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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行尚书左仆射致仕。
这时，就还需要推荐一位官员上来替代郑珏。
孔循推荐太常卿崔协做宰辅。
任圜则想起用御史大夫李琪做宰辅。
郑珏平常不喜欢李琪（朝中御史官员多刚直，一般不为人所喜欢），孔循与郑珏又是一个阵营，因此也努力阻止李琪进入中书。他知道李琪曾经弹劾过安重诲，就来对安重诲说：“李琪不是无文才，只是不够廉洁。宰相应该起用端重有器度的人，这样才可以成为百官典范。崔协可以为相。”
有一天御前会议讨论这事。安重诲就推荐了崔协。
任圜为人刚直，当即反驳说：“安重诲你不熟习朝中人员，这是被人收买啦！崔协虽然是名家，但徒有虚名，识字很少。我已经因为没有学问忝列相位，很惭愧啦，怎么可以再加一个不识字的崔协而被天下所笑呢？”
明宗李嗣源说：“宰相职位很重要。你们再商议下。我在河东时曾见书记冯道，这人多才博学，而且与世无争，可以任宰相。”
退朝时，孔循没给皇上行礼，一甩衣袖转身就走了，嘴里还嘟囔着：“天下事，一也是任圜，二也是任圜，任圜是个什么人！我还就不信啦！崔协要是突然死了也就罢了，如果不死必须让他当宰相！”
孔循为此置气，好几天称病不上朝。李嗣源派安重诲去做工作，他这才不情愿地来上朝。
安重诲对任圜有忌惮，但对李琪是说啥也不想让他当宰辅，想了想，就低一次头，去找任圜开碰头会。他说：“现在朝廷正缺人，崔协暂且做备选人，您看可以吗？”
任圜说：“您抛弃李琪而让崔协为相，这就像抛弃了苏合香丸，却去选屎壳郎推的粪球。”
苏合香，是一种非洲植物分泌的树脂。这个东西最初见于《后汉书》，称出自于“大秦国”，即罗马和中东一带。也即自汉代起，就是中国皇室贵族常用之舶来奢侈品。任圜以此来比喻李琪，以屎壳郎推的粪球比喻崔协，让安重诲很没有面子，不免嫉恨在心，尽管当场装作一笑了之。
事后，想到任圜的影响力，安重诲觉得还是争取能与任圜成为一拨的，就找理由到任圜府上去串门。赶巧任圜府上有一歌妓，能歌善舞，长得那也叫俊俏柔美。安重诲不缺女人，纯粹是出于讨好，提出要纳这个歌妓为妾。这在社会交往中，也是一种沟通策略：自己做些付出，从此感恩对方；而对方也知晓这个逻辑，顺水推舟，做成一党。不料任圜根本就没瞧得上安重诲，一口回绝。他不想跟这个没品的人结为同伙。
安重诲彻底死心，于是跟孔循结成一气，处理政事时，每天都说李琪的坏话，说崔协的好话。
李嗣源做了个决定，还是将天平向安重诲这边倾斜了点，最后是任命端明殿学士冯道和崔协一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没字碑”
崔协长得一表人才，有轩昂气象，遇到事好议论，往往语惊四座，但他所讲的道理很多不近于理，平庸得很。很像后世常见的夸夸其谈之辈。此类人物自视甚高，但因为不读书，太少思想资源，故所谈所论，不过坊间之见。崔协胸无点墨，尤其不会写文章，起草的奏章太多讹谬，经常受到责罚。所以他后来很多奏章都要请人捉刀。
长得好，没文化，时人给他起一个诨名：“没字碑”。
宋人笔记《北梦琐言》记载他一事，颇传神，似可概见此类人物本来面目。
说李嗣源有一次向宰相冯道打听司空卢质的近况，问他：“卢质最近还吃酒吗？”冯道回答道：“卢司空曾经到臣家里做客，也曾饮过几杯。臣劝他，不让他饮酒过度——国家大事也如此：过则患生。”这一番话，带着宰辅气象，明白人都能明白，言语中自有忧国心在。
崔协觉得不能不说话，就勉强发言道：“臣闻《食医心鉴》有一说法：酒可是好东西，不用添加药饵，就可以安神。”这样一番坊间式议论，在朝堂说出，且又在冯道那一番带有远猷思考的意见之后，品味和品位之差异顿时显现。史称左右见其言语肤浅，“不觉哂之”，给了他一片嘘声。但此人后来死得早，没有太多的糗事传世。
与崔协比较，李琪算是个才子。他十三岁那年，跟着父亲去拜谒地方官王铎。进献的诗词曲赋，王铎看了吃惊，但还是怀疑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会这么有才，就在公署设宴，约请李琪父子，同时暗暗告诉下人，以《汉祖得三杰赋》为题，就在宴席上测试李琪。
这个赋的主题是要说汉高祖刘邦得到张良、萧何、韩信三个人才而兴天下的故实。李琪似乎对这段历史很熟悉，拿过笔来就写了篇赋文。结尾有言：
“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
