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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大臣们不知道，还以为后宫不定多么奢华呢。有一次老赵高兴，光着一个膀子走进宫内的翰林院，当时是学士卢多逊值班，老赵跟他聊天，也许是听出他话里对皇上私密生活的好奇，就带他进入寝殿，此处有缣丝帐、紫绫褥，一般乡绅都可以有的东西而已。老赵对卢多逊说：“尔在外以为朕的日子多么丰侈吗？朕用这些东西还常常觉着惭愧呢！”
飨庙郊天，也即太庙祭祀和天地祭祀，都是国家大事。郊祀就是要祭祀天地，要升坛，有司拟准备黄褥铺道。老赵说：“朕洁诚侍奉上天，不必如此。”命撤掉黄褥。还宫时，要驾豪华帝车金辂，老赵又对左右曰：“古来典故，祭祀完毕后可以乘辇吗？”左右认为乘辇无害。于是弃辂乘辇。
排场对老赵构不成诱惑。
元佚名《宋史全文》引吕中意见说：
创业之君，后世所奉以为轨范也。宫闱之地，四方所视以为仪刑也。一人之奢俭者虽微，而关于千万世者为甚大；致谨于服色者虽小，而失于千万里者为甚远，可不谨哉！
创业的君王，是后世用来奉为规则样板的人物。宫闱之地，那是四方当作天下仪表行范的地方。一人的奢侈还是简朴虽然很小，但关系于千万世的影响却很大；致力于服饰的事虽然很小，但失之于千万里的地方却很远。为人君者能不谨慎吗？
置“封桩库”储财，实质是：在国家正常税收中，积累财富，作为战略储备。因此，这是一桩军政措施。这一措施的主要方向，是解决契丹问题。
“封桩库”积攒军需
老赵在下泽潞、平扬州、收荆湖、定西蜀之后，知道“僭伪可平”，有一次对晋王赵光义说：
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止在契丹，自开运（契丹年号）已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
中原从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国库空虚。我们一定要先取西川，按次序再收复荆南、广汉、江南，这样，国用就会富饶起来。现在我们的劲敌，只在契丹。自石重贵开运年间之后，契丹更加轻视中原。河东扼守两蕃（契丹和正在壮大的西夏），如果我们马上就去取河东，就与两蕃直接接壤，那时就要直面境外之敌。不如暂时存着刘继元，让他来做我大宋的北部屏障。等我完整充实之后，再取河东也不算晚。
这一段话见于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明显可以看出，这是王朴、赵普、魏仁浦的战略思想；但“国用富饶”“俟我完实”则是与“封桩库”一脉相承的军政思想。老赵留下的《太祖誓碑》，其中一条就是：“不加农田之赋”。此事事关民生，是老赵也是大宋的德政、仁政，“不加农田之赋”，官方用度、皇室供给，就要受到限制。这一条誓言具有从财政方向上约束、制衡权力的性质。捍御契丹、收复幽云、讨平河东，是太祖赵匡胤混一天下的北方战略方向。民族利益、历史趋势、天下目标，都在推动老赵往这个方向运动。大义所在，责任所在，无可规避。但这类宏大叙事，与“民生”比较起来，还在其次。国家“大义”与士庶“民生”的矛盾，自古如此。老赵在千难万难的无比纠结中，落定“民生”义重，终其一生，没有更动；终大宋一朝，没有更动；除了佞臣奸相的贪腐之外，大宋在政策上从未有过搜刮士庶的敕书出台。这就是制度性文明。
“封桩库”，在千辛万苦的积攒中，就是要为中原解决契丹问题。
但船山先生不同意这个意见。他在《宋论》中对老赵的这个举措批评得相当严厉，大有“春秋责备贤者”的况味。
船山认为：军旅之事，确实需要储备，但又不能过分依赖储备。从历史来看，老赵储备如许之多，最后并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反而启动了宋真宗的骄侈之心，甚至宋神宗时任用王安石“箕敛天下”，导致“召怨以致败亡”，都是因为“财之累也”。他认为战争中的“士”（包括将军士兵士大夫），不是靠余财养起来的，过去东晋的谢玄、唐代的郭子仪等人打胜仗，并没有什么积蓄。徒手号召，也可“百战而得天下”，因为兵者，“用其一旦之气也”。如果一味蓄财而战，则在上者，奋怒之情会因为时间长了，不相为继；在下者，偷安之情会因为时间长了，更为因循。这类蓄积，容易为奸人所乘，窃归私室（南唐李昪的“德昌宫”，相当于老赵的“封桩库”，就被奸人刘承勋私自盗取）。由于这类积蓄已经成为私人财产，故当国家变乱猝生之际，奸人还会死护货财，不愿意散财救难（后唐李存勖的刘皇后，就不愿意散财）。等到国亡，历年积累的财货，都会一揽子送给寇仇。
