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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啊？”
判官说：“主公写的这个‘重’字，是‘董’字无头啊！‘董’已无头，此必胜之兆也！”
孟知祥一听大喜。三军也欢呼起来，士气大增。于是一战而灭董璋。
神秘家因此认为有些事是不可测知的。
昏妄的末世君主
说来孟知祥当初据蜀而反，与安重诲有关。
当初孟知祥的家眷都在内地，孟知祥要反，心疼这些家眷，如果不接到巴蜀，他一反，估计家眷们就危险了。于是上表给后唐朝廷，请求将家属搬到川中来。安重诲正在主持枢密院事，一开始没有答应。孟知祥对人说：“我知道了。”于是秘密地让人带上黄金百两去贿赂安重诲。安重诲见钱眼开，当时就面奏明宗李嗣源，让孟知祥将家属接走。
等到家属到达川中后，孟知祥对后唐这个朝廷立即有了鄙夷。他笑着对人说：“天下人听到枢密院，嚯，好家伙，以为这是天地间没有的大家伙。嘁！谁能知道它也就消受百金而已啊！这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啦！”
于是据守巴蜀险要，称帝，反。
但他称帝当年就病逝了。儿子孟昶即位。
这位孟昶也是一有章有节的人物。他不像后来若干文献中说的那样不堪，他有不少德政，说起来甚至很感人。但在他执政二十年后，却有一项恶政开始让后蜀渐渐走向衰微直至灭亡。
大宋建隆三年，当后蜀广政二十五年，孟昶感到周围“国际环境”的压力，又跟周世宗打了几仗，损兵失地不说，财政也开始紧张。他又想扩充军备，往日朝廷财税有限，于是下令要有关部门考核境内诸州的业绩，实际上就是“查账”。果然，“查账”后，说这些州镇有多年拖欠的赋税，需要“别行追督”，也就是除了按正常程序缴纳外，现在还要开始补交，而且一次就要补交五年的赋税。这是明摆着的聚敛之术。朝廷“追督”地方，地方就要“追督”士庶，因此，聚敛的终端就是国民。此类做法与后晋石重贵的“括率”、契丹耶律德光的“打谷草”性质一样，都是掠夺。邦国政府一旦开始掠夺国民，它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顿失。后蜀无论有多少德政，从掠夺国民开始，已经置民于倒悬，而推翻这个后蜀朝廷，就有了解民倒悬的汤武大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宋颠覆后蜀，实是一场王道革命。
北宋僧人文莹《玉壶清话》载一事：
有间者（老赵派往蜀国的间谍）自蜀还，上问曰：“剑外（剑门关外，指巴蜀）有何事？”间者曰：“但闻成都满城诵朱长山苦热诗曰：‘烦暑郁蒸无处避，凉风清冷几时来？’”上曰：“此蜀民思吾之来伐也。”
“烦暑”，就是“烦蜀”；“无处避”，就是“无处逃避恶政”；“凉风”，就是盼望“救民于火热”的义师。老赵对自己伐蜀的正义，毫不怀疑。
后蜀有一个县官名叫田淳，他是成都人。朝廷“别行追督”令到了他的管辖地方时，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一项“犯天意”而“损君道”的恶政，若不加改变，后蜀必亡。出于那种桑梓之情、忠义之理，他给后蜀朝廷上疏劝谏，大略说了两条“犯天意”、两条“损君道”：
现在正当阴阳变动，天运人事，应有改更。陛下如采厚敛之末议，必乱经国之大伦，此犯天意者一也。
天象已经呈现为灾福变易之兆，顺天者应早有所谋划。如果更倍赋加租，将有不测之祸，此犯天意者二也。
四海财货，尽属至尊，散在民间，积为赀产，或有强逼勒索，谁敢抵拒？陛下何不舍其小畜以成大有乎？此损君道者一也。
夫百姓，六军之主也，百姓足则军莫不足，百姓不足，军孰与足？务夺百姓，专赡六军，此其损君道者二也。
田淳此议实是圣贤思想所在，都是正道正理；但蜀主不能用。
田淳于是大失所望，他知道他正在辅佐的乃是一个昏妄的末世君主，于是对亲近们抖落孟昶的僭妄之处说：
我看这蜀主，改厅堂为宫殿，改紫绶为黄服，改前驱为警跸，改僚佐为卿相，改妻妾为妃后……这都是“僭伪”的称谓啊！他还真不如常称“成都尹”（成都市长），省得以后遭遇灭族之祸！
听田淳这一番话的人，无不为之恐惧。但田淳论议自如，恬不为意。
有人对田淳说：“如君之才干，固然能当大任，但如果稍稍低调一点，也许就能做到庙堂高官了！”
田淳不屑道：“吾安能摧眉折腰附和狗鼠哉！”
史称田淳所谓的“狗鼠”，是实指后蜀当朝权臣枢密使王昭远之辈。
如果推究起让后蜀灭亡的原因，可以说一堆，但若推究最直接的人物，这个王昭远先生，难辞其咎。
少主孟昶励精图治
