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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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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时,妾父已经死于乱兵,那时,我还记得,我们都趴在老爸的尸体上哭过。妾已经没有父亲。现在这是哪儿来的乡巴佬玩这个诈伪的把戏?”

不认也罢,她还派人到宫门口去鞭打自己的亲爹,硬把老头儿赶走了。

李存勖好演艺,知道这桩事后,就编排脚本,宫中闲暇时,跟儿子李继岌玩“情景再现”。他自己找了个破药篓子背着,让儿子李继岌戴了个破帽子跟在后面,假扮刘皇后的父亲行医。刘皇后正在午睡,醒来看到爷俩这一身打扮进入内室,问这是咋回事,李继岌按照脚本回答:“俺乃是刘衙推,来找俺的女儿啊!”“衙推”,本来是指各节度使、团练使属下的小吏,但五代以来以此称从事医卜星相行业的人。刘皇后一听大怒,给了儿子一顿鞭子。

但是大玩家李存勖还算喜欢她,有大臣就揣摩上意,请求册立她做了皇后。

做了皇后,她不改寒贱时的作风:好兴利聚财。她有时会指使下人去做生意,买卖过柴禾、水果,甚至堂而皇之地以“皇后”的名义做生意。

人有贡奉给皇室的东西,她先占有。按规定,接受地方贡奉应该有回报,她啥都不给。没事就写个佛经之类的给尼姑、法师,其他颁赐,一概没有。

庄宗李存勖被颠覆,混乱之际,需要内府出财帛犒赏军人,要皇室奉献,刘皇后吝啬,内库使根本调不动皇室,最后刘皇后只拿出两只银盆犒军。军人得不到犒赏,也没有啥积极性,李存勖没有了最后的依托力量,导致在军人作乱中被杀。李存勖遭遇颠覆,刘皇后的“吝赏”肯定不是唯一原因,但却是原因之一。李存勖优待优伶,也是将士离心的原因。

李存勖称帝之前和之后,几乎判若两人。之前,那是能征惯战的将军;之后,那是纵情演艺事业,不懂体恤民情,管理失控的昏君。所以才会让石敬瑭觑见帝国破绽,让李嗣源得了后唐天下。

李嗣源进入京师后,令各路诸侯访求李克用诸子,也即诸王。但他并没有要杀害诸王的意思。他的手下大臣安重诲等,私下谋划道:“现在咱这个殿下,正在监国,处理先帝丧事,咱们应该早点安排诸王,以此来统一人心。但殿下性慈,咱抓了诸王,不可以告诉他。”

于是,安重诲等人抓了诸王直接就杀了。这事一直到一个多月后,李嗣源才听说。但他知道一切无可挽回,只有痛切地叱责安重诲等人一通,自己却暗暗伤惜很久,不能平静。

刘皇后在战乱中,带上价值连城的四条犀带,还有一囊黄金,找到年轻的申王李存渥,准备逃往太原。那里有当初李存勖的战将李彦超镇守。

一路上,这位刘皇后开始和李存渥乱伦,通奸,史称“同箦而寝”,在一块炕席上睡觉。

李存渥到了太原之后,李彦超已经心向李嗣源了,所以不接纳李存勖的各位皇子。结果李存渥被下人所杀。李彦超不敢杀刘皇后,但也没有安顿她,刘皇后自己在太原出家为尼。

但李嗣源已经听说了刘皇后的种种丑闻,史称“明宗闻其秽,即令自杀”,明宗李嗣源听说这个女人太肮脏了,当即令她自杀,给她留了全尸。





“法乳汤”与“同阿饼”


李嗣源也鼓励权贵们能体会民生之艰,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这个世界上喜欢过奢侈生活的人多,喜欢过简朴生活的人少。但简朴而又合理的生活才是符合天道,事实上也符合人性的。奢华,尤其是那种过度的奢华,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虚荣作怪。李嗣源没有这种虚荣心。考三千年史,帝王出于虚荣,追求奢靡生活,看来看去,处处透露着小家子气;相反,那些出于天性而不是刻意表演简朴的帝王,反而有一股直通哲学终极意义的大气。给大树都包上绸缎,给城墙都铺上锦绫,吃饭时上一百多道菜,乘个辇还用黄金装饰,诸如此类,好玩吗?反而透露着颟顸可笑的土鳖习气。简朴,在李嗣源那里,似乎就是一种天性,犹如在赵匡胤那里就是一种天性一样。世俗的奢靡,对参透人间真相、明了天道秘密的俊秀人物而言,不构成诱惑。

李嗣源在藩镇时,待客有一种东西叫“法乳汤”。他召集幕属论事,每人案前就奉上半盏(还不是一盏)“法乳汤”。这是用酒罂浸过小米然后煮熟了的饮料,略相当于米酒。

他平时爱吃的东西也简单,有一种叫“同阿饼”。

估计这玩意儿有点像京津一带的面食“懒龙”。但“懒龙”的做法是,发面,擀薄,放上肉馅,卷成长条形蒸,熟后切块。“同阿饼”的做法,则是碎肉与面掺和,团成胳膊那么粗的一溜,然后刀截成一片片二寸厚的圆饼状,蒸食。

