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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秘书中书舍人卢导也来到了。
冯道对他说：“我在这里等待舍人先生很久了，现在最急需办的事，是要准备一篇‘劝进’的文书。劝谏潞王尽快即位为我朝新任天子。这事你来做最合适，请马上起草。”
卢导说：“潞王入朝，百官列班迎候也就可以了；即使有废立之事，也应听太后的敕令。我等岂能仓促之间这么草率就劝进呢？”
冯道这时说了一句四字名言：“事当务实。”办事应从现实出发。
卢导不同意，反驳他说：“现在天子在外，吉凶未卜。哪有天子在外，人臣却突然劝进另一个人来进皇帝大位的事啊！你老先生也不妨想想，如果潞王来了，人家不想做天子，人家坚持脸朝北做大臣，然后用君臣大义责备我们，我等将用什么话来回应？我看您不如率百官进谒宫门，给后宫送进名帖问安，听从太后的进止意见，那样便去留两善了。”
冯道还未及回答，安从进又派人来催促，并说：“潞王已经来了。太后、太妃已派遣宫中使者去迎接慰劳了！百官怎么还不尽快列班迎候？”
冯道等人赶紧朝宫中走去。到了宫中一看，潞王还未到达。冯道、刘昫、李愚就停在上阳门外小憩。
卢导又从他们面前经过，冯道又召他来谈刚才的话题。意思还是要他草拟劝进文。卢导对答如初。
李愚同意了卢导的意见，并自责说：“舍人说的话是对的。我们这些人的罪过，太多了！已经擢发难数（就是拔下头发来数也数不尽了）！”
这一段应答特别能够见出五代时精英士人心态，读懂这三位当朝宰辅的意见，也就特别能了解那时精英人物的价值观，也因此更能理解赵匡胤收拾人心，推演“天下”文明的良苦用心。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有一议论，可见传统知识分子的意见：
有人会问：冯道、李愚、刘昫之论，在新旧君主更替之际，谁的意见比较合乎道义？我要说：都不合道义。譬如一群奴才侍奉主子，家主死了之后，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养子（如李从珂），一个是亲子（如李从厚），二子争夺家政，最后养子胜利，而亲子失败。一个奴才说：“都是主人的郎君，我等可以跟从胜利者，去辅助他就可以啦。”说这话的人就是冯道。一个奴才本来也想辅助这个胜利者，但他不敢明白表示，就说：“我认为应该听听主母的意见，主母说辅佐谁，我们就辅佐谁。”说这话的人就是李愚。那么卢导的意见又怎么样呢？我说：卢导不肯草写“劝进文”，这是对的；但他的持论，却与李愚相近，不过是从太后那里拿到肯定意见再来公开辅佐潞王而已。但是这样的时刻，对于宰辅冯道、李愚而言，他们应该怎么办才是对的呢？我说，就如汉代人所议论的那样：“主在我在，主亡我亡”。但这还不过是下下策，不能尽符合道义啊！真正符合道义，还是要回到孔夫子那句话：“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如果社稷危机不能扶持，江山倾覆不能挽救，那还用宰辅干吗！明乎这个道理，就知道，为相者，贵在持危扶颠，不是以尽忠死节为贵也！
胡三省这一番话从宰辅功能分析，认为这几位宰辅都没有尽到自己“持危扶颠”的职责，事实上就是批评他们：当江山社稷已经倾覆之后，宰辅已经没有前途可言，冯道、李愚不能以身殉国，还都不过是贪恋权禄之徒。
但我愿意在这里为李愚做一次声辩：乱世中，驽马恋栈，是常情；同样面临邦国变局，恋栈中，宰辅失职，他人全无“耻感”，只有李愚有过自责，认为失国之罪“擢发难数”。窃以为，有此一点“耻感”，与冯道那种看似全无心肝的“事当务实”姿态比较起来，还不失为一点微薄的“士风”。
大环境道义沉沦中的一点羞愧，并不轻松。
这之中，最严重的是冯道。他那四字名言，也许有完成军政“实然”条件下的平衡功能，但在此时此地的讲述，场合不对，失去了话语宣称的“妥当性”。因为，在这个君王交替的重大历史时刻，“事当务实”，按其逻辑和语用展开，已经看不到星点“士大夫”的风尚，全是驵侩交易中的利益（而非价值）计较。船山先生对此有议论，批评冯道，堪称入木三分，值得了解。我这里选一部分略作梳理，原文载《读通鉴论》中：