王昭远，成都人。少年时曾服侍一位禅师。孟知祥在府中请禅师吃饭，少年王昭远执巾履跟从禅师。知祥一见，就喜爱这个佛门童子。加之这个少年又“慧黠”聪明，知祥越发喜欢。当时孟昶也在少年，知祥就令他与儿子陪读，给事左右。两少年也是一见就互相喜欢，甚为亲狎。孟昶称帝后，以昭远为卷帘使。当时的枢密院权重难制，孟昶就以王昭远为通奏使知枢密使事，朝中事无大小，都交由昭远办理，府库金帛也随便昭远取用，概所不问。
孟昶母亲李太后觉得昭远不可用，告诫孟昶，不要委大权于这个庸人。孟昶不听。他与昭远似有男人间令人感动的友善。
王昭远好读兵书，常年手持一柄铁如意，自比诸葛孔明。
孟昶在位三十年间，中原正是多事之秋。后蜀却据险一方，基本平安，除了跟周世宗的一场战争，丢了秦州、凤州之外，似乎始终置身中原争斗之外。大本营几十年没有遭遇战争烽火。于是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史称孟昶所使用的尿壶，都用七宝装饰，可称极尽奢华。
据说这个用“七宝”装饰的尿壶，最后进入大宋后宫。老赵初时不知，当得知这个装饰得花里胡哨的东西是个尿壶时，下令将其击碎，并且对孟昶说：‘你拿这个东西做溺器，又拿什么东西盛食物呢？奢靡如此，不亡国还等什么！”所谓“七宝”，诸说不同。唐时“七宝”为：黄金、白银、琉璃、水精、美玉、赤珠、琥珀。这都是用来供奉佛祖的贵重装饰用品。孟昶此举，不仅奢侈，更有轻佻渎神倾向。
孟昶继位时不过十六岁，人称“少主”。但少主却年少老成，有一种刚毅果敢之姿。孟知祥留下的老臣倚老卖老，并不曾高看这位少主。其中几个老臣残害百姓，恶名昭著。孟昶年纪轻轻使起杀伐手段，解决了几个老臣，很快树立起个人威望。以至于有个老臣李肇，平时见孟昶总是拄着拐杖，一次自藩镇来朝，像平时一样，杖而入见，自称有病在身，不能跪拜。等到听说孟昶居然干掉了几个老臣，吓得赶忙丢掉拐杖下拜。
孟昶将先帝故旧收拾殆尽，开始亲问政事。
执政之初，孟昶有鼓励言论自由的肚量。他好打球、好走马，又好房中术，还多次从民间采良家女子以充后宫。宋无名氏《五国故事》记载，孟昶曾在民间海选“有殊色”的女子充实后宫。民间害怕，纷纷寻找媒人快速结婚，史称“惊婚”。当时有个枢密副使名韩保贞，见民间“惊婚”怨声载道，于是恳切劝谏。孟昶听后大悟，当天就把良家女子放出宫去，还厚赐韩保贞。有人上书，说台省官应该选择有名望的士林清流充任。孟昶慨叹道：“光说意见，干吗不说具体要什么人来出任台省啊！”左右请以此来质问这个上书的人。孟昶道：“我见唐太宗初即位，臣下上书言事，皆见嘉纳，你们奈何劝我拒谏呀！”
他还特意在朝堂门外置放了铜匦（音轨），史称“以通下情”，也即用这个东西来与朝堂之外的士庶交流。
所谓铜匦，就是铜箱子。当初发明这个东西的是大唐武周时期的鱼保家。鱼保家投武则天所好，制作了一个铜箱子，分为东西南北四格，各格有口，信函投入，即无法拿出。四格分别命名为“延恩”“伸冤”“招谏”“通玄”；是将投信分作四类分别投入，“延恩”就是赞美朝廷，“伸冤”是诉说冤情，“招谏”是议论朝政，“通玄”是报告机密。考武则天当初也有“以通下情”的初衷，但这个东西久之就成了打击政敌的工具。它成了名副其实的“检举箱”。孟昶用了这个东西，并没有看到有效的政绩。显然，铜匦作用有限。
但孟昶所作的《令箴》是至今读来震撼人心的好东西。《令箴》共二十四句，宋人笔记《蜀梼杌》《容斋续笔》中都有记录。史称《御制戒石铭》。到了宋太宗时代，将这二十四句删繁就简，缩为四句十六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十六字，今人已经耳熟能详。宋书法家黄庭坚书写这十六字后，被人刻碑，又简称为《戒石铭》，复制到全国各地，千年来，长久地影响了帝国的各级官员。
于此可见孟昶也确有励精图治之念。
孟昶还令人在成都翻刻石经，又刻木版，批量印刷古籍。九部儒学经典也即“九经”就在乱世中得到了流传。今日为人所重之“宋版书”，很大程度上以“蜀本”为佳。主持西蜀“九经”工作的是毋昭裔。
此人少年博学，有见识，后蜀高祖孟知祥，曾在后唐做太原市长也即北京留守（后唐以太原为北京，首都为洛阳），镇守今山西地区，这时毋昭裔效力于孟知祥麾下为秘书长。后唐大军攻灭前蜀，随即以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使，毋昭裔也随之前往，任掌书记之职。李嗣源时，孟知祥阴有割据称帝之志，引起后唐注意。为了防止孟知祥割据，后唐枢密使安重诲特派李严为监军，督察孟知祥行动。消息传入蜀中，毋昭裔与诸将吏请不要接纳李严。但孟知祥另有所想，准李严入境后，威风凛凛地将他杀死。不过毋昭裔劝拒李严入蜀，迎合了孟知祥的野心雄心，从此得到重用。称帝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