得到士人就昌盛；不是贤人不共事。跟随帝王起家的辅臣很高贵，佐助高祖立业的三杰很重要。由此可见，楚霸王的失败很正常啦——他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倾心使用。
王铎看到这个赋文很惊骇，说：“这个孩子真是大器啊！将来会独步文坛！”
但李琪虽然博学有才，但为人不够持重，更不懂进退之道。他少年以文章知名，从此也以文章自负。他后来做官，算是富贵了，就刻了一块牙板，上面用金子书写“前乡贡进士李琪”，然后将这块牙板放在办公的案头座侧。别人看了这块牙板，要么对他心生崇敬，毕竟是正宗科班出身嘛；要么对他心生忌惮，毕竟对不是科班出身的人构成资格上的压力。李琪这种做法就叫“失礼”。因为“失礼”，所以在与人打交道时，就到处会遇到障碍，一般人不愿意提携他。
李琪遇到任圜，之所以得到任圜欣赏，是因为俩人有同气相求的品质，都是才高八斗、眼高于顶的人物，于是惺惺相惜。
无道邦国的悲剧
任圜可能是满朝文武唯一不怕安重诲的人物。
有一次，御前会议讨论差旅费报销的权限问题。按照过去规定，使臣外出，费用应该由户部发给，但安重诲主张由枢密院发给。任圜不同意他的意见。安重诲想起任圜对他的种种不敬，当场跟他顶撞起来。不料任圜比他更气愤，说话时声色俱厉，坚持报销制度应该由负责财务的户部掌管，而掌管兵部的枢密使不能插手此事。
退朝后，宫里人问皇上：“刚才是谁跟安重诲这么争论事情啊？”李嗣源说：“还有谁，宰相任圜！”宫人吐舌头道：“乖乖！妾在宫中，还从来没见过宰相、枢密使奏请事情这个样子呢！他们瞧不起皇上吧？”李嗣源听后更加不高兴，最后接受了安重诲的意见。
任圜性刚，见自己的意见多次不获支持，因此请求辞去宰辅之职。
李嗣源同意。安排了别人暂时代理宰辅工作。
任圜还是气鼓鼓，干脆辞职，退居老家磁州（今属河北邯郸）颐养天年。
后来朱守殷案发，安重诲借机派出亲兵，到任圜家里假传圣旨，污蔑任圜与朱守殷合谋，逼他自尽。
据说任圜死时相当镇定，将全族人聚集起来，吃酒，酣饮，然后赴死，史称“神情不挠”，神情一点都没有服气的样子。
如此剪除政敌，天下人知道的，没有不为任圜喊冤的。端明殿学士赵凤就哭着对安重诲说：“任圜是义士，怎么可能做叛逆的事！公滥用刑罚到这等地步，如何辅佐国家啊！”安重诲也觉得这事可能做得过了，有点懊悔。
任圜的个人悲剧原因之一是对“礼”的忽略。
君臣交往、臣臣交往，也需要规则，“礼”之义理甚重，按照规范交往，主体间互相保留一种应有的程序性敬意，是豁免危机的习惯法保障。违背“礼”之交往规范，对邦国、对共同体、对个人，都是不祥之兆。儒学论“礼”，很大程度是在提醒士君子，在沟通与交流中，互相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则。因此，儒学论“礼”，究其实，是内在地含有“理性之爱”的。任圜负气任情，没有按照传统之“礼”约束自己，在“节制”与“当位”的“礼”之方向上，掉以轻心。这样就让他人有所忌惮，小人安重诲一旦动了杀机，就会酿成悲剧。违背“礼”而酿成的悲剧，不仅是帝制时代的，也几乎是所有时代的产物。
任圜与安重诲的御前激辩，其实就是“廷争”。这种“廷争”，在大宋时代得到习惯法保护。大宋时代的御前会议，臣臣之争，有时会更激烈，以至于有人会当面要求帝王“斩杀”对方。很多时刻，这是一种“廷争”中表达愤怒的言辞。但大宋时代，圣贤辈出，士大夫都在孔孟之道的教化下，以圣贤气象砥砺前行，故不论多么激烈的“廷争”，很少有事后的打击报复，更少有“廷争”之后，像安重诲这样直接诉诸杀戮。这是“赵匡胤时代”以来，由太祖太宗和文武大臣们共同推演的一种“习惯法”。没有人愿意身负道义败坏的丑名。荣誉感激励着大宋时代的文化贵族。任圜如果活在大宋王朝，不会有这样的个人悲剧。
据此，又可以看出：“礼”，是有道邦国的规则。在无道邦国，是“礼崩乐坏”的。但也正因为无道邦国，“礼”的缺席，人人诉诸丛林原则，于是，有邦国悲剧，更有个人悲剧。
任圜善言谈，待人真诚，为时人所重。他算是儒生，但带兵打仗时也有凌厉的一面。早年他曾跟随李存勖与后梁军大战，获得胜利，李存勖还表扬他：“仁者之勇，何其壮也！”
任圜在李存勖麾下时，还曾带兵讨伐河北真定的成德军。成德军的守卫张处球，从他父亲那时起，就在扼守大藩，多年来抵抗王师，双方都有损失。任圜不忍看到兵锋所过血雨腥风，就多次以人生祸福之道晓谕成德守卫。张处球也知道兵败被围，早晚是死路一条。于是登上城楼呼喊任圜道：“我城中兵食俱尽，但因为长久抵抗王师，万一投降你们，恐怕没法解释。那时还得是个死。公哀怜我，给我指示一条生路吧！”
任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