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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伐石敬瑭的晋安大战时，范延光作为招讨使之一，受诏带领部下将士两万余人屯驻辽州（今属山西左权），当时赵德钧已经心生异志，要求范延光的部众与他的卢龙兵合为一处。范延光以他的政治智慧，看出了赵德钧其心叵测，很可能是聚兵一处后，以此壮大自家声势，加重向契丹投降的砝码。于是，他出于警惕，上表称他所带领的天雄将士已经进入贼境，无法再南行数百里与赵德钧会合。于是赵德钧的这个谋略没有成功。但范延光也有自保的一面，在救助晋安大寨时，他并不积极，这也是事实。
人的复杂性在范延光这里也可以看到。他跟契丹打了多年的阵仗，所以李从珂之后，他虽然表面“臣服”石敬瑭，但骨子里还是有中原情结，想想李嗣源时代的“光荣”，他怎么也不愿意为契丹的“儿皇帝”效忠，何况，他那神秘的肚脐眼儿里还钻进过一条“龙蛇”。
范延光特别信任的一个左都押衙（略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副主任）名叫孙锐的，特别专横，他看到藩府有些准备呈给朝廷的奏章，觉得有不如意处，竟敢当着范延光的面撕碎扔地上。有一次范延光生病，这位左都押衙就纠集了几位同党聚谋，逼迫范延光造反。这又是五代时屡见不鲜的“权反在下”的“阴谋推戴”。范延光想起从肚脐里钻进来的那条“龙蛇”，觉得也许正是上天给他的难得机缘，没有怎么犹豫，就答应下来。
范延光初期无非是“聚卒缮兵，悉召巡内刺史集魏州”，将士卒聚集起来，修缮甲兵，将全部辖境的刺史级别的官员都集中到魏州大本营，史称“将作乱”。节度使管辖范围大小不一，从几个州到几十个州不等。但节度使的治所，一般也在辖区某州之内。州，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行政单位，节度使管辖，略相当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单位。节度使下属各州，一般安排刺史管理。故所谓“召巡内刺史”，略相当于省长召集全省各地级市市长。
这类举动，动静比较大。
所以范延光“将要”作乱，还没有作乱，石敬瑭就有了感觉。
纷繁杂乱的后晋帝国
石敬瑭正在谋划迁都到汴梁。谋臣桑维翰就对石敬瑭说：“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乃是水陆两道的大都会，物资和财用都很富饶。现在范延光谋反迹象已经显露，大梁距离他所在的魏州不过十个驿站那么远，他那边若有变故，朝廷大军很快就可到达，如俗话所说‘迅雷不及掩耳’一般！主上不必担忧！”
石敬瑭于是下诏，托辞说洛阳漕运不足，要东巡汴州。为了暂时稳住范延光，石敬瑭还给他加官晋爵为清郡王。
但范延光并不为此而停止运动。他很清楚“东巡”是怎么回事。当初李嗣源不就是“东巡”，灭了朱守殷吗！那活儿，还是我范延光干的呢！现在你石敬瑭又来“东巡”，谁不知道谁啊？
范延光的“反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出来了，不断有人到朝廷检举揭发他的谋反行径。有人报告说范延光甚至渡过黄河，焚烧了黄河南岸的草市。石敬瑭闻讯很吃惊，但他毕竟老谋深算，暗暗布置了各路将士开始为围剿做准备。
双方都没有下战书，但就像安排好了的一样，各自都在按照战争的逻辑运行。石敬瑭布局的时候，范延光也在布局。他派出大将冯晖为前敌总司令，孙锐为兵马都监，率领步军、骑兵两万人，循河西抵达黎阳口（今属河南浚县），并越过了胡梁渡。此地已经进入河南地界，兵锋直指大梁。
石敬瑭以杨光远为魏府四面都部署，讨伐魏博前敌总指挥，张从宾为副部署兼诸军都虞侯，昭义节度使高行周带领本部军马驻屯相州（今河南安阳），为魏府西面都部署，相当于魏博前线总预备队司令。
让石敬瑭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临时任命的前敌副总指挥张从宾，却没有听从他的号令，反而被范延光招降，与魏博合兵一处，一道来反石敬瑭。而且他一旦反起来，更加心狠手辣，很快就攻下洛阳。石敬瑭的两个儿子，一个在河阳正做着节度使，一个在洛阳正做着东都留守（因为石敬瑭东巡，洛阳需要有人留守，而当时汴梁还没有正式成为首都，所以，与长安西京对称，洛阳还被称为东都。以后汴梁成为东京之后，洛阳改称西京），都被张从宾杀害。同时，张从宾又安排他人来充当节度使和东都留守，甚至还调动洛阳内库的钱帛用来犒赏将士，当时的留守官不想给他仓库的钥匙，也被杀害。然后张从宾挥兵东进，直奔石敬瑭所在的临时都城汴梁而来。