李从珂篡位，冯道即命快快草拟“劝进文书”，卢导要等太后命令，而冯道居然说：“事当务实。”有这样一句话，冯道一辈子为天地不容之恶全都暴露出来。所谓“实”是什么？是禽心兽行所以用来依据的东西而已！好比说好吃的东西，好看的女人，活着的人去享用，都是可以理解的“实”，但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扭着兄长的胳膊去抢食，没有老婆爱的时候，抢个年轻的少女去共寝，能美其名说：我这是“务实”，不愿意为虚名所阻碍吗？所以说，“义”，用来制约人心恶欲，就是“名义”；“节”，用来规划天理范围，就是“名节”；“教”，用来合理宣泄人性，就是“名教”。名义、名节、名教，可见“名”的用处是很大的。……贤者抛弃了“名”，只要一“务实”，就会陷入轻薄浅陋，戕害天理，灭绝圣贤之风和儒家名教。何况当此国家危急、君王困顿之际，邀买富贵贪生怕死，不体恤君王父老的死亡覆灭，却说什么“务实”——他的恶，还有个头吗？冯道这里说的“务实”，是天理所不能容的！……按照他这话的意思，天下人都应开始关心自己的锱铢小利，求得片刻的安宁，蒙面丧心，上不知道有国君，内不知道有父母，公然以贪婪猥琐无赖趋利纵欲之情，毫不害臊地堂皇告知天下，理由呢，就是欣然自得的那句话：我务实，我才不为虚名所误呢！这样，父母死亡，就往大沟里一扔，说“我本来就没有以礼葬亲的心，这是‘务实’，我不要冒那个所谓‘孝’的虚名！”盗贼挖人家的墙脚去偷邻居的粮食，说“我就是想得到那家的粮食，这是‘务实’，我不想得到那个所谓‘廉介’的虚名！”这样，岂不人人都成了禽兽！还有什么能让人有所忌讳的呢？所以要说：只“务实”而不知有“名义”“名节”“名教”之“名”的人，就像猪狗一样，有了肮脏的食品就可以吃饱肚子，就像麋鹿一样，不分辈分在一起苟合就可以生崽子。冯道的恶，超过了商纣王，他这种理念的祸害严重，超过了盗跖。
生当明末清初的船山先生，这一段话，对于提振人心、恢复道义天下，有很深切的时代关怀。值得今日关心“天下兴亡”的朋友给予注意。
但冯道不是个简单人物。因此，关于“事当务实”，还值得继续分析。
洛阳市民痛责兵痞
且说李从珂。这位凤翔镇的藩王，在众位不知廉耻的宰辅和大臣的拥戴中当了后唐的新任也是最后一任皇上，史称“末帝”。他改元当年为清泰元年，故史家也称之为“清泰帝”。
当初李从厚赏赐将士对付李从珂，李从珂也同样赏赐将士对付李从厚。
李从厚的洛阳兵没有打到凤翔，李从珂的凤翔兵却打下了洛阳。
李从珂当初就对凤翔将士们许诺：等到攻克洛阳，每人赏银一百贯。
但攻克洛阳后，却找不到这么多的钱财赏赐将士。
李从珂召来执政官，对他们说：“军不可不赏，人不可不恤，今将奈何？”军队不能不赏赐，百姓不能不体恤，这事怎么办好？
执政官无奈之下提出建议：可据房屋来筹措，不论士庶自己居住或是租赁居住，必须预先上缴五个月的租金。李从珂同意。但即使如此，财务官们也总共才收上来六万。李从珂大怒，把输送财货不得力的财政官员都关进大狱，在临时军管中，督促各级财政官员继续到民间搜敛钱财，不然，他无法完成给凤翔兵的承诺。而无法兑现承诺，凤翔兵要是闹起来，可不是耍的。这样一来，财务官和京师士庶有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上吊、投井的很多。但凤翔兵们在大街上游荡，都有一种得意之色。洛阳有胆大的市民就聚在一起，指责这些兵痞道：“汝曹为主力战，立功良苦，反使我辈鞭胸杖背，出财为赏，汝曹犹扬扬自得，独不愧天地乎！”
你们这帮家伙，为皇上玩命打仗，立功也确实不容易；但你们打仗，反而让我们老百姓挨鞭子、受棍杖，还要我们出钱给你们做赏金！你们这帮家伙，还扬扬自得！上有天，下有地，难道你们就不知愧对吗？
这是整个五代史上，士庶自发地起来“维权”的一次义举。史料中没有留下兵痞们的反应，应该是没有过激行为。
我很看重此一记录简略的“维权”事件。
国库已被李从厚赏赐将士分光，李从珂有点着急，赶紧从宫禁中搜索仓库旧藏和各州道的贡献，最后，太后、太妃也都将自家的“器服簪珥”（日用器物、名贵服装、各种饰物等）贡献出来，作价后，也不过二十万贯，勉强够赏赐两千人左右。按当时最低数值，李从珂需要五十万贯。
李从珂召见当时的枢密直学士李专美，责备他道：“你是以才干闻名的人。但事到临头，却不能为我谋划做好这件事！你留着那些才干准备往哪里用？”
李专美谢罪说：“为臣很是驽劣蠢笨，陛下提拔任用我太快了，我这官做得过分。但是军赏不足，这还真不是臣的责任。此事我很认真想过。多年来，藩帅们赏赐很频繁，几乎成为流行风尚，士兵们因此而骄纵。后来随着国家用度太多，修建陵墓啊、出征打仗啊，这些都导致国家储备越来越枯竭。这样即使有无尽之财物，也不能满足骄卒之心思。所以陛下在国家危困时，才拱手而得天下。如果李从厚等人没有这样的弊政，陛下您得天下要麻烦得多。说起国家存亡，实在是不能专靠赏赐，而在于修治法度，建立纪纲。要靠制度管理。陛下如不改前朝覆亡的老路，臣担心只能困扰百姓，国家存亡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