他的大臣也大多很简朴。冯道,生活就不算奢侈。更有个宰相叫李愚,生病时,李嗣源派出近臣去探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李愚家里四壁几乎没有啥装饰,病床之上也不过就是一条破旧的毯子。这里看不到官宦之家的雕梁画栋,锦衣玉食。李嗣源听到汇报后,很感动,下诏赏赐李愚绢一百匹,钱十万,还给了他床上的铺陈之物,比较讲究点的东西共十三件。

说李愚“廉介”,而不是“廉洁”,是有原因的。“廉洁”,不过是清廉;“廉介”,则是清廉加耿介。耿介,就是正直,就是恪守君子之道。李愚,是乱世中难得的耿介清廉之人,值得在此特别表彰。

李愚在大唐末年中了进士,天下大乱时,客居西北,在地方藩帅麾下做幕僚。他看到天子蒙难,就多次给藩帅上书,要求举义兵“勤王”。信写得慷慨激昂:“我常常读书,读到史上父子君臣之间,有伤教化害礼义的故实,恨不得将这类败坏世风之人杀死并陈尸于市!……”这个意见今天来看,当然问题重重,但在乱世中,也不失为一种“耿介”。

藩帅不能用他的意见,他就坚决辞别,不干了。

后梁皇上听说了李愚的大名,知道他学问、操行都不错,就召他来担任左拾遗(谏官),并充当崇政院直学士(秘书)。当时后梁的衡王朱友谅位尊身贵,一些有权势的大人物见了他都要行跪拜礼,但李愚见朱友谅,不过行拱手礼。后梁皇帝听说后责备他:“衡王朱友谅是我哥,我见了他都要跪拜,你却行拱手礼,这样合适吗?嗯?”李愚答道:“陛下您是以本家人的礼数来见衡王,他是您长兄,您向他跪拜算是应该的。其他人都不过是陛下的家臣。而我,和衡王素无来往,没有礼节上的什么规定,不想因此而妄有所屈。”

后梁皇上看着这位“耿介”的读书人,也一时没有办法,最后就以“抗直”(固执抗命)的罪名,罢了他的左拾遗,让他到地方上去做了观察判官。

李愚是后唐最重要的大臣,在李嗣源之后,没有得到重用。

李嗣源对于敢于直言上书、讨论政事的大臣,总是给予鼓励和表彰。他不怎么喜欢听奉承话,因为他知道下属的各类阿谀奉承,实在说,没啥意思。他就主动约束自己的各类欲望,常召文武百官“极言时政得失”,要大臣们将国家优劣现状真实地反映给他,他接纳臣下忠谏,在位七年,从未杀过一个谏官。

李嗣源对民生尤其关心。他曾下令天下诸道均平民间田税,准许民间自铸农具或杂件(唐末和后梁是禁止民间铸造的),还开放酒禁,许百姓造酒。这样,就等于取消了国家对盐铁业和造酒业的专营垄断。这是汉代以来儒学倡导的一种经济模式,相当于放开了民营经济。在“崇本抑末”“与民争利”相沿成习的国家惯性中,李嗣源做了一次不俗的努力。此事在中国历来经济展开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案例,但还很少看到经济史学家瞩目于这类案例。

他到民间视察时,有一次看到田间有农民父子三人挽犁耕田,因为这一家人太贫困,没有耕牛。于是,他做出了特殊的安抚。史称“帝悯之,赐耕牛三头”。又有一次,他到龙门(今河南洛阳)视察,看民夫修伊水的石堰,很辛苦,就颁赏给了民夫酒食。几天后,有关部门上奏说:“这些民夫的服役期十五日已满,但活儿还没有干完,请延长五天。”李嗣源回答:“现在天寒,不宜延时;更不可以失信于民。”于是,宁肯留下“烂尾工程”,徭役中止。这正是孔夫子“民无信不立”的儒学思想治理模式。历朝历代能做到这一步的帝王也不多见。

但他有一个政治“败笔”,这事与后来的西夏有关。





“定难军”暗藏隐患


大宋帝国享国319年,西夏是仅次于蒙元、金人和契丹的地缘之敌。它困扰了北宋几十年,消耗了北宋大部元气。而这事的肇始,在李嗣源。

李嗣源时,定难节度使(治所在陕西靖边)党项族人李仁福去世。不久,定难军的将士拥立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为“留后”,也即在朝廷正式诏命之前,暂时代理定难军的节度使。

所谓“定难”,是唐代在西北边境设置的要塞。要塞称为“军”,定难军、天雄军、天平军等等,都是临时设置的军事要塞。大一点的军事要塞也即战区,辖境可达数十州,史称“藩镇”。镇守这些藩镇也即军事要塞的将军,一般要由朝廷授权,授予节钺,故称之为“节度使”。节度使与刺史、防御使、观察使、团练使意思相近,但只有节度使是被授予节钺的,权力或荣誉要大于刺史等。定难军很长时间里由党项人控制,但接受朝廷节制。

唐代以来的节度使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特点,唐以来的节度使,本来是军职,是藩帅,但久而久之,这些藩帅们也同时掌管了辖境内的政府事务,司法、财务、教育等,统归于藩镇大权之下。故节度使,事实上是军政两吃的地方大员。这样的节度使,全国有十几个“合法”的;不合法的就更多。他们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兼省军区司令。

第二个特点,大部分节度使,在镇守地方较长时间后,获得了“独立王国”的优势。这个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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