张从宾将一场战事搅合得惊险迭出。石敬瑭匆匆忙忙地重新调度中原藩镇各路诸侯前来勤王。诏书频频颁下，当时充任奉国都指挥使的侯益，被指派为率领五千禁兵，与朝廷大臣杜重威会合去征讨张从宾；又诏宣徽使刘处让，从黎阳分兵，也去讨伐张从宾。石敬瑭要灭张从宾，志在必得，一面又要顾及魏博的范延光，以及范延光派出的冯晖和孙锐。
当时的往来军书在汴梁城中出出进进，秘书们有了从未有过的纷繁杂乱，随从石敬瑭在大梁的官员一个个都有了惊恐；后晋帝国从未有过如此的纷繁杂乱，险象环生！但这时候，老臣桑维翰不惊，只见他坐镇政事堂，从容草拟文件、批复文件，布置军事，神色自若，一副指挥若定的样子。甚至连接待、应对宾客，也不改往日的礼节规范，该戴帽子戴帽子，该换礼服换礼服，一切如常。众人见宰辅如是，略略镇定下来。
他之所以如此镇定，事实上是心中有契丹。他知道，只要契丹在，就没有事。桑维翰是铁了心“爱”着契丹的中原名相。他的智慧和定力，都由契丹而来。他自认为已经把天下大势看清楚了。
石敬瑭的不安
杨光远正在对付范延光派出的两员大将冯晖、孙锐。
在一个叫六明镇（今属河南滑县）的地方，杨光远施用了一个计谋，引诱他俩渡河。这俩将军不知就里，就渡河。杨光远趁他们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发起冲锋。河水不深，军士们涉水而战，杨光远部士气正旺，一举获胜，将魏博兵一战溺杀三千多人。冯晖等率余众退回魏博。
杜重威与侯益引兵至汜水，一战擒杀张从宾万余人。张从宾逃跑，乘马渡河时，被追兵挤到河里，溺死。抓获张从宾的党羽多人，送到大梁，斩首、灭族。
张从宾乃是历史上的“佞人”，此人有些邪痞之处。石敬瑭践祚之初，到汴梁巡视，留下张从宾负责洛阳京师的治安。在洛阳著名的天津桥上，碰到了当朝御史。张从宾带着巡警一百多人，在桥上不分路，占满了桥面直行。结果御史大夫无处可躲，生生被巡警挤下桥去淹死。等到石敬瑭回来后，他解释说，是御史酒醉失足。他就是这么“凶傲”。但这一次在汜水之上，他也被挤到水下而死。天理昭昭，故实仿佛一个首尾圆满的“现世报”。
战场形势迅速发生变化，范延光大势已去。史称“范延光知事不济”。但此人与无数的庸人一样：总是在倒霉的时候放出昏招。他的昏招就是：我投降，但我投降得有个理由，我的理由就是，当初我不想造反，是孙锐怂恿我造反的，现在我杀孙锐、灭他全族，这样可以原谅我了吧？
他将孙锐全家悉数杀灭，孙氏府邸一片血腥。
然后，他通过杨光远给石敬瑭上表，史称“待罪”，等待皇上发落。
杨光远将这个消息报告给朝廷。这时又传来了范延光辖境内多位刺史投诚或准备逃跑的消息。石敬瑭认为魏博已经树倒猢狲散，朝廷胜利在望，不接受范延光的降表，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范延光倚为心腹的大将冯晖假称要与杨光远决战，率军出城，却在阵前投降了杨光远。石敬瑭闻讯大喜，很快任命冯晖为一方节度使。杨光远告诉石敬瑭：魏博城中范延光已经粮食用尽，这位末路藩帅已经无计可施。
但就在时光一天天挨下去的日子里，石敬瑭才发现：这个魏博城，原来并不好攻克！算算时间，已经过了一年多，魏博还是没有被攻下。范延光凝聚起求生意志，殚精竭虑，还是一员像样的将军。而朝廷此时已经因为兴师过久，天下疲敝。而远在湖湘的安从进也在酝酿反叛。他如果与范延光联手，事情还真是麻烦。后晋帝国建国不久，百废待兴，一个魏博牵扯了这么久，石敬瑭渐渐有了不安。他有点后悔当初没有接受范延光的请降。
杀母的逆子
石敬瑭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派出了内廷供职的宦者朱宪，作为皇家特使进入魏博城，告谕范延光，答应调他镇守大藩，并起誓说：“如果你投降后，还杀你，大太阳在上，我石敬瑭不能享有国家！”
随后，又派宣徽南院使再次进城告谕。
此际范延光也知道，不降，都玩了命，魏博肯定没有希望，何况，早已粮草不继，又无外援。于是对部下说：“主上看重信用，说我不死，我就一定不会死！”
说罢，他也做姿态：撤销城中守备，投降。
石敬瑭果然不失信，首先颁发大赦令，然后调任他为天平（今山东东平）节度使，并赐“铁券”。这个“铁券”乃是一种契约，由后晋朝廷与范延光立约，表示此生此世后晋朝廷不杀范延光此人。
范延光的老部下也跟随他一道，获得大赦。
但魏博军中有一个行军司马（略相当于省军区参谋长）名叫李彦珣，此人获得大赦，引起了争议。
李彦珣当初在乡里时，就不愿意赡养父母。在范延光麾下，提为步军都监（相当于步军副司令）。反叛朝廷时，他曾负责城防。杨光远围城，到乡下召来李彦珣的母亲，推到城下，试图以老母要挟李彦珣投降。但这个逆子居然引弓射杀了自己的母亲。这等人物投降石敬瑭后，也被封为一个州的刺史。石敬瑭的朝廷无论怎样不正当、不合理、不合法，但就人伦大义言，还是有人不愿意看到杀母的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