何处一样，迄今为止，也无人知道这句流言始于何处。
它预示着一场兵变即将开场，于是城里有了种种恐慌。基于对以往兵变的记忆，大兵总要掳掠京师，劫夺钱财，不少人出于对私有财产的珍惜，准备逃离东京，带着全家老小开始了“避难”，汴梁城里，一时人心惶惶。
很多人将这类流言看作老赵的“舆论宣传战”，但我恰恰认为正是这类流言，预表了老赵的无辜——他如果真的要篡位，干吗要在事情未成之际大张旗鼓？岂不是给对手从容应付的准备时间？所以，我倾向于认为此事如果不是民心所向的真实谶语，就是子虚乌有，后人造伪，未必就有此事。
退一万步讲，如果确有此事，也定非老赵预谋。当我在重新思想此事，并重新推演此事时，我知道：即使是我要做这样一番大事，也不会在事先张扬得满城皆知。大事未做，即满世界宣扬，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做。而我知道的事实是：老赵不是傻子。
这个故事逻辑很清晰：老赵没有参与陈桥兵变预谋。
第二个故实：
据说京师流布“点检为天子”喧言之际，全城皆知，独宫内不知。赵匡胤听到后，有了恐惧。他惊慌回家，不知所措，悄悄与家人商议说：“外间汹汹若此，将如何？”
外面动荡骚乱到这地步，这可怎么办啊？
据说赵匡胤的妹妹看到老赵的慌乱后，面如铁色。这时候她正在厨房擀面条，于是一面操起擀面杖来追打老赵，一面说：“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乃来家内恐怖妇女何为耶！”
老爷们大丈夫遇到大事，做还是不做，怎么做，应该自己决定，你回家来吓唬我们这些女人，这算哪一档子事啊！
老赵一想也是，于是什么话也没有说，史称“默然出”。
此事记录有异文。见于宋人司马光《涑水纪闻》者，操练擀面杖的妹妹，被说成是老赵的姐姐。另有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也记录这事，但是认为操练擀面杖的变成了老赵的姑姑，不是姐姐。老赵倒是有个姐姐，但“未笄而夭”，还没成年就死了，故不应是姐姐。但姑姑似也不大可能。姑姑应另有家室，住在老赵家里似不通。我以为这个人很可能是老赵的妹妹。
这位赵妹妹，据《宋史》，知道她曾经嫁人，不料夫君早亡。直到大宋建国后，赵妹妹被封为“秦国大长公主”再嫁给忠武军节度使大将高怀德。这一番京师流言之际，秦国大长公主应该尚未再嫁，守寡在家，所以操擀面杖的人，只有赵妹妹最合适。赵妹妹事迹不多，“操练擀面杖”和“再嫁高怀德”大约是她留下的仅有的两个故实。
这个故实可以证明：如果京师有谣言，而老赵不知，吓得回家找姐姐、妹妹或姑姑，证明：老赵确实没有参与陈桥兵变之预谋。
第三个故实：
老赵在陈桥驿被三军拥戴做了皇上后，带兵返回汴梁。这时候母亲杜太后正带着眷属在定力院寺庙做佛事。于是，忠于大周帝国的“有关部门”（史称“有司”）得到密报，就带着兵警包围了寺院。定力院主僧要杜夫人携眷登入秘阁藏身，并将门锁死。“有关部门”来人问杜夫人何在，主僧曰：“都跑散了，不知道哪里去了。”兵警甲士入寺升梯，来到秘阁，敲碎门锁，发现里面密布蛛网，尘埃凝积，似多年不曾有人来过。兵警道：“这哪是有人待的僧房啊！”于是纷纷离去。几个小时之后，老赵登基。
此事最早记录见于老赵同时代人陶谷所撰《清异录》。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记录得也有趣。朱弁虽生当南宋，但对北宋朝野遗事非常熟悉。后来能够知道，《曲洧旧闻》是值得信任的一部大宋记录。杜夫人这个故实，神奇而又惊险，却不失为一个实录。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也记录了这件事，大同小异，大意说搜捕杜夫人的人是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但这个记录就不靠谱，因为韩通在老赵入城的当天正在上朝，直到大军进城，他才知道发生了兵变。而且兵变之后，在奔回韩府时被杀。故他不可能参与搜捕杜夫人的行动。
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记录这同一件事，却赋予了杜夫人不同的面目。
太祖之自陈桥还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设斋于定力院。闻变，王夫人惧，杜太夫人曰：“吾儿平生奇异，人皆言极富贵，何忧也？”
太祖赵匡胤从陈桥回军汴梁城的时候，太夫人杜氏和夫人王氏，正在定力院设斋做佛事，听到兵变消息后，王氏有了恐惧，但杜夫人却说：“我儿平生有奇异之行，人都说我儿将来富贵至极。这事有什么可忧虑的！”
认为老赵预谋兵变者往往以这一条记录为据，说杜夫人临危不惧，必有安排云云。但细味此文，当知杜夫人等一干家眷也不知此事，不过是事件来临，杜夫人安慰王夫人而已。不过有这个段子，也确实透露了杜夫人的襟怀气象，我甚至宁愿相信司马光的笔下是实录。
正史记载此事的说法是：老赵信任的部下亲将有名楚昭辅者，史称此人“事太祖，隶麾下，以才干称，甚信任之。陈桥师还，昭宪太后（杜夫人死后谥昭宪）在城中，太祖忧之，遣昭辅问起居，昭辅具言士众推戴之状，太后乃安”。
楚昭辅久在赵匡胤麾下，有才干，很得老赵信任。陈桥还军时，杜夫人在城中，老赵担心母亲害怕，就派遣楚昭辅快马先回，去问起居、报平安。楚昭辅详细向杜夫人汇报了将士拥戴老赵的过程，杜夫人听后才放下心来。
这一记载也证实了昭宪太后杜夫人压根不知道有个谋划中的“陈桥兵变”。如果杜夫人知道“陈桥兵变”，何劳楚昭辅去“问起居”？
这个故实更可以证明：老赵实实没有参与陈桥兵变的预谋。
历史在若干拐弯的地方，记录歧义，是寻常可见的现象。我说过，讲述历史，处理此类文件，可以有两个办法：
第一是在N种记录中选择其一，因为你不可能更改记录。
第二个办法是，斟酌史料，从N种记录中梳理出一个“新的意见”来。但这第二个办法在史料长期的流传中，已经有前人梳理过多次，你已经不大可能梳理出超越前人意见的“新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