船山为此慨叹道：“财之累，于斯酷矣！”他认为天下之财，自足以应天下之用，缓时不见其有余，急时，不见其不足。如果当初太祖能乘立国之初，委腹心于虎臣，以致死于契丹，则燕、云可图也。船山甚至认为老赵此举，是“翁妪之智，畜金帛以与子，而使讼于邻，为达者笑”。像乡村老汉老妇的智慧，积攒财富准备留给子孙，最后导致子孙生成诉讼，为达观者耻笑。
船山先生所论大有道理，但如“原心”，推原赵匡胤的初衷和当时形势，似未必。后来的太宗赵光义，对老赵的“封桩库”就不太欣赏。他倒是“委腹心于虎臣，以致死于契丹”，但是并没有达成收复燕云的目标，几乎是全败而归。
今天来看，对“封桩库”历史故实，要着眼两个方面来评价。
一是老赵初衷，就是为国为民做好战略储备，一旦国家有事，不去搜刮民间。故老赵此举有仁厚宅心在，从民生大义考虑，从圣贤气象理解，“封桩库”就是德政、仁政。
二是要真实地理解大宋所处的地缘政治条件。船山先生在《读通鉴论》中有言：吉凶的消长，是上帝的事，但一静一动的得失，却是人的事。人要等待天时，天会回应人和。物升到极点会消减，人静到审慎则可动。所以，天道有或消或长的时机，以此来削平天下的险阻，但总是苦于激进的人们不愿意耐心等待。智者会根据老天的意志，看天下消长的形势而动，却总是苦于激进的人们不能领会其中所要持守的天命。这段话充满政治智慧，对“有神论”者而言，这是很好理解的一段话，“无神论”者理解这段话，可能有点难度。这样来看赵匡胤的“封桩库”就能理解，他并非像守财奴那样“蓄金帛”给子孙，而是借此姿态等待天时。老赵从后汉、后周而来，审时度势，他知道契丹是不可能犁庭扫穴，一举克灭的。天时、地利、人和都还不是最好时机。契丹，或扩大一点说，中原的北境问题，终大宋一朝没有解决，后来的蒙元、满清不论，大明王朝事实上也没有根本解决（大明甚至没有彻底“灭元”。“北元”就是蒙元的延伸，在后来的土木之变中，“北元”的余孽瓦剌甚至俘虏了大明最高首脑朱祁镇）。中国的北境问题，直至中华民国，在“五族共和”的大义之下，才算基本底定。因此，解决北境问题，不是“堂皇情绪”能够解决的，当然，也不是“封桩库”能够解决的。中华运命之元亨利贞，需要等待天时，封桩库，就是等待天时的一种努力。赵匡胤此举，不可以寻常“聚财”视之。
幽州形势图
有一天，赵匡胤召来赵普，取出一卷地图，打开一看，原来是《幽州形势图》。
老赵似乎有点得意，对赵普说：“卿可猜猜，此图，孰能为者？”
赵普仔细观看后，叹口气说：“他人不能为，惟曹翰能为之。”
老赵问他何以知之。赵普回答：“方今将帅，论才谋，无人胜过曹翰。陛下如令曹翰干这个活儿，他一定能得到幽州。”
老赵很高兴，就有任命曹翰为幽州招讨使的意思。
赵普说：“曹翰取之，谁能守之？”
老赵说：“就让曹翰守之。”
赵普说：“曹翰死，谁守之？”
老赵词穷，史称“帝默然”。
而幽州之进讨的战略也被搁置起来。
太祖一朝没有动幽燕，与君臣间的这一番对话密切相关。
当年大帝柴荣已经平定关南之地，已经逼近幽州，惜英年早逝，没有继续北上。当今太祖与柴荣比较，实力更为雄厚，且用兵谋略更胜一筹，帐下名将云集，应该是大宋武力最为强盛的时代。曹翰屠江州城，是一大罪恶，但用此人征幽州，应该有胜算。他主动谋划幽州，绘制幽州形势图，就证明此人对燕云态势已经筹之烂熟。但不世之功被赵普所沮。
船山先生的《宋论》，对赵普此议甚为不满，甚至有了超逾寻常的批评。
如果说幽州不好守，幽州以南就更不好守，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幽州南，一马平川，契丹铁骑几日间可以到大河，过河就是汴梁。而幽州，则“负西山，带卢沟，沓嶂重崖以东迤于海”，形势险峻，比关南之地更容易据守。如果说曹翰之后不能守幽州，他人之后何以守关南？当年吕后问临终前的刘邦：萧相国之后，谁可代之？刘邦说曹参可代之。吕后又问曹参之后谁可代之？刘邦说王陵、陈平等。吕后再问其次，刘邦说：“此后亦非尔所知也。”后来之事，人难料。有道邦国，只需要“育材有素，抡选有方，委任以诚，驾驭以礼”，如此，百年之后，国之长城干将就不会少。赵普逆料曹翰之后无人，等于不相信大宋有未来。所以船山先生认为赵普此说为诡辩邪说，要想识别这个邪说很容易。但老赵为何被这个诡辩所“蒙蔽”呢？其实不是被“蒙蔽”，而是赵普此论道出了老赵心中非常担忧的一个问题：藩镇之祸。
赵普的潜台词是：曹翰可疑吗？老赵的意见：曹翰不可疑。